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魯迅在《藥》中的敘述：
花白胡子一麵說，一麵走到康大叔麵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家夥！”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眾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隻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這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胡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由於篇幅所限，短篇小說的場景是相對集中的，《藥》的四個部分雖然分別寫了刑場、茶館、墳場，但其實是圍繞“茶館”展開的，也是圍繞“藥”的“購買”“服用”“談論”和“藥效”來展開的。這使筆墨得到了聚焦，並使敘述的內容受到了限製，作者不可能再花費筆墨在“藥”的具體來源上，那會使小說的情節衍生枝蔓。就正麵敘述華家的故事來說，“到哪裏買藥”與“買什麼樣的藥”自然是需要有所交代的。所以插入茶客們的流言蜚語，彌補了敘述上的不足。同時人物的口頭講述，使故事的敘述具有一定的節儉性，並加快了敘述的速度，使敘述流較為順暢地向前發展。
敘述者與讀者共同欣賞了茶客們的一段閑言碎語，複原了一段不被人們所知的事實。雖然是第三人稱敘述，但作者在此運用的是受限視角，也就是不超越茶客們的認知去了解事情、評判人物，所以圍繞康大叔與其他茶客，作者客觀地敘述了他們對事情與人物的認知、反應與評判，通過展現在外的語言、動作以及神態，形象刻畫了他們內心裏那些令人深思的東西。
在這裏敘述者好像是相當客觀可靠的，因為他所敘述的是當時人們對夏瑜之死的反應，其實正便於人物主體意識的充分體現，充分展現了封建威權專製時代裏人們的思想狀態。敘述者所借助的是當事者康大叔的口吻，其在人稱和時態上跟敘述描寫完全一致，康大叔對一位民主革命者的鄙視、嘲弄、仇恨，茶客們對大義凜然的夏瑜的氣憤、對其遭遇的幸災樂禍等荒唐成分與作品意旨顯得格外不協調，從而增強了反諷的效果。這在讀者和人物的話語之間拉開了一段距離，讀者所希望讀到的卻沒有在人物身上得到體現。且不談康大叔，其他如年老的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取向也都指向了另一麵，同樣具有一種疏遠的效果，烘托出獨特的遠近筆法，從而造成注解批判式的效果，使讀者能以旁觀者的眼光來充分品味人物話語中的荒唐成分以及敘述者的譏諷語氣。這一藝術效果自然會對讀者形成閱讀幹預，使讀者對人物產生同情，並能夠從中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進而明白“改變他們的精神”確實是當時的“第一要務”。
在《祝福》中，由於正麵敘寫了祥林嫂死前窮困潦倒如木偶人的生活境況，特別是她對“我”的“靈魂”之問，已經暗示了她生命之燈的即將熄滅，再直接敘述她的死，就顯得有點呆板。而敘述者“我”又想極力地躲避祥林嫂那緊接的生命追問，力圖避開與她對話而可能擔負的責任，盡力不去碰觸自己的“不安”和“豫想”，所以借助於流言交代她的苦難死去，是非常明智而高妙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