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 後順治時期，孝莊的政治應對 第4章
後順治過渡時代，在北京城實行過的動作較大的三項臨時措施為：內閣的取消，欽天監天主教的被整肅，大內十三衙門的被取消。有關這三項措施的曆史定位眾說紛紜，筆者僅述其大略。
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順治帝參照明製，將清太宗時建立的“內三院”取消，改製為內閣。大學士改加殿、閣頭銜，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大學士的品級改為正五品，這也是參照明製，怕大學士權力過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製。不過，這時的大學士們大抵兼職於六部，實際上仍與“內三院”時的行政級別大致相仿。
我們在閱讀清史時，必須謹記錢穆先生生前講的一句話：“清室對待漢人，無論其為懷柔或高壓，要之十分防猜。”順治帝一生最崇拜的帝王，仍是大明的洪武大帝。順治帝內閣的組建，全抄襲明太祖朱元璋的運作手法。順治帝又不是明嘉靖帝、萬曆帝那樣的懶皇帝，如此，大清內閣漢大學士們的那一點可憐的票擬權，便被順治帝無上威嚴的君權嚴重地擠壓著。順治十七年五月，順治帝草擬了一個內閣工作製度：“今後各衙門及科道各官本章，俱著於每日午時進奏，候朕披覽，次日發下擬旨，以便詳閱批發。”最要命的是，《順治實錄》中曾記載殿、閣大學士們票擬時的現場實情：在“太和門內擇一便室，令大學士、學士等分班入直，本章或親批，或於上前麵批，若有更改之事，即麵奏更改。”皇帝有什麼想法，殿、閣大學士最好老老實實地把它記錄下來，不準耍任何花招。這正是明太祖時對內閣大學士們提出來的工作守則：做一個勤勤懇懇的機要秘書。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去世之後，鼇拜等輔政大臣以不符合祖製為理由，撤銷了“內閣”，將稱呼改回為先前的“內三院”。但是，這種名稱上的變換，並無政治上的現實意義。康熙初年的“內三院”與順治後期的內閣大學士，在基本職權的行使方麵，並無明顯的差異。內閣與翰林院撤銷後，在“內三院”內分設滿漢大學士、滿洲學士、漢軍學士、漢學士等職務。內秘書院以巴哈納（滿）、金之俊、胡世安為大學士，內國史院以額色赫（滿）、成克鞏、衛周祚為大學士，內弘文院以蔣赫德、李霨為大學士。“設滿、漢大學士等，照尚書、侍郎品級”，即大學士為正二品，這跟多爾袞時期的行政體製頗有幾分的相似。
再談一談康熙四年（1665年）的“湯若望曆獄”，這個案件因為涉及了一位曾經很有權勢的德國人湯若望，一度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
掀起這場軒然大波的，是一個叫楊光先的安徽人，他在公眾的形象，一度以“訟棍”聞名。前明的崇禎帝便以“恣臆幹政”的罪名，把楊光先送到偏遠的邊疆去勞動改造了。但是，楊光先卻利用在邊疆的寂寥時間，自學了一套中原的古老曆法——《大統術》。
明亡清興之後，楊光先從邊疆苦寒之地回到了北京。他對於湯若望等一班外國傳教士，十分看不順眼。例如，湯若望講地球是圓的。楊光先站在傳統的儒學去理解：經書上從來隻聽過“天圓地方”的理論，倘使地球是圓的，那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不都得跌死嗎？如此，楊光先振振有詞地撰文批判湯若望的西洋曆法：“《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球，上下四旁，布列國土，虛懸於太空之內，故有上國人之足心與下國人足心相對之論。”實際上，楊光先的這一番口誅筆伐，很引起了當年的一批讀書人的心底共鳴。
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康熙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楊光先便索性寫了一紙《請誅邪教狀》的請願書，強烈呼籲當時的清政府，嚴懲湯若望這一班信奉天主教的異己分子。
楊光先的出手既狠又準，他羅列了湯若望主管的欽天監，所犯下的三條滔天罪行：第一，“天皇上，曆祚無疆，湯若望隻進二百年曆”，居心叵測，想縮短大清壽命；第二，“選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陰謀險惡，竟敢在風水上做手腳；第三，“曆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奏春氣已應。擅改法度，妄斷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