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瑪耶闊夫司基和這現實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因此，這是必然的，革命在破壞的時期興感起他的詩，而當這破壞的時期一過去，走上了建設的路的時期，他便會感到幻滅的苦痛，而他的詩也失去了生氣（雖然他還寫著，還寫得很多），而且不為群眾所接近了。於是，在這位詩人和其社會環境間，一種悲劇的不調和便會發生了。
大凡一個藝術家當和自己的周圍的社會環境起了一種不調和的時候，藝術家往往走著兩條道路：一是消極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ivoire（象牙之塔）裏去，謳歌著那與自己的社會環境離絕的夢想；一是積極的道路，即對於圍繞著自己的社會環境，做著為自己的理想的血戰。現在，革命的英雄的時代已終結，而走向平庸的持久的建設的路上去。現在，瑪耶闊夫司基已分明地看見他所那樣熱烈地歌頌過的革命，隻是一個現實的平凡的東西，則其失望是可想而知了。Nep（新經濟政策）之現實，五年計劃的施行，都不是他想象中的英雄事業。這些在他都是幹燥的，像被他稱為非騎士風的（unchivalrous），黏液質的（phlogmatic）美國一樣地平凡。這時，瑪耶闊夫司基應當處什麼態度呢？他躲避到象牙之塔中去嗎？他反對著自己的社會環境做著為自己的理想的血戰嗎？這些，在我們的有這樣偉大的過去的瑪耶闊夫司基，和無產階級的國家蘇維埃俄羅斯，都是不可能的。Bon gré，mal gré，他是被稱為“無產階級的大詩人”，“忠實的戰士”。他不能辜負了這樣的嘉譽，無論他的內心是怎樣地失望與苦悶。於是，在瑪耶闊夫司基的心裏，現實的山丘（Sancho）試想來克製幻想的吉訶德（Don Quichotte）了。在最近試演《澡堂》一劇的時候，他曾這樣說過：
——我認為自己是黨的工作人員，我對於自己是接受了黨的一切指示。倘使黨告訴我說，我的某作品是不適合黨的路線的，那麼那些作品就可以不必付印。我是為黨而工作的啊！
雖則下了這樣的決心，但是他總不能克服他的個人主義的宇宙觀的殘餘。他的英雄主義的，騎士風的意識，還時常從他的決心間漏網出來，而使無產階級的大眾難以接近他。這種隔離，他自己是深深地感到，而且想設法彌補的。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紀念他的二十年的作品的文學的晚會上，他曾經這樣地自白過：
——我所願意進行的工作，真是難於著手——就是工人講堂和長詩接近的工作⋯⋯
他看見群眾漸漸地從他離開，而且還有些人對於他作不滿的批評，所以他還說：
——⋯⋯有些狗對我咬，而加我以某一些罪名，那些罪名，有些是我有的，有些是我沒有的⋯⋯為著不要聽這些謾罵，我真想到什麼地方去坐他兩年。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坐他兩年”在他是不可能的，他不願意躲避，他還想作一次掙紮，他說：
——但是，我畢竟在第二天從這個悲觀主義回頭過來了，磨一磨拳頭開始打吧，我決定自己是有權生存的，我是為著革命的革命作家，我不是背教者。
他要做一個為革命的革命作家，他不願做一個背教者，但是他不慣和黨的組織工作聯接起來（他不是一個黨員）。他隻覺得他應該擁護那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符合的文學的路線，但他的在革命前染著的習慣還是很牢固，他以他自己的標準（！）去實現他所認為偉大的（！）決定和議決案，而沒有從組織上去實現它的可能（這些都是他自己所說的話，見他的演講《詩人與階級》）。
在這裏，我們是可以看到革命與未來主義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最尖端的表現了。革命，一種集團的行動，毫不容假借地要強迫排除了集團每一分子的內心所蘊藏著的個人主義的因素，並且幾乎近於殘酷地把各種英雄的理想來定罪；而未來主義，英雄主義的化身，個人主義在文學上的最後的轉世，卻還免不得在革命的強烈的壓力之下作未意識到的蠢動。瑪耶闊夫司基是一個未來主義者，是一個最缺乏可塑性（plasticity）的靈魂，是一個倔強的，唯我的，狂放的好漢，而又是——一個革命者！他想把個人主義的我熔解在集團的我之中而不可能。他將塑造革命呢，還是被革命塑造？這是僅有的兩條出路，但決不是為瑪耶闊夫司基而設的出路。他自己充分地意識到了這個，於是“沒有出路”的他便不得不采取了他自己所“不勸別人這樣做的”方法，於是全世界聽到了這樣的一個不幸的消息——
——詩人符拉齊米爾·瑪耶闊夫司基死了！
他，“未來”主義者的瑪耶闊夫司基，是已經成為“過去”的了。他已經跟著那徘徊於“革命的盛大的交響樂”之前而畢竟不能領略此中的“神秘”的布洛克（Blok），跟著那正想拔腳向革命直進，而終於“另一隻腳又滑倒了”的葉賽寧一起成為“過去”的了。在他成為過去了之後，整萬的勞動者，紅軍，作家，群眾等都來參加他的葬儀，而革命文學國際委員會又叫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不要把他忘記。像這樣，蘇維埃俄羅斯可說是已經適當地報答了自己的詩人了。——然而，未來的世界恐怕是不會像我們的詩人所企圖的那樣吧。瑪耶闊夫司基及其未來主義及其詩歌，也將要像他本人所詛咒的普希金以至柴霍甫一樣成為紀念碑的遺跡了吧。
一九三年五一節（載《小說月報》第二十一卷第十二號，一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