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麼？請告訴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媽媽，總是很含混，比如“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細節，比如：她的秀發在陽光下是什麼樣子，她最喜愛的冰淇淋是什麼口味，她最喜歡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嗎？爸爸關於媽媽的記憶，已經隨著他長埋地下。也許提起她的名字會喚起他心中的負疚，為她死後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為失去她的傷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許兩種原因都有。
“她說，‘我很害怕。’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快樂，拉索爾博士，快樂成這樣，真叫人害怕。’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他們隻有準備要剝奪你某種東西的時候，才會讓你這麼快樂。’我說，‘快別胡說。這種想法太蠢了。’”
法裏德拉我的手臂。“我們該走了，阿米爾老爺。”他輕聲說。我將手臂掙脫出來，“還有呢？她還說什麼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記起來。可是我不記得了。你媽媽走得太久了，我的記憶四散崩塌，像這些房子。對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會想想看。這是承諾，記得回來找我。”
“謝謝你。”我說，“太謝謝你了。”我是說真的。現在我知道媽媽曾經喜歡塗了蜂蜜的杏仁蛋糕，還有熱紅茶，知道她用過“深深地”這個詞，知道她曾為快樂煩惱過。我對媽媽的了解，從這個街頭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從爸爸身上知道的還要多。
露宿街頭的老乞丐恰好認識我媽媽，這在多數非阿富汗人眼裏，也許會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們對此隻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輛汽車。因為我們知道，在阿富汗，特別是在喀布爾，這樣的荒唐事情司空見慣。爸爸過去說過：“把兩個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關在同一間屋子裏，不消十分鍾，他們就能找出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
我們離開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階上的老人。我原想帶他到他的辦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關於我媽媽的事情。但我再也沒有見到他。
我們發現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區北邊，緊鄰幹涸的喀布爾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軍營式建築，牆上有裂縫，窗戶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裏德告訴我說，在喀布爾各個城區中，卡德察區受戰爭破壞最嚴重，而當我們下車，證據太明顯了。立在滿是彈坑的街道兩旁的，隻有比廢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築，以及久無人煙的房子。我們走過一具鏽蝕的轎車殘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裏麵、沒有熒屏的電視機，一堵塗著黑色“塔利班萬歲”標語的牆壁。
應門的是個禿頂男人，矮矮瘦瘦，留著蓬鬆的灰白胡子。他穿著舊斜紋呢夾克，戴著無邊便帽，眼鏡掛在鼻尖上，有塊鏡片已經碎裂。眼鏡後麵，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裏德身上掃來掃去。“你好。”他說。
“你好，”我說，把寶麗萊照片給他看，“我們在找這個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對不起，我從沒見過他。”
“你還沒仔細看看那張照片呢，老弟，”法裏德說，“為什麼不好好看看呢？”
“麻煩你。”我補上一句。
門後的男人接過相片，端詳著，把它還給我。“不，對不起。我隻認得這所機構裏麵的每一個孩子，但這個看起來很麵生。現在，如果你們沒別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關上門，上栓。
我用指節敲門：“老爺，老爺，麻煩你開門。我們對他沒有惡意。”
“我跟你說過，他不在這裏。”門那邊傳來他的聲音，“現在，請你們走開。”
法裏德上前幾步，把前額貼在門上。“老弟，我們沒帶塔利班的人來。”他小心翼翼，低聲說，“這個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
“我從白沙瓦來。”我說，“我有個好朋友認識一對美國夫婦，在那兒開設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門後。知道他站在那兒，傾聽著，猶豫不決，在希望和懷疑之間來回掙紮。“你看，我認識索拉博的父親，”我說，“名字叫哈桑。他媽媽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讀書寫字，彈弓打得很好。那兒有孩子的希望，老爺，一條生路。麻煩你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