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我”的職業所限，除了對孔乙己的以往情況不太了解之外，“我”對在“鹹亨酒店”之外孔乙己的行跡也是不太清楚的，也必然要借助於“流言”才能完成對人物的描述，這使人物故事得到了自然的發展：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才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借助於一個喝酒的人的口吻，“我”填補了孔乙己行跡的一段空白，這一敘述的好處在於使“我”進一步得以遠距離地了解人物，它與“我”對人物的近距離觀察和認知以及曆史上的遠距離了解（主要通過“流言”）形成了呼應。由於“我”對孔乙己沒有多少好感，盡管是對他人話語的轉述，但仍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屬於一種不完全引述，篩選了人物的話語；用看上去冷靜、冷淡、冷漠甚至帶有鄙夷等具有情感偏向的言辭替代了具有孔乙己個性特征或情感特征的語言成分，並自然流露了自己的態度。至於孔乙己“偷書”“打折了腿”的真實情況如何，則無人得知；孔乙己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也無從考證。因為除了掌櫃的記掛他“還欠十九個錢”之外，對這樣一個在非常沉悶的空氣中可以經常給大家帶來“笑聲”的人，沒有人關心他的生活，沒有人關注他的存在，甚至沒有人在意他是否還活著，這樣的敘述形成並加強了反諷的效果。如此“疏遠”與“疏離”的敘述形式，完成了對人物的整體塑造，形象刻畫了社會的“涼薄”，增強了同情感，使作品所表達的旨趣得到了形象的展示。
再看魯迅在《藥》中的敘述：
花白胡子一麵說，一麵走到康大叔麵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家夥！”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也正因為“我”的職業所限，除了對孔乙己的以往情況不太了解之外，“我”對在“鹹亨酒店”之外孔乙己的行跡也是不太清楚的，也必然要借助於“流言”才能完成對人物的描述，這使人物故事得到了自然的發展：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才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借助於一個喝酒的人的口吻，“我”填補了孔乙己行跡的一段空白，這一敘述的好處在於使“我”進一步得以遠距離地了解人物，它與“我”對人物的近距離觀察和認知以及曆史上的遠距離了解（主要通過“流言”）形成了呼應。由於“我”對孔乙己沒有多少好感，盡管是對他人話語的轉述，但仍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屬於一種不完全引述，篩選了人物的話語；用看上去冷靜、冷淡、冷漠甚至帶有鄙夷等具有情感偏向的言辭替代了具有孔乙己個性特征或情感特征的語言成分，並自然流露了自己的態度。至於孔乙己“偷書”“打折了腿”的真實情況如何，則無人得知；孔乙己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也無從考證。因為除了掌櫃的記掛他“還欠十九個錢”之外，對這樣一個在非常沉悶的空氣中可以經常給大家帶來“笑聲”的人，沒有人關心他的生活，沒有人關注他的存在，甚至沒有人在意他是否還活著，這樣的敘述形成並加強了反諷的效果。如此“疏遠”與“疏離”的敘述形式，完成了對人物的整體塑造，形象刻畫了社會的“涼薄”，增強了同情感，使作品所表達的旨趣得到了形象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