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卷》包含《上諭》《諭賜祭文》《禦製碑文》《國史本傳》《神道碑》《墓誌銘》等。在《上諭》中，清廷蓋棺定論，評價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國史本傳》詳述了曾國藩從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進京為官到同治十一年（1872）逝於兩江總督任上的功績，認為他“器識過人，盡瘁報國”“忠誠克效，功德在民”。
（二）《奏稿》為曾國藩向皇帝所奏陳的折子。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義大禮疏”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折”止，內容涵蓋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北上剿撚、處理天津教案事件以及各項章程奏疏等。奏稿所陳敘事詳盡，細節處動人心魄，頗有畫麵感。“其佳篇傳播人間，士大夫多能舉其詞”。
（三）《十八家詩鈔》是曾國藩編輯的古代詩歌選集。遴選魏晉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六家，唐代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八家，宋代的蘇軾、黃庭堅、陸遊三家，金代元好問一家，共十八家，收錄古、近體詩六千五百九十九首，並對一些詩作做了圈點批注。
（四）《經史百家雜鈔》是曾國藩編纂的一部古文精華集。共分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誌、敘記、典誌、雜記十一類。與之前吳楚材、吳調侯叔侄選編的《古文觀止》比，此選本更能體現選編者的學術主張；與姚鼐主編的《古文辭類篡》相比，此選本更能體現曾國藩對經史類文章的重視。《經史百家雜鈔》在晚清和民國時風行海內，影響極大，被毛澤東稱為“最佳國學入門書”。
（五）《經史百家簡編》是《經史百家雜鈔》的精簡版。曾國藩在序目中有言：“鹹豐十年，餘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以詒沅甫。”又稱：“茲別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是曾國藩為方便自己及弟弟們讀誦而精選的文本。全書繼續沿用《經史百家雜鈔》的分類方式，其中韓愈的文章占了全書的1br4，足見曾國藩對韓愈文章的推崇，“研窮經文，尤好昌黎韓氏之文”。
（六）《鳴原堂論文》是曾國藩選編的漢唐以來的名臣奏疏，共十七篇。曾國藩感於“久困兵間”，弟弟們雪中送炭，皆因“急難而來”。這種兄弟情深，特別像鶺鴒鳥一隻離群其餘皆鳴的情形，故取《詩經》中《常棣》和《小宛》兩詩“鶺鴒”之旨，名其堂為“鳴原堂”，以感念“打仗親兄弟”的手足之情，並擬定為奏疏輯本的名稱。曾國藩對所選奏疏加以“細批詳評”“論述義法”，期望曾國華和曾國荃兩位弟弟能領悟和掌握撰寫奏疏的要旨。
（七）《詩集》即曾國藩自己的詩歌集。分四卷，每卷之前標明了詩歌創作的起止年代。曾國藩所作大多為古體詩和律詩，極少絕句。語言自然樸拙，重在敘事。如：“荷花夏如海，當春垂萬柳。”“寥落音書闊，多疑驛使差。”
（八）《文集》主要是曾國藩寫給同僚的祝壽序文或墓誌銘等。或情感真摯，或文字質樸，不乏可圈可點之處。
（九）《書劄》是曾國藩寫給上級、同僚和朋友的私人信函。在《書劄》中我們看到一個更真實的曾國藩，他時常會和朋友們發牢騷，傾訴困境。《書劄》多處寫到戰爭形勢的危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又言“軍事變幻無常，每日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
（十）《批牘》是曾國藩回複下級官員來文的批示公文。內容涉及官風官德、軍紀軍務、稅務征繳以及洋務交涉、教案處置等問題。
（十一）《雜著》中除了一些應酬之文、歌詞聯語，還收錄了曾國藩製訂的各種告示和條規章程等，這些內容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十二）《求闕齋讀書錄》是曾國藩曆年的讀書劄記。“求闕齋”為其書齋名。“求闕”二字源於他讀《易經》的感悟，他認識到“陰陽相生，一損一益”的自然之理，進而意識到“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的本性，其時他“名位漸顯，而堂上重慶，門祚鼎盛”，“每以盈滿為戒，自名其書舍曰‘求闕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然大道如此，何況人事？讀書錄分經、史、子、集四部，記載了他的研讀心得、考證和校勘等，多有獨到精辟的見解。
（十三）《求闕齋日記類鈔》收錄了曾國藩自鹹豐八年（1858）到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去世時的日記，由曾國藩的同鄉王啟原進行分類編輯。主要分為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頤養、品藻、遊覽十類。為“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字裏行間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