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詩歌性質的誤讀
錢理群先生曾批評過一種分析作品的線性思維模式：“時代的苦悶——作家必定時時、處處陷入單一的絕對苦悶中——他寫出的每一作品必定是充滿了單一的絕對的苦悶感。”其實，解讀作品的根本，是對其表達的內容具體而深入地分析。憑借作品外在因素得出的理解，必須與作品自身的深層結構的蘊涵相一致，相融洽，相印證，否則都不能作為“這一篇”解讀結論的充分依據。
範成大在晚年所寫的《四時田園雜興》共有六十首詩，也許與他起的總名稱有關，長期以來我們都已習慣將其籠統地稱為“田園詩”。而一提到“田園詩”，我們又往往把它與自然、清新、質樸、悠閑、安逸等生活景象以及對勞動人民的讚美之情等等同起來。這樣來理解田園詩是不全麵的。學術界普遍認為，田園詩的內涵一般而言有狹義與廣義之別，狹義的田園詩實際上是指謳吟農村寧靜悠閑生活的牧歌，而反映農家疾苦的詩歌，則屬於廣義的田園詩範疇。很明顯，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應屬於廣義的田園詩。
不僅如此，研究者們還對“田園詩”這一詩歌類別進行了係統的梳理，對“田園詩”這一概念也進行了科學的界定。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認為，我國的田園詩有三條發展線索：一是《詩經·豳風·七月》作為中國最古的“四時田園”詩，敘述了農民一年到頭的辛勤生產和艱苦生活；二是陶潛的《懷古田舍》《歸田園居》等重在表現“隴畝民”的安定閑適、樂天知命，內容從勞動過渡到隱逸；三是元稹的《田家詞》等詩重在批判“地保公差這一類統治階級的走狗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製度”。到了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把這三條線索打成一個總結，“使脫離現實的田園詩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氣息，根據他的親切的觀感，把一年四季的農村勞動和生活鮮明地刻畫出一個比較完全的麵貌”。也就是說，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中有三類內容：第一類是農民艱辛的生產勞動，第二類是農民安定閑適的生活景象，第三類是農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不少研究者把他所寫的第一類詩歌稱為“農事詩”。有專家認為，田園詩發展到宋代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詩“描寫的重點已從歌詠田園風光，轉而直接描寫農民的疾苦和農事活動……詩人們雖然由於出身各異，社會地位不同，但大多關心農業生產，熟悉農村情況，對農民有較深厚的感情，故能寫出深刻反映農村現實生活，具體、真切、生動、充滿濃鬱生活氣息的農業詩歌，因而這些詩歌如果還繼續稱之為‘田園詩’，似乎已不大確切，故稱之為‘農事詩’”（陳文華，《宋元明清時期我國農事詩概述》）。宋代農事詩“客觀反映出那個時代新興的耕作方式、新型的生產勞動工具以及新出現的生產勞動項目”（劉蔚，《論宋代農事詩的時代特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範成大所寫的組詩《四時田園雜興》與過去那種遠離現實單純描寫農村自然風光的田園詩有著本質的區別，他把傳統田園詩“對農村風光的欣賞，逐漸轉移為對農村生產的重視和對農民命運的關心”（陳文華，《宋元明清時期我國農事詩概述》）。他將農業生產勞動作為主要對象，把田園詩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田園詩又獲得了生命，擴大了境地，範成大就可以跟陶潛相提並稱，甚至比他後來居上”（錢鍾書語）。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可以作為農事詩在宋代已臻成熟的標誌，因為再用傳統的‘田園詩’概念已經不能準確概括‘農事詩’的特點了”（陳文華，《宋元明清時期我國農事詩概述》）。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範成大的這首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田園詩”，而是一首典型的“農事詩”。詩人所表現的絕不是農村恬淡閑適、寧靜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是農家辛勤生產勞動場景的形象再現。據此我們可以這樣來概括它的思想內容：這是一首反映農村中緊張勞動氣氛和富有生趣生活的詩歌。詩人用清新的筆調、細膩的手法，描寫了一幅熱烈的勞動生產的圖景，形象表達了對農民辛勤生產、艱苦生活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