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作家與豬的故事，我隱約發現了這樣一個規律：每當作家處於生存困境或者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時，豬總會讓他們豁然開朗，找到麵對人生和寫作的方式。豬大概是各種動物中最為卑賤的生命，它們群體龐大，逆來順受，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屠刀時，也頂多不滿地哼哼兩聲。但正如作家們所描寫的那樣，豬也希望能到草地上散散步，能互相之間發生點愛情，對其他動物的壓迫進行反抗……隻是它們的生活被設置好了，失去了這個權利而已。作家寫豬的文字越幽默，我們讀起來就越傷心。很多人因為不喜歡豬，所以連作家寫的這些與豬有關的文字也不願意讀。這樣的人，真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親自養一養豬。
有了甲型H1N1之後，豬和豬肉都不受待見起來。由此可見，丁磊要養優質豬的想法還是值得肯定的。而作家除了養豬之外，要不要也為豬正一下名，讓大家認識到這種為人類作出無限犧牲和奉獻的動物呢？
不要用無趣的方式紀念有趣的小波
200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離世十周年的日子，媒體拉足了架勢要紀念這位與眾不同的作家，臨近4月，與他相關的新聞便一直沒有停止報道過。李銀河擔任名譽主席的“王小波逝世10年紀念活動組委會”發起了“重走小波路”自助遊活動，並將舉行詩文朗誦會和征文活動。廣州美院學生鄭敏創作王小波裸體雕塑欲參展上海國際雕塑年度展遭到王小波家人反對。李銀河稱“王小波著作在美出版獲高度評價”被某評論人質疑，引發了兩人之間關於王小波作品在美影響的爭論。
這些消息的被傳播，的確讓不知道王小波的人對他產生了一定的興趣，讓知道王小波的人，心中更是增添了一份惦念。但真正熱愛王小波的讀者，也許並不會喜歡王小波離世十周年之前的這種輿論氛圍，不應該懷疑種種紀念王小波活動的真誠動機，但需要懷疑的是這種浮躁的、急躁的甚至帶有炒作色彩的紀念方式。如果王小波在天有靈，相信這位具有獨立自由品格的“知識分子”，也不會為活著的人們如此紀念他而感到高興。嘲笑形式、譏諷虛假是他雜文作品的一大特點，在《沉默的大多數》中，他寫道：“時至今日，哪怕你借我個膽子，我也不敢說自己厭惡神聖。我隻敢說我厭惡自己說自己神聖……”可看看這些紀念活動，卻隱約有把王小波往神聖的位置上推的意思。
在《知識分子的不幸》中，王小波說過一句話：“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認為伽利略低頭認罪、拉瓦錫上斷頭台、茨威格服毒自殺、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是不理智的年代。雖然再也不能親臨這個他離開十年的年代並為之定義，但同樣把這個年代稱之為“不理智”卻是再正確不過的。豈止是“不理智”，這個年代還有些瘋狂了呢。在這樣一個略呈癲狂症複發的年代裏，用任何帶有儀式感的活動去紀念一位內心敏感豐富卻又寂寥荒涼的作家，都是荒謬的。自助遊、朗誦會和征文，以及對王小波作品在國外地位的爭論，這些類似於塑造偶像的活動與天性浪漫和骨子裏充滿黑色幽默與荒誕感的王小波是多麼格格不入。
通過這些作家與豬的故事，我隱約發現了這樣一個規律：每當作家處於生存困境或者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時，豬總會讓他們豁然開朗，找到麵對人生和寫作的方式。豬大概是各種動物中最為卑賤的生命，它們群體龐大，逆來順受，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屠刀時，也頂多不滿地哼哼兩聲。但正如作家們所描寫的那樣，豬也希望能到草地上散散步，能互相之間發生點愛情，對其他動物的壓迫進行反抗……隻是它們的生活被設置好了，失去了這個權利而已。作家寫豬的文字越幽默，我們讀起來就越傷心。很多人因為不喜歡豬，所以連作家寫的這些與豬有關的文字也不願意讀。這樣的人，真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親自養一養豬。
有了甲型H1N1之後，豬和豬肉都不受待見起來。由此可見，丁磊要養優質豬的想法還是值得肯定的。而作家除了養豬之外，要不要也為豬正一下名，讓大家認識到這種為人類作出無限犧牲和奉獻的動物呢？
不要用無趣的方式紀念有趣的小波
200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離世十周年的日子，媒體拉足了架勢要紀念這位與眾不同的作家，臨近4月，與他相關的新聞便一直沒有停止報道過。李銀河擔任名譽主席的“王小波逝世10年紀念活動組委會”發起了“重走小波路”自助遊活動，並將舉行詩文朗誦會和征文活動。廣州美院學生鄭敏創作王小波裸體雕塑欲參展上海國際雕塑年度展遭到王小波家人反對。李銀河稱“王小波著作在美出版獲高度評價”被某評論人質疑，引發了兩人之間關於王小波作品在美影響的爭論。
這些消息的被傳播，的確讓不知道王小波的人對他產生了一定的興趣，讓知道王小波的人，心中更是增添了一份惦念。但真正熱愛王小波的讀者，也許並不會喜歡王小波離世十周年之前的這種輿論氛圍，不應該懷疑種種紀念王小波活動的真誠動機，但需要懷疑的是這種浮躁的、急躁的甚至帶有炒作色彩的紀念方式。如果王小波在天有靈，相信這位具有獨立自由品格的“知識分子”，也不會為活著的人們如此紀念他而感到高興。嘲笑形式、譏諷虛假是他雜文作品的一大特點，在《沉默的大多數》中，他寫道：“時至今日，哪怕你借我個膽子，我也不敢說自己厭惡神聖。我隻敢說我厭惡自己說自己神聖……”可看看這些紀念活動，卻隱約有把王小波往神聖的位置上推的意思。
在《知識分子的不幸》中，王小波說過一句話：“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認為伽利略低頭認罪、拉瓦錫上斷頭台、茨威格服毒自殺、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是不理智的年代。雖然再也不能親臨這個他離開十年的年代並為之定義，但同樣把這個年代稱之為“不理智”卻是再正確不過的。豈止是“不理智”，這個年代還有些瘋狂了呢。在這樣一個略呈癲狂症複發的年代裏，用任何帶有儀式感的活動去紀念一位內心敏感豐富卻又寂寥荒涼的作家，都是荒謬的。自助遊、朗誦會和征文，以及對王小波作品在國外地位的爭論，這些類似於塑造偶像的活動與天性浪漫和骨子裏充滿黑色幽默與荒誕感的王小波是多麼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