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砍柴的看到放羊的在山坡上休息，於是跑來和對方談人生理想。結果傍晚回家，放羊人的羊吃飽喝足回家，砍柴的卻兩手空空。
兒童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灑掃應對，非要和大人一樣痛苦地思考人生，這就不是格物。所以，人人都能格物，但必須在自己的位置上格，跳出自己的位置去格物，往往是一場空。
良知必須致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
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隻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譯文】
有人懷疑知行合一之說，向先生請教《尚書》中的“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兩句。
先生說：“良知自然知道，原本是容易的。隻是因為不能致良知，才會有‘知道並不難，做到卻很難’的說法。”
【度陰山曰】
《尚書》中說，“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意思是，知道並不難，做到卻很難。
這也就是說，知和行，本來是分開的啊。王陽明卻總是提“知行合一”，知行怎麼能合一。
王陽明的解釋是，良知自然知道，原本很容易。隻是因為不能致良知，所以才會有“知道並不難，做到卻很難”的說法。
做不到，其實等於你沒有知道。我們總聽別人說，我知道了，但知道之後呢，沒有行動。這說明他所謂的“我知道”並沒有真正地知道。如果真的知道，那他肯定會去做。
由此可見，王陽明更重視的是行，是做到。因為知道太簡單，人皆有良知，良知無所不知。但致良知恐怕就很難了。
有人問王陽明：“良知真光明者，是不是必能行。”
王陽明回答：“是的。”
人再問：“那致良知的“致”是多餘的吧？”
王陽明回答：“對上等人而言，是多餘，對下等人而言，要重點加強“致”字，唯有如此，他才能有意識地去“致”。”
遺憾的是，世間大多數人，都是下等人。所以1521年，王陽明提出“致良知”後，有點沾沾自喜道：我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
因為他感覺自己找到了人類的痛點：有良知沒什麼了不起，人人皆有，關鍵是很多人不能致。致，最重要。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
先生曰：“博學隻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隻是學之不已之意。”
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
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
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個了。”
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
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雲‘在物為理’，如何謂‘心即理’? ”
先生曰：“‘在物為理’, ‘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
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隻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麵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幹。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個？”
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譯文】
有弟子問：“知行如何能夠合一？比如《中庸》說‘博學之’，又說‘篤行之’，知行分明是兩件事。”
先生說：“博學隻是每件事上都學習存養天理，篤行也隻是學習不已的意思。”
那位弟子又問：“《易》說‘學以聚之’，又說‘仁以行之’，這話如何理解？”
先生說：“也是如此。每件事上學習存養天理，那麼心就沒有放縱丟失的時候，所以說‘學以聚之’。然而，時常存養天理，又沒有私欲中斷，這就是心體生生不息之處，所以說‘仁以行之’。”
那位弟子又問：“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和行就成了兩件事。”
先生說：“談到‘及之’，那就已經是行了，隻是不能一直去行，有私欲阻隔，所以才說‘仁不能守’。”
又問：“關於心即理的說法，程頤先生說‘在物為理’，先生為何說‘心就是理’呢？”
先生說：“‘在物為理’, ‘在’字上應當加一個‘心’字，心呈現在物上便是理。比如心呈現在侍奉父親上就是孝，呈現在事君上就是忠，等等。”
先生繼而又說：“諸位要明白我立言的宗旨。我如今說‘心就是理’是為何？隻是因為世人將心和理分作兩邊，所以有許多毛病。比如春秋五霸尊王攘夷，都是為了一己私心，便不符合天理。有人卻說他們做得符合天理，這是因為他們的心還不純正，往往會羨慕他們的事功，隻求外表做得好看，實則與自己的內心毫不相幹。將心與理分作兩邊，就會流於霸道虛偽而不自知。所以我說‘心就是理’，就是要人在心上用功，不去心外求義，這才是至純至真的王道。這就是我立言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