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裏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秋千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隻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裏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裏，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隻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幹這個，以色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布抵製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家夥居然隻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遊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采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裏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裏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著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裏麵，他係著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裏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裏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幹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裏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拚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裏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鍾，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裏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裏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發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著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著阮先生會學著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Mike 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 Spillane，1918～）創作的係列恐怖小說主角】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台後麵，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著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幹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裏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裏，”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著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裏再也不歡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