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讓我感到很驕傲，”她說，舉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會為你驕傲。”
“我知道。”我說，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靈。
等到夜闌人靜，索拉雅入睡——酒精總是讓她睡意蒙矓——之後，我站在陽台，吸著冰涼的夏夜空氣。我想起拉辛汗，還有那鼓勵我寫作的字條，那是他讀了我寫的第一個故事之後寫下的。我想起哈桑。總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會成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經說。全世界的人都會讀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過這麼多美好的事情，這麼多幸福的事情，我尋思自己究竟哪點配得上這些。
小說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讓我到五個城市簽售。就在那年，俄國佬的軍隊從阿富汗撤得幹幹淨淨。那本來應該是阿富汗人的光榮。可是，戰亂繼續，這次是內戰，人民聖戰者組織【Mujahedin，1979年在美國的幫助下成立的民族激進組織，抗擊蘇聯軍隊；後來成長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勢力】和納吉布拉【Mohamed Najibullah（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統，1992年辭職】傀儡政權之間的鬥爭。阿富汗難民依舊如潮水般湧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在所有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遺忘。而塔赫裏將軍，俄國人撤軍曾讓他燃起希望，又開始給他的懷表上發條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個孩子。
想到自己要當父親，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開心，又沮喪又興奮。我在想，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父親呢？我既想成為爸爸那樣的父親，又希望自己一點都不像他。
但一年過去了，什麼都沒發生。隨著月經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來越沮喪，越來越焦躁，越來越煩惱。等到那時，原先隻是旁敲側擊的雅米拉阿姨也變得不耐煩了。“好啦！我什麼時候能給我的孫子唱搖籃曲啊？”將軍永遠不失普什圖人風範，從來不過問——提起這些問題，意味著試探他女兒和一個男人的性生活，盡管這個男人跟他女兒結婚已經超過四年之久。但每當雅米拉阿姨問起孩子，讓我們難為情的時候，他總是眼睛一亮。
“有時生孩子需要花一點時間。”某天夜裏我對索拉雅說。
“一年了，可不是一點時間，阿米爾！”她冷冷說，聲音完全像變了一個人，“肯定有問題，我知道。”
“那麼我們去看看大夫。”
羅森大夫大腹便便，臉蛋圓潤，一口細牙齒相當整齊，說話稍微帶點東歐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對火車情有獨鍾——他的辦公室到處都是跟鐵路曆史有關的書籍、火車頭模型，還有各種照片：鐵軌上的火車穿過如黛青山或者橋梁。他的桌子上方懸掛著一條標語：生命如火車，請上車。
他替我們出謀策劃。我先做檢查。“男人簡單些。”他說，手指在紅木辦公桌上輕輕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頭腦：簡單，很少出人意外。你們女士就不同了……這麼說吧，上帝造你們的時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懷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對夫婦，都要扯這套管道理論。
“我們真幸運。”索拉雅說。
羅森大夫大笑，不過笑聲聽上去很假。他給我一張測試紙和一個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檢。我們握手作別。“歡迎上車。”他說，請我們出去。我通過了測試。
接下來幾個月，索拉雅不斷做檢查：基礎體溫，抽血檢查每一種所能想像得到的荷爾蒙，某種叫“子宮黏液測試”的檢查，超聲波，更多的血檢，更多的尿檢。索拉雅還接受了“宮腔鏡”檢查——羅森大夫將顯微鏡插進索拉雅的陰道，進行檢視，他沒發現異常。“管道很幹淨。”他一邊脫掉橡膠手套，一邊宣布。我希望他別這樣稱呼——我們又不是浴室！檢查統統結束之後，他解釋說他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懷不上小孩。而且，很顯然，這並不罕見。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來是治療期。我們服用一種叫“克羅米芬”的藥物，索拉雅還定期給自己注射“尿促性素”。這些全沒效，羅森大夫建議我們考慮體外受孕。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美國的預付費醫療組織，最初出現於20世紀30、40年代之間，1973年美國通過《健康維護法案》，自此這種醫療保障製度得到全國性的法律支持。參與HMO的人通常預先支付若幹費用，即可得到免費醫療和康複服務，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說中的體外受孕】的信函，措辭禮貌，祝我們好運，並說恕不替我們支付那筆費用。
我們動用我那本小說的預付金支付了治療費用。體外受孕繁瑣冗長，令人沮喪，最終也沒有成功。好幾個月在候診室翻閱諸如《時尚好管家》、《讀者文摘》之類的雜誌之後，穿過無數紙袍、走進一間間點著熒光燈的冰冷無菌檢查室之後，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談論我們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後，無數次注射、探針和采集精子之後，我們回去找羅森大夫和他的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