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詩人還把他的筆觸深入一步，那就是對本來不應該忙碌，而應充分享受“美好”童年時光的小孩子們（童孫）的描寫——“也傍桑陰學種瓜”，他們與大人們一樣“也”要參加生產勞動。這裏的“也”透露出的是一種無奈之態，一種為生計所迫而不得已之舉。所以，他們的“學”絕不是一種頑皮的舉動與嬉鬧的過程，而是實實在在的勞作！相比於“耕織”來說，“種瓜”雖不十分繁重，兒童應該能夠勝任，但“種瓜”程序繁多，它需要整地、鬆土、挖穴、點種、澆水、施肥、除草、看瓜等日複一日的勞動，對孩子來說，一點也不輕鬆！這當中，雖有勞動的樂趣以及收獲的喜悅，但對應該嬉戲玩耍卻要參加繁複的勞動的孩子來說，他們有多少“天真情趣”呢？更何況，這一切他們都不會，他們全要一點一點地去“學”。在“學”的過程中，他們所收獲的除了生活經驗，也有勞動的苦與累；除了欣賞勞動成果的喜悅，也有品嚐可能遇到的失敗的苦痛。這樣的“學”不是一種主動行為，而是在大人教育下甚至嗬斥下的被動應付，這既與唐代詩人胡令能筆下的“蓬頭稚子”“側坐莓苔草映身”“學垂綸”，也與宋代詩人辛棄疾筆下的“無賴”“小兒”“溪頭臥剝蓮蓬”有根本的區別。因為“種瓜”畢竟不是玩耍，不僅要參與勞動的整個過程，掌握勞動的技術，還要擔負勞動的責任，勞動質量的高低也會影響一年的收成！這與唐代詩人白居易所寫的“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觀刈麥》），宋代詩人楊萬裏所寫的“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插秧歌》）等異曲同工，完全是農忙時的“全家總動員”，哪裏是一種“熱愛勞動”的表現呢？
詩人實際上是從更加深入的層麵告訴我們，不能參加勞動、不會勞動的小孩子們尚且這樣，那麼，那些正在擔當勞動重擔的成年人又是怎樣的忙碌！前後四句詩全麵地反映了農村夏忙時繁忙的勞動場麵和農民辛勤勞作的生活景象。這是詩歌中所常用的烘托手法，即通過“未解供耕織”的孩童“學種瓜”這一側麵描寫，生動地烘托出農忙生活的緊張氣氛與繁密節奏，這與元代詩人劉洗所寫的“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無朝昏。紅妝少婦荷飯出，白頭老人驅犢奔”（《秧老歌》）中對“紅妝少婦”與“白頭老人”的刻畫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教師教學用書卻把它理解為一種鋪墊藝術，認為所寫的重點是“童孫”而不是“當家”的“兒女”，並把理解的重點放在了後兩句上。這就割裂了詩歌的整體內容，消解了詩歌的生活意義，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效果，也誤會了詩人所表達的感情。
對詩歌內容的誤讀，還體現在為課文所配的插圖上。該插圖有幾個明顯的錯誤：一是男子肩扛的是犁，這是耕田的農具，而非“耘田”的農具，在稻田裏除草的工具叫“耘田器”。二是女子在紡棉線，而不是“績麻”，因為她身邊的籮筐裏放的是白色的線團，不是棕黃色的麻絲。“績麻”是把麻絲撚成一根根能用來織布的線，“是指將麻纖維披開、接續起來搓成線的過程”（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三是三個人出現在同一個畫麵中與詩歌所寫時間跨度不一致，男子“耘田”與小孩“種瓜”在白天，而女子的“績麻”是在夜裏，不可能同時出現。四是三人的衣著與時令不合，其時已進入栽秧結束以後的稻田管理階段，江南農村早已進入炎熱的夏季，圖中人物衣服明顯偏多。五是人物臉譜化，為突出所謂的勞動快樂、讚美勞動人民的思想主題，圖中的扛犁男子麵色紅潤，麵帶微笑，紡線女子麵部安詳，衣著整潔，男孩的衣著也很整齊。這與農忙時節人們因忙碌而顯得勞累、疲憊、憔悴、髒亂甚至有點邋遢等完全不一致，凡是稍有農村生活經曆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點。（如學生理解有困難，可讓他們去觀察一下現在的“農民工”。）這在曆代詩歌中也都有形象的描寫，如唐代詩人崔道融在《田上》中雲：“雨足高天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盡，東方殊未明。”宋代詩人張舜民的《打麥》中有“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麵焦黑”的詩句。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在題耕織圖之《耕·六月》中則很形象地寫道：“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行水中，泥淖及腰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而插圖中的人物形象則完全被美化了，讓人看不出艱辛勞動生活所留下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