在19世紀和20世紀，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撻伐現代物質主義，反對缺少靈魂的資本主義，也指責官僚製國家大而無當。這些宗教都承諾，隻要給它們一個機會，就能掃除所有現代性的弊病，並根據其信條當中永恒的精神價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係。現在，它們有過好幾次機會，但如果說現代經濟就像一棟大樓，那麼宗教對它唯一的改變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頂裝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衛之星或“唵”的標誌。
就像前麵提過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經濟方麵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宗教學者長期練習重新詮釋文本的技巧，最後反而讓宗教與實用越來越遠。不管哈梅內伊選擇了哪種經濟政策，都一定能夠從伊斯蘭教經典裏找到選擇的理由。但這種做法等於讓伊斯蘭教經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視為真正的知識來源，而隻是為了顯示它的權威性。麵對經濟困境，需要先讀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幫助你進一步理解經濟體係，用新的觀點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直到找到答案，你才會仔細閱讀伊斯蘭教經典，希望能找到某個篇章，隻要詮釋的時候發揮足夠的想象力，就能用來支持你從哈耶克或馬克思那裏得到的解決方案。總之，隻要你是一個優秀的伊斯蘭教經典學者，就一定能從經文裏找到支持的說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會主義，也可能支持資本主義，而且雖然耶穌說的某些內容與共產主義相似，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者還是繼續讀著“登山寶訓”而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總之，就是沒有“基督教經濟學”“伊斯蘭教經濟學”“印度教經濟學”這樣的東西。
並不是說《聖經》、《吠陀經》、伊斯蘭教經典裏沒有任何經濟觀點，隻是那些概念可能已過時。聖雄甘地讀了《吠陀經》之後，理想中的獨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許多自給自足的農業社群，各自紡著自己的印度手工織布，出口量不大，進口量更少。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裏，他用雙手紡織棉花，於是紡織機輪子這個不起眼的標誌成了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象征。[1]sup>然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觀點實在無法貼合現代經濟學現實，因此現在隻剩下甘地的肖像，繼續在幾十億張印度盧比鈔票上微笑。
今天，現代經濟理論之所以比傳統宗教教條更實用，是因為即使表麵上是宗教衝突的事件，也能用經濟理論來解釋，但沒有人想反過來用宗教理論解釋經濟事件。舉例來說，有人會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是由階級衝突引起的。由於曆史上的各種意外，北愛爾蘭的上層階級主要是新教徒，下層階級則主要是天主教徒。因此，乍看這場衝突似乎是關於基督本質的神學之爭，實際上則是典型的貧富鬥爭。但相對地，關於20世紀70年代南美共產黨遊擊隊和資本家地主之間的衝突，大概很少有人會說實際上這是由於對基督教神學更深層次的分歧所致。
當麵對21世紀的重大問題時，宗教能做些什麼？舉例來說，該不該讓人工智能有權決定人們的生活？例如，該讀什麼專業、在哪裏工作、和誰結婚。在這個問題上，伊斯蘭教的立場是什麼？猶太教的立場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會有伊斯蘭教或猶太教的立場之別，人類大概隻會分成兩大陣營：一派讚成讓人工智能擁有這些重要權力，另一派則反對。很有可能兩派中都各自會有穆斯林和猶太人，也各自會從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經典裏麵找出經文，再運用想象力來詮釋、支持自己的立場。
當然，宗教團體也可能在特定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看法，再把這些看法說成是既神聖又永恒的教條。在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的神學家就曾提出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理論，讓耶穌變得有點兒像切·格瓦拉。同樣，在關於全球變暖的辯論中經常有人會召喚耶穌，把政治立場裝扮得像是永恒的宗教定律。
這是已經開始發生的事。某些美國福音派牧師，就在布道詞裏呼籲反對環境法規，並表示如果人們不這麼做就會在地獄中遭受火刑。教皇方濟各更是以耶穌之名，帶頭否定全球變暖［正如他的第二篇教皇通諭《願上主受讚頌》（Laudato si）所示］。[2]sup>所以或許到2070年，對環境議題的看法，完全取決於你是一個福音派教徒還是一個天主教徒。毋庸置疑，福音派肯定會反對設定任何碳排放上限，天主教徒則相信耶穌讓我們推行環保。
可能就連人們開的車也會不同。福音派開的會是氣派耗油的SUV（運動型多用途車），虔誠的天主教徒則會開流線時髦的電動車，後麵保險杠的貼紙上還寫著：“讓地球燃燒，就等著在地獄燃燒！”雖然他們都可能引用《聖經》來捍衛自己的立場，但分歧的真正根源在於現代科學理論和政治運動，而非《聖經》。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政策爭議也派不上什麼用場。
身份認同問題：沙地上不可跨越的那條線
批評宗教隻是虛飾的外表、背後是科技和經濟強大的力量，有些誇張了。雖然伊斯蘭教、印度教或基督教在現代經濟這棟大樓上隻能說是裝飾，但民眾往往認同的就是這個裝飾，而民眾的認同又是曆史上極為重要的力量。人類的力量需要群眾合作，群眾合作又需要先打造群眾的身份認同，而且所有群眾的身份認同都以虛構的故事為基礎，而不是以科學事實或經濟必需品為根基。即便到了21世紀，要把人類分成猶太人或穆斯林、俄羅斯人或波蘭人，靠的也是宗教神話。納粹曾經嚐試用科學將人類分為不同的種族和階級，但已經被證明那隻是危險的偽科學。在那之後，科學界一直很不願意再協助找出人類究竟有什麼“自然”的身份定義。
所以到了21世紀，雖然宗教無法帶來雨水，無法醫治疾病，也無法製造炸彈，但能用來判斷誰是“我們”，誰又是“他們”，哪些是我們該醫治的目標，哪些又是我們該轟炸的對象。如前所述，不管是什葉派的伊朗、遜尼派的沙特阿拉伯，還是猶太教的以色列，實際上的差異都不大，都是官僚組織的民族國家，多少都奉行資本主義政策，都讓兒童接種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也都靠化學家和物理學家製造炸彈，沒有什葉派官僚組織、遜尼派資本主義或猶太教物理學這種玩意兒。所以，到底是什麼讓人們覺得自己有特殊之處，願意忠於某個人類部落，而且還要敵視另一個部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