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發展的一個不爭事實是：在我國古代，整體來看，對議論這一文體的係統論述是有所缺乏的。雖然在眾多的古文獻如《呂氏春秋》《韓非子》中有關於議論文寫作技巧的討論，比如強調說服策略——揣摩對手的思想，或者運用曆史類比和曆史先例，包括語言運用技巧等，但直到三國時代，曹丕才在《典論·論文》中第一次把“論”列為一種文體，並認為其適宜說理。晉代的陸機在其基礎上有進一步的闡發，他第一次把“說”看為一種文體，並對“論”與“說”進行了明確區分：“論精微而朗暢”（精辟縝密，語言流暢），“說煒曄而譎誑”（奇詭誘人，辭彩有光）。（《文賦》）但他們的討論仍然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不成體係，缺乏係統。到了南北朝時，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文體論》中才專辟一章較為完整地對“論”與“說”這兩種文體進行了闡釋。特別是對“論”與“說”的異同點講得比較充分。他認為“說”和“論”既有一致處，但又有差別。“一致的是‘說’離不開‘論’。差別的是‘論’重在‘研精一理’（精密研究一個道理——筆者注），‘說’要‘言谘悅懌’（要使人喜悅，讓人容易接受——筆者注）；‘論’重在建立理論，‘說’重在說服人；‘論’要成為權衡，建立準則，‘說’要解決問題，隨機應變。”（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明確的是：“論”側重於邏輯的嚴密，而“說”則重在語言的暢達。由此我們可以準確地把握“論”與“說”的寫作特征，這對我們明確《師說》的文體特征極有價值。無疑，韓愈的寫作是嚴謹的，他清醒認識到了“論”與“說”的界限，正確把握了“論”與“說”的寫作關係，沒有把“說”當作“論”來寫，更沒有用“論”來代替“說”，否則他就應該用“師論”而不是“師說”來做題目了。可我們在解讀時，為什麼就忽略了這一點呢？
盡管如此，在韓愈之前的文學創作及其理論建設，對“議論文”這一文體的寫作並沒有結構上的明確要求，更沒有發展出像古希臘、羅馬那樣的專業化、製度化的文體訓練。這與我國文學傳統中的一個傾向密切相關：“不看重讚美之詞，而看重對作家真實感情的令人信服的再現，以及作家對社會和政體問題強烈而且通常是批判性的關懷。”（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真正成熟而完備的“議論文”寫作規範要到明清時代科舉考試時的“八股文”才完全建立起來。但即使這樣，古人對“說”的文體特征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明代楊慎說：“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清代王士禛則說得更具體：“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將其與“論”劃清了界限。所以，韓愈寫作《師說》這一“議論文”時，不僅沒有係統的議論文寫作理論支撐，也缺乏我們今天意義上的議論文寫作實踐的模仿與超越。這也是由我國古人雖然不乏邏輯能力，但卻缺少邏輯訓練的現實所決定的。
中國文學史發展的一個不爭事實是：在我國古代，整體來看，對議論這一文體的係統論述是有所缺乏的。雖然在眾多的古文獻如《呂氏春秋》《韓非子》中有關於議論文寫作技巧的討論，比如強調說服策略——揣摩對手的思想，或者運用曆史類比和曆史先例，包括語言運用技巧等，但直到三國時代，曹丕才在《典論·論文》中第一次把“論”列為一種文體，並認為其適宜說理。晉代的陸機在其基礎上有進一步的闡發，他第一次把“說”看為一種文體，並對“論”與“說”進行了明確區分：“論精微而朗暢”（精辟縝密，語言流暢），“說煒曄而譎誑”（奇詭誘人，辭彩有光）。（《文賦》）但他們的討論仍然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不成體係，缺乏係統。到了南北朝時，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文體論》中才專辟一章較為完整地對“論”與“說”這兩種文體進行了闡釋。特別是對“論”與“說”的異同點講得比較充分。他認為“說”和“論”既有一致處，但又有差別。“一致的是‘說’離不開‘論’。差別的是‘論’重在‘研精一理’（精密研究一個道理——筆者注），‘說’要‘言谘悅懌’（要使人喜悅，讓人容易接受——筆者注）；‘論’重在建立理論，‘說’重在說服人；‘論’要成為權衡，建立準則，‘說’要解決問題，隨機應變。”（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明確的是：“論”側重於邏輯的嚴密，而“說”則重在語言的暢達。由此我們可以準確地把握“論”與“說”的寫作特征，這對我們明確《師說》的文體特征極有價值。無疑，韓愈的寫作是嚴謹的，他清醒認識到了“論”與“說”的界限，正確把握了“論”與“說”的寫作關係，沒有把“說”當作“論”來寫，更沒有用“論”來代替“說”，否則他就應該用“師論”而不是“師說”來做題目了。可我們在解讀時，為什麼就忽略了這一點呢？
盡管如此，在韓愈之前的文學創作及其理論建設，對“議論文”這一文體的寫作並沒有結構上的明確要求，更沒有發展出像古希臘、羅馬那樣的專業化、製度化的文體訓練。這與我國文學傳統中的一個傾向密切相關：“不看重讚美之詞，而看重對作家真實感情的令人信服的再現，以及作家對社會和政體問題強烈而且通常是批判性的關懷。”（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真正成熟而完備的“議論文”寫作規範要到明清時代科舉考試時的“八股文”才完全建立起來。但即使這樣，古人對“說”的文體特征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明代楊慎說：“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清代王士禛則說得更具體：“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將其與“論”劃清了界限。所以，韓愈寫作《師說》這一“議論文”時，不僅沒有係統的議論文寫作理論支撐，也缺乏我們今天意義上的議論文寫作實踐的模仿與超越。這也是由我國古人雖然不乏邏輯能力，但卻缺少邏輯訓練的現實所決定的。
韓愈以前，文壇上盛行的是駢文，“這種風格綺靡浮豔，既不易寫也不易懂的貴族化文體，逐漸變為反映現實交流思想的桎梏，嚴重地阻礙著散文的健康發展。”（黃嶽洲、茅宗祥，《中華文學鑒賞寶庫》）為振衰除弊，韓愈奮力倡導古文運動，反對六朝以來的駢儷之風，提倡散文寫作，大膽進行文體、文風和語言的革新，而《師說》正是“古文”寫作的光輝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