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敘述者——人物角色的不可靠性表現
《品質》故事的敘述者是一個普通顧客——“我”。敘述者“我”既是敘述主體，同時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或者說有了“我”的在場，格斯拉弟兄的故事得到了充分展開。但在大部分情況下，“我”的人物功能表現相對較弱，幾乎被讀者忽略，更主要的是發揮敘述的職能，講述“我”所知道的格斯拉弟兄的故事。但敘述者的敘述功能和人物功能顯然不可分割，忽略其中任一方麵都會使敘事的意義和價值大打折扣。下麵對不可靠性的分析是把這兩者統一在人物角色身上。敘述者——人物角色的不可靠性表現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麵。
1.敘述者的身份感
“我”不論是作為敘述者還是作為人物（顧客），均有較為明確的身份感：作為敘述者的“我”在向讀者講述著格斯拉弟兄的故事；而作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我”是一個顧客，“我”與格斯拉弟兄有一段交往，“我”與他們交往的故事也是格斯拉故事的組成部分。客觀上，“我很年輕時就認識他了，因為他承做我父親的靴子”。“我”成年後又一直是格斯拉的主顧，這種客觀地位決定了敘述者——人物的身份，他似乎能做一個較有全知功能的敘述者。主觀上“我”也有自知的身份感，小說中有好幾處表現了這種身份感：一是他年幼時對格斯拉店鋪標誌性的“櫥窗裏陳列著幾雙靴子”印象深刻，但又缺乏了解，“要想說明櫥窗裏那些靴子為什麼老不更換，我總覺得很為難”；二是評價格斯拉弟兄所做的靴子，“隻有親眼看過靴子靈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樣的靴子——這些靴子體現了各種靴子的本質，確實是模範品”，但這不是“我”當時初見靴子的看法，而是“在後來才有這種想法”，可這個“後來”是什麼時候，“我”並沒有明說；三是“我”很長時間無法弄清格斯拉兩兄弟誰是誰，“我在早年有時候要等到跟他們定好靴子的時候，才能確定他們到底誰是誰”，但事實是當格斯拉的哥哥去世以後，“我”再走進他的店鋪時，“我”仍然這樣判斷弟弟——“在店堂出現的正是他的哥哥”；四是格斯拉兄弟的先後死去，“我”都沒有親身見證，以至他們的死亡原因都比較含糊不清；五是“我”從事的職業與格斯拉兄弟毫不相幹，並經常去國外，“我”在格斯拉兄弟的生活中時隱時現，這也使得他們兩兄弟的故事斷斷續續。
這種身份感時時在限製著人物，提醒著“我”與格斯拉兄弟的距離。在敘述者——人物相對不成熟，敘述者也難以走進對象內在世界的情況下，敘述極易落入平庸化的陷阱。換句話說，由於受身份感的左右，敘述者的敘述往往是不可靠的。敘述者初始敘述時的年齡雖不能具體確定，但“對他們兩兄弟的品格”有“模糊的印象”是“在我大約十四那年，我夠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時候”。就年齡階段判斷，這樣的敘述是偏向誠實可信的：比如他推斷“做靴子，特別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簡直是神妙的工藝”；比如他在得知格斯拉去世後，對格斯拉的讚賞與同情。但盡管如此，年幼的他第一次作為顧客出現在格斯拉的麵前時，“我”是“羞怯”的，“我”看到的是格斯拉“含諷帶刺的紅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絲的微笑”。在成人格斯拉麵前，“我”表現得很不自信；當格斯拉用“又批評又愛撫的眼光注視著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創造這雙靴子時所付出的熱情，好像在責備我竟這樣穿壞了他的傑作”時，“我”是忐忑不安的；當格斯拉批評人們“不要結實靴子”時，“我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以為他的心裏把我看成對他存壞意的一分子”，而這樣的感覺自然使得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顧客“不喜歡”；“我”最後一次向格斯拉定做靴子的時候，看到“他變得衰老極了，看了實在叫人難過”，這是“我”對格斯拉的同情，但是“我”卻仍然“真高興離開他”。由此看來，“我”的敘述又是有傾向和評價的。敘述就在這種倫理判斷的矛盾中進行，顧客這一身份無論在客觀或主觀上都造成了這種矛盾。故而，正是“我”作為一個普通顧客的身份決定了其敘述內容的不可靠。
二、敘述者——人物角色的不可靠性表現
《品質》故事的敘述者是一個普通顧客——“我”。敘述者“我”既是敘述主體，同時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或者說有了“我”的在場，格斯拉弟兄的故事得到了充分展開。但在大部分情況下，“我”的人物功能表現相對較弱，幾乎被讀者忽略，更主要的是發揮敘述的職能，講述“我”所知道的格斯拉弟兄的故事。但敘述者的敘述功能和人物功能顯然不可分割，忽略其中任一方麵都會使敘事的意義和價值大打折扣。下麵對不可靠性的分析是把這兩者統一在人物角色身上。敘述者——人物角色的不可靠性表現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麵。
1.敘述者的身份感
“我”不論是作為敘述者還是作為人物（顧客），均有較為明確的身份感：作為敘述者的“我”在向讀者講述著格斯拉弟兄的故事；而作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我”是一個顧客，“我”與格斯拉弟兄有一段交往，“我”與他們交往的故事也是格斯拉故事的組成部分。客觀上，“我很年輕時就認識他了，因為他承做我父親的靴子”。“我”成年後又一直是格斯拉的主顧，這種客觀地位決定了敘述者——人物的身份，他似乎能做一個較有全知功能的敘述者。主觀上“我”也有自知的身份感，小說中有好幾處表現了這種身份感：一是他年幼時對格斯拉店鋪標誌性的“櫥窗裏陳列著幾雙靴子”印象深刻，但又缺乏了解，“要想說明櫥窗裏那些靴子為什麼老不更換，我總覺得很為難”；二是評價格斯拉弟兄所做的靴子，“隻有親眼看過靴子靈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樣的靴子——這些靴子體現了各種靴子的本質，確實是模範品”，但這不是“我”當時初見靴子的看法，而是“在後來才有這種想法”，可這個“後來”是什麼時候，“我”並沒有明說；三是“我”很長時間無法弄清格斯拉兩兄弟誰是誰，“我在早年有時候要等到跟他們定好靴子的時候，才能確定他們到底誰是誰”，但事實是當格斯拉的哥哥去世以後，“我”再走進他的店鋪時，“我”仍然這樣判斷弟弟——“在店堂出現的正是他的哥哥”；四是格斯拉兄弟的先後死去，“我”都沒有親身見證，以至他們的死亡原因都比較含糊不清；五是“我”從事的職業與格斯拉兄弟毫不相幹，並經常去國外，“我”在格斯拉兄弟的生活中時隱時現，這也使得他們兩兄弟的故事斷斷續續。
這種身份感時時在限製著人物，提醒著“我”與格斯拉兄弟的距離。在敘述者——人物相對不成熟，敘述者也難以走進對象內在世界的情況下，敘述極易落入平庸化的陷阱。換句話說，由於受身份感的左右，敘述者的敘述往往是不可靠的。敘述者初始敘述時的年齡雖不能具體確定，但“對他們兩兄弟的品格”有“模糊的印象”是“在我大約十四那年，我夠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時候”。就年齡階段判斷，這樣的敘述是偏向誠實可信的：比如他推斷“做靴子，特別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簡直是神妙的工藝”；比如他在得知格斯拉去世後，對格斯拉的讚賞與同情。但盡管如此，年幼的他第一次作為顧客出現在格斯拉的麵前時，“我”是“羞怯”的，“我”看到的是格斯拉“含諷帶刺的紅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絲的微笑”。在成人格斯拉麵前，“我”表現得很不自信；當格斯拉用“又批評又愛撫的眼光注視著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創造這雙靴子時所付出的熱情，好像在責備我竟這樣穿壞了他的傑作”時，“我”是忐忑不安的；當格斯拉批評人們“不要結實靴子”時，“我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以為他的心裏把我看成對他存壞意的一分子”，而這樣的感覺自然使得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顧客“不喜歡”；“我”最後一次向格斯拉定做靴子的時候，看到“他變得衰老極了，看了實在叫人難過”，這是“我”對格斯拉的同情，但是“我”卻仍然“真高興離開他”。由此看來，“我”的敘述又是有傾向和評價的。敘述就在這種倫理判斷的矛盾中進行，顧客這一身份無論在客觀或主觀上都造成了這種矛盾。故而，正是“我”作為一個普通顧客的身份決定了其敘述內容的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