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卷 開清國母孝莊的輝煌落幕 第4章
事實上，大約在孝莊生命的最後數年，中國數千年封建史便迎來了它最後一個瑰麗動人的大時代，也是有清曆史上具有很大魄力的一個時代——康乾治世。孝莊辛勤澆灌40餘年，終於在有生之年看到大清茁壯成一棵參天的大樹，孝莊是幸運的。
我知道現代人對於“康乾之治”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但是我仍然喜歡它。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在於康熙帝時，他所經營的那個帝國，實為當時地球上疆域最遼闊、人口最眾多、經濟最活潑、國力最強大的大一統帝國。當時，一個旅行者倘使從大清國的東邊大海，走到西部鬱鬱蔥蔥的蔥嶺，南部碧波蕩漾的曾母暗沙，走到北部群山靜謐的外興安嶺，它的總麵積有1300萬平方公裏的範圍。它帶給一個旅行者的卻是一種聖潔處女的、無處不在的美感。那個時代所具有的豐滿、旺盛的生命力確實值得我們後來人去追憶。
對了，有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上麵這段文字中我沒有提到了清朝的文化。它的文化，實際上也是充滿了一種宿命中的憂傷的美感的。
滿洲人自關外進來，他們的文化可以說是一張白紙。當時，前明的所有文化人仍在，他們的元氣仍極度旺盛，於是，這些人便根據自己的學術流派，竭力在新主跟前兜售各自的文化主張。實際上，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後，前朝舊的遺老大師，凋謝略盡。生長於新朝的文章彥秀蓬蓬勃勃，但是，這些人的新瓶之中，裝的仍然是孔孟王道之治的傳統老酒。跟其時波瀾壯闊的西方科技人文的啟蒙運動頗不相幹。
康熙之時代，經過湯若望、安文思、利類思、南懷仁、徐日升、張誠等數代西方傳教士的不懈努力，西方資本主義的啟蒙思想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原本可以獲得一個與成熟的東方儒家文化體係共同生存的機會。遺憾的是，當時的羅馬教廷對待康熙帝的態度卻十分之粗暴，新教宗格勒門十一(Clement XI)針對中國的傳教活動正式發出諭令，禁止用“上帝”一詞稱呼造物主，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康熙帝發怒，從此嚴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中西方文明錯失了一次重要交流的機會。
關於大清帝國，後世的史家喜歡把它分為四個時期：一個是孝莊太後主導的創業期。一個是康熙帝開創的“康乾之治”全盛期。一個是嘉道年間的問題期。最後一個是清朝全麵沒落的衰敗期，這個階段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種相當重要的時期；曆史把清朝的另一個女人葉赫那拉氏·杏貞推到了前台，我們隨後展開的兩本書將要重點談論她；它的年段劃分大致為1840—1911年。
對比一下此階段世界資本主義的三個發展時期：一個是從16世紀到18世紀的資本主義幼苗期；一個是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下半葉的產業革命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最後一個便是從19世紀下半葉一直到1945年的帝國主義時期，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帝國主義進入它的最高階段。
這樣，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很有趣的曆史現象，當大清帝國處於它生龍活虎的康乾之治時期時，西方資本主義尚處於一種蹣跚學步的幼兒時期。後來，西方資本主義長大成為了一個彪形大漢，清王朝卻像一個紅顏的老去，無可奈何地步入了她的凋落期。這是西方資本主義人文自由文化，與中國傳統王道儒學所形成的一種自由落差。這樣的對比，真令我們覺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嬌弱、沉靜、細致、無奈以及一種滲透於我們血質之中的深深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