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他以艱苦卓絕的精神，所追求的“三不朽”事業。他做人“躬自實行”，嚴於律己，恪守“起早”二字，並終其一生以貫之。製定“課程十二條”，時時自省，“戎馬倥傯之間，讀書為學不倦”，“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有恒”。蘇軾有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曾國藩當屬後者。蔣介石也十分讚賞他這種“打脫牙和血吞”的堅忍沉毅，認為“這是曾氏的偉大，也是他成功的要訣”。梁啟超曾盛讚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然而，由於北上剿撚的失敗、處理天津教案事件的不力，晚年的曾國藩招致朝野上下非議，他遺憾頗多，鬱鬱寡歡，兼以多年戰爭的摧殘，很快就精衰力竭了。
曾國藩逝世後，光緒二年（1876），由光緒帝親自下詔，曾國藩的門人李瀚章編纂、李鴻章校勘，編刻了傳忠書局版的《曾文正公全集》。該全集的參校人員達到三十三位，其中包括李宗羲、彭玉麟、沈葆楨、丁日昌、劉秉璋、俞樾、李元度、郭崑燾、薛福成、梅啟照、吳汝綸、黎庶昌、王闓運等，這些人物大都是曾國藩的門徒或朋友，與其關係密切，深得其精神要旨。這一版本因編校團隊陣容強大、聲望顯著，編輯嚴謹、點校精妙而流傳甚廣。湖南長沙傳忠書局是一家“紳辦官助書局”，當時專為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開辦，也因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聞名於世。《曾文正公全集》刊刻完成後，傳忠書局又延續了十四年之久，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由於業務減少而被合並。
《曾文正公全集》包含《首卷》一卷、《奏稿》三十卷、《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經史百家簡編》兩卷、《鳴原堂論文》兩卷、《詩集》四卷、《文集》四卷、《書劄》三十三卷、《批牘》六卷、《雜著》四卷、《求闕齋讀書錄》十卷、《求闕齋日記類鈔》兩卷、《年譜》十二卷：
（一）《首卷》包含《上諭》《諭賜祭文》《禦製碑文》《國史本傳》《神道碑》《墓誌銘》等。在《上諭》中，清廷蓋棺定論，評價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國史本傳》詳述了曾國藩從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進京為官到同治十一年（1872）逝於兩江總督任上的功績，認為他“器識過人，盡瘁報國”“忠誠克效，功德在民”。
曾國藩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他以艱苦卓絕的精神，所追求的“三不朽”事業。他做人“躬自實行”，嚴於律己，恪守“起早”二字，並終其一生以貫之。製定“課程十二條”，時時自省，“戎馬倥傯之間，讀書為學不倦”，“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有恒”。蘇軾有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曾國藩當屬後者。蔣介石也十分讚賞他這種“打脫牙和血吞”的堅忍沉毅，認為“這是曾氏的偉大，也是他成功的要訣”。梁啟超曾盛讚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然而，由於北上剿撚的失敗、處理天津教案事件的不力，晚年的曾國藩招致朝野上下非議，他遺憾頗多，鬱鬱寡歡，兼以多年戰爭的摧殘，很快就精衰力竭了。
曾國藩逝世後，光緒二年（1876），由光緒帝親自下詔，曾國藩的門人李瀚章編纂、李鴻章校勘，編刻了傳忠書局版的《曾文正公全集》。該全集的參校人員達到三十三位，其中包括李宗羲、彭玉麟、沈葆楨、丁日昌、劉秉璋、俞樾、李元度、郭崑燾、薛福成、梅啟照、吳汝綸、黎庶昌、王闓運等，這些人物大都是曾國藩的門徒或朋友，與其關係密切，深得其精神要旨。這一版本因編校團隊陣容強大、聲望顯著，編輯嚴謹、點校精妙而流傳甚廣。湖南長沙傳忠書局是一家“紳辦官助書局”，當時專為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開辦，也因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聞名於世。《曾文正公全集》刊刻完成後，傳忠書局又延續了十四年之久，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由於業務減少而被合並。
《曾文正公全集》包含《首卷》一卷、《奏稿》三十卷、《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經史百家簡編》兩卷、《鳴原堂論文》兩卷、《詩集》四卷、《文集》四卷、《書劄》三十三卷、《批牘》六卷、《雜著》四卷、《求闕齋讀書錄》十卷、《求闕齋日記類鈔》兩卷、《年譜》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