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幹擾同性戀“常態化”的因素過多，“出櫃者”壓力過大。上節強調的中國同性戀並無先天的優越生存環境，今天的同性戀者在生存過程中，麵臨著很多的幹擾因素，致使他們無法正常地以“真麵目”示人。鑒於目前中國大部分的社會公眾對同性戀還是持反對態度的，因而很多同性戀者也都處於社會及自我的隱蔽狀態，並不敢公開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如2009年11月，由雲南大理市政府出資建立的男同性戀酒吧原定在2009年12月4日開業，但由於某些部門的幹涉，媒體的廣泛介入，使得原定想參加這個活動的同性戀者望而卻步，致使這個活動最終流產。2000年1月15日晚，原本“中國彩虹先生大賽”被作為一年一度的世界“同誌先生”大賽的中國選拔賽，最終優勝者將代表中國赴挪威參加該年度2月舉行的世界同誌先生總決賽，眾多媒體雲集在北京雙子座大廈F層，但該活動在即將開始前突然宣布取消。由此，中國同誌“選美”夭折。可能由於經費等方麵的問題(張北川教授沒有公布具體原因)，創辦於1998年，從未公開出版過，但在同性戀者及人權保障推動者心中占據相當地位的《朋友通信》在2010年終刊。曆經12年的歲月，它的創辦者張北川描述創刊及辦刊過程“曾咬緊牙關，麵對風刀霜劍；也曾昂起頭顱，笑看駭浪驚濤”。在分析該刊可以存在的理由時歸結於較為寬容的同性戀生存環境：《朋友通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大背景下，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第一，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使得與性有關的亞文化有了存活、發育和成長的空間。第二，是有關性取向的當代科學與人權理念逐步普及，陳舊的偏見開始被滌蕩，全新的政治原則(政治標準)走上曆史舞台。第三，是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虛擬空間中的信息傳播與人群聚合，為現實社會中不同界別、不同社群的交往和種種發展與努力提供了基礎。第四，是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初步顯現(同性愛社群的組織化活動就是其中之一)。此外，經濟發展帶來的個人收入提升、人口大流動及遷徙和城市化進程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上述因素交錯互動外，還有一個極特殊的因素，即艾滋病的流行。男同性愛社群是艾滋病侵襲的主要人群之一，特定國情中艾滋病對全社會的威脅和危害，同性愛者與異性間的性關係，迫使“主流”人群不得不認真麵對同性愛者遭遇的困境。艾滋病使分裂的人類結合成一體，為應對來自自然界的艾滋病毒的挑戰，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被動員、被投入，進而造成男同性愛社區在政治、文化方麵的活躍和崛起。
2．幹擾同性戀“常態化”的因素過多，“出櫃者”壓力過大。上節強調的中國同性戀並無先天的優越生存環境，今天的同性戀者在生存過程中，麵臨著很多的幹擾因素，致使他們無法正常地以“真麵目”示人。鑒於目前中國大部分的社會公眾對同性戀還是持反對態度的，因而很多同性戀者也都處於社會及自我的隱蔽狀態，並不敢公開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如2009年11月，由雲南大理市政府出資建立的男同性戀酒吧原定在2009年12月4日開業，但由於某些部門的幹涉，媒體的廣泛介入，使得原定想參加這個活動的同性戀者望而卻步，致使這個活動最終流產。2000年1月15日晚，原本“中國彩虹先生大賽”被作為一年一度的世界“同誌先生”大賽的中國選拔賽，最終優勝者將代表中國赴挪威參加該年度2月舉行的世界同誌先生總決賽，眾多媒體雲集在北京雙子座大廈F層，但該活動在即將開始前突然宣布取消。由此，中國同誌“選美”夭折。可能由於經費等方麵的問題(張北川教授沒有公布具體原因)，創辦於1998年，從未公開出版過，但在同性戀者及人權保障推動者心中占據相當地位的《朋友通信》在2010年終刊。曆經12年的歲月，它的創辦者張北川描述創刊及辦刊過程“曾咬緊牙關，麵對風刀霜劍；也曾昂起頭顱，笑看駭浪驚濤”。在分析該刊可以存在的理由時歸結於較為寬容的同性戀生存環境：《朋友通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大背景下，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第一，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使得與性有關的亞文化有了存活、發育和成長的空間。第二，是有關性取向的當代科學與人權理念逐步普及，陳舊的偏見開始被滌蕩，全新的政治原則(政治標準)走上曆史舞台。第三，是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虛擬空間中的信息傳播與人群聚合，為現實社會中不同界別、不同社群的交往和種種發展與努力提供了基礎。第四，是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初步顯現(同性愛社群的組織化活動就是其中之一)。此外，經濟發展帶來的個人收入提升、人口大流動及遷徙和城市化進程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上述因素交錯互動外，還有一個極特殊的因素，即艾滋病的流行。男同性愛社群是艾滋病侵襲的主要人群之一，特定國情中艾滋病對全社會的威脅和危害，同性愛者與異性間的性關係，迫使“主流”人群不得不認真麵對同性愛者遭遇的困境。艾滋病使分裂的人類結合成一體，為應對來自自然界的艾滋病毒的挑戰，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被動員、被投入，進而造成男同性愛社區在政治、文化方麵的活躍和崛起。
筆者從網上資料獲悉，在同性戀群體中，《朋友通信》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國內很多知名的學者也經常為其撰稿，很多同性戀者從其中獲得生活的勇氣，但不管是經費的缺失、組稿的艱難，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抑或是主編後繼無人的乏力，不管怎樣，今天的停刊而並非被發揚光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同性戀的生存困境在這12年中的微小變化。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樣，社會寬容度隨著時代發展是不斷得以提升的，但是否存在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當同性戀者麵臨著“出櫃”或“不出櫃”的選擇時，大部分的同性戀者還是選擇“不出櫃”。至於不出櫃的理由，崔子恩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子恩是活躍的同性戀藝術家，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時，他就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認為，目前社會的寬容度有所提高，但是對同性戀的認識並沒有改變。北京電影學院是中國電影最高學府，但崔子恩說，自己在單位時被視作一個異類。他說：“我不能教書已經很多年了，我是正高職稱，但是待遇卻是副高。收入比其他同事少很多。”他認為，“這和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有很大的關聯”。所以，即便到了現在，同性戀者願意暴露自己身份的人仍然是少數。據2009年39健康網的調查，五成同性戀者不會對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戀：關於會對誰說出自己的同性戀身份，8.5%的人表示不會介意，對所有人都說；29%的人隻會對要好的朋友說；隻有1.3%的同性戀者會對家長說；有11%的同性戀者隻會對陌生人說自己是同性戀；還有50.2%的人不會對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戀。雖然同性戀者的感情和異性戀者的感情是一樣的，沒有任何區別，但麵對巨大的壓力，作為同性戀者，無法向任何人表明自己的真實性傾向，不得不過雙重生活。而當他們對周圍每一個人隱瞞住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時，又覺得非常孤寂，這是同性戀人群的普遍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