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社會》在書的前半部分，著重於談政治製度與經濟形式對於國家與社會的影響，後半部分則借“超級女聲”、“周老虎”、“史上最牛釘子戶”、“中國不高興”等這些中國網民耳熟能詳的事件或現象，將中國社會放置於全球背景下，進行一次GPS式的定位，一些老舊話題被重新放置於作者旁征博引、格局宏大的思想世界中後，重新煥發了別樣的象征意義，表麵看來這些並沒有多少聯係的群體事件和社會、文化現象，如同浮在水麵下的冰塊向一起聚攏，形成了一個讓我們既感到熟悉又覺得有點陌生的世界。
被重新發現的社會是以撕裂的碎片形式呈現於讀者麵前的。這些碎片身上，每處都帶有表情或者情緒，如果尋找共同點，那麼“疼痛”一詞無疑是最合適的。麵對這個被重新發現的社會，我相信很少有讀者會產生發現新大陸那樣的喜悅，相反，很多人會為此感到惶恐，如同發現光潔皮膚下麵掩藏的傷口。但這份被撕碎重組後的社會拚圖，或也會帶給人們一些勇氣。自人類直立行走以來，就一直與愚昧作抗爭，這種抗爭的艱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究竟什麼是愚昧。
人們對於真相與常識近乎饑渴式的追求，是內心對蒙昧之恥覺醒後的外在表現。《重新發現社會》也許並無意啟蒙讀者，但它所提供的龐大信息量和簡單易懂的觀點，或有助於強化讀者對社會形成正確的理解與判斷。
和餘華一起在細雨中呼喊
餘華的《在細雨中呼喊》中，第一段文字便是描述一個少年對雨夜和黑暗的恐懼。在書中，他這樣寫道：“1965年的時候，一個孩子開始了對黑夜不可名狀的恐懼。我回想起了那個細雨飄揚的夜晚，當時我已經睡了，我是那麼地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第一次讀這部作品，我被這樣的句子所吸引，後來和一位朋友談起《在細雨中呼喊》，我說，餘華書中所寫的場景、情感以及主人公的經曆和思想，與我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可能這才是我對此書如此偏愛的主要原因。
推算起來，我到書中主人公年齡段的年份應該是1985年。1965到1985，整整有著20年的差距，可時間是個能把記憶打亂混淆糅合的機器，回望都是一片蒼茫的過去，所以我能夠體會1965年那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少年，他心中對幸福與苦痛、惆悵與彷徨的細密感受。和他一樣，我曾在雨中漫步，在大雨滂沱的街邊守著一個電話亭卻不知道將電話打給誰，踏著自行車在雨中狂奔。在餘華這本由散亂的記憶構成的作品中，我不能清晰記得主人公有沒有在細雨中呼喊，但我知道，呼喊未必是發出聲音的，正如心碎不會出現裂紋。
在沒讀餘華之前，我寫過一些短的隨筆，雨是一個經常出現的詞彙。在童年時對雨是恐懼的，雨不僅為不可捉摸的夜晚增添了許多恐怖氣氛，有雨的白天，也有著一絲讓人難以擺脫的陰鬱和愁苦。我清晰記得童年某一天的清晨，我打開房門，外麵細雨如織，道路布滿泥濘，而我衣裳單薄，鞋子布滿了洞。我擔心穿著這樣的鞋子踩進雨地裏，那些涼滑的泥會蛇一樣冰冷地在我的腳趾間穿行。這樣的記憶在我心中銘刻太深，乃至於到真正成年之前，我對雨都沒有好感。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雨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但可以肯定不是在看了《在細雨中呼喊》之後。坦率地說，我是在餘華的《兄弟》出版後，才對他的其他作品產生興趣的。而《在細雨中呼喊》是唯一一本讓我讀了之後還想再讀的作品——這可能就是閱讀的個人口味或者說閱讀偏見。人們總是喜歡從某個作家的作品中去尋找那些可以與自己靈魂契合的東西。
雨意味著多變的命運與豐富的感受，雨的綿軟與侵略性讓人隻能被動地接受，我不知道這麼說是否可以和餘華達成共識，就像“雨中的命”和“命中的雨”這兩個命題一樣，誰又能說得清呢。
英倫才子阿蘭·德波頓說過，小說在本質上是從詩到散文，從表象到一種實用的、仿佛是手工產品的現實的過渡。《在細雨中呼喊》就是阿蘭所說的那一種小說作品。雖然它有著小說的容貌，但卻實實在在是用散文的結構和語言寫成的，這樣的寫作方式非但沒有削弱小說作品所特有的可讀性，反而因其散漫從容而使全書洋溢著令人願意沉溺其中的氣質。
一位作家一生能有一部為人所記住的作品就足夠了，我覺得《在細雨中呼喊》是我心目中的經典之作，閱讀它，常能感覺到自己和餘華一起在細雨中呼喊。
浮上河麵的巨木
2011年茅盾文學獎開始評獎的時候，和朋友說到，如果哪一天茅盾文學獎有勇氣把獎頒給楊顯惠先生，那才能證明這個獎的價值與勇氣，但至於何時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能將視線投到楊顯惠身上，我和朋友都抱悲觀態度。好在，楊顯惠不是為了文學獎而寫，自《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之後，他最新的一部作品《甘南紀事》於201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推出。
我讀楊顯惠已是他出版著作十年之後，雖然知道他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魅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曾被《新京報》評為年度圖書，也曾有幸與眾友一起在北京現代城邊上的一家餐館裏，與楊顯惠先生品酒談話，但真正開始讀他的作品，又相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有時候好的閱讀就是這樣，也要看際遇的安排。
無法形容第一次讀《夾邊溝記事》時的心情，被拋擲到絕望之地的知識分子，前來尋夫的女子堅持要把丈夫的屍骨帶回家鄉，對於饑餓無比真實的描繪，讓出生於“文革”末期的我讀來如鯁在喉——我們的父輩，原來是這樣活過來的，或者說，那些充滿理想以為新時代真的到來的人，原來是那樣卑微地死去的。在讀完《夾邊溝記事》之後的第二天，緊接著開始讀《定西孤兒院紀事》，書裏那些饑腸轆轆的孩子，要麼一個個餓死，要麼僥幸生存下來，也無不留下慘痛的回憶。我想，中華民族的疼痛史，這兩部書所刻畫的痕跡，應分外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