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河，向北駛去，穿過擁擠的普什圖廣場，從前爸爸常帶我到那兒的開伯爾餐館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隻是大門上了掛鎖，窗戶破裂，招牌上不見了“K”和“R”兩個字母。
在餐館附近，我見到一具屍體。那兒行過絞刑，有個年輕人被吊起來，繩索末端綁在橫梁上，他臉龐青腫，壽終那日，他穿著殘破的衣服，染著血跡。人們對他視而不見。
我們默默駛過廣場，直奔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我目光所及，見到的總是一座塵霧籠罩的城市，還有生磚壘成的建築。在普什圖廣場往北幾條街，法裏德指著兩個男人，他們在繁忙的街角相談甚歡。其中有個金雞獨立，他另外那條腿從膝蓋以下不見了，懷裏抱著一根義肢。“你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嗎？就那條腿討價還價呢。”
“他要賣掉他的腿？”
法裏德點頭：“在黑市可以賣個好價錢，足以喂飽你的孩子好幾個星期。”讓我意外的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多數依然有屋頂，牆壁依然完整。實際上，它們保存完好。牆頭仍有樹枝伸出來，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區那樣，到處是廢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雖說偶有彎曲和彈孔，仍指引著方向。
“這兒不算太糟。”我評論說。
“別奇怪，現在多數重要人物住在這裏。”
“塔利班？”
“他們也是。”法裏德說。
“還有誰？”
我們駛上一條寬廣的街道，兩邊是相當幹淨的人行道，還有高牆聳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後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腦，你也可以這麼叫他們：阿拉伯人，車臣人，巴基斯坦人。”法裏德說，他指著西北方向：“那邊的十五號街叫迎賓大道。他們在這兒的尊號就是這個，賓客。我想有朝一日，這些貴賓會在地毯上到處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說，“在那邊！”我指著一處地標，小時候，我常靠著它認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過去說，記得在我們街道的盡頭，有一座粉紅色的房子。從前，附近隻有這座屋頂高聳的房子是粉紅色的。現在還是這樣。
法裏德轉上那條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們在院子裏的薔薇花叢後麵找到那隻小烏龜。我們不知道它怎麼會在那裏，而我們太高興了，顧不上關心這個。我們把它塗成鮮紅色，哈桑的主意，也是個好主意：這樣，我們永遠不會在灌木叢中找不到它。我們扮成兩個孤膽英雄，在某處遙遠的叢林，發現一隻巨大的史前怪獸，我們將它帶回來，讓世人開開眼界。去年冬天，阿裏造了一輛木車，送給哈桑當生日禮物。我們假裝它是巨大的鐵籠，將烏龜放在上麵。抓住那隻噴火的怪獸了！我們在草叢中遊行，背後拖著木車，周圍是蘋果樹和櫻桃樹，它們變成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人頭從成千上萬的窗戶探出來，爭睹樓下的奇觀。我們走過爸爸在無花果樹林邊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橋，它變成連接城市的巨大吊橋；而它下麵的小水塘則是波濤洶湧的大海。煙花在壯觀的橋塔上方綻放，兩邊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朝我們敬禮，還有巨大的橋索射向天空。小烏龜在車上顛來顛去，我們拖著木車，沿紅磚車道穿出鍛鐵大門，全世界的領導人起立鼓掌，我們報以敬禮。我們是哈桑和阿米爾，著名的冒險家，無人可以匹敵的探險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們豐功偉績的勳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條車道，太陽曬得磚塊色澤黯淡，磚縫之間雜草叢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門外麵，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鏽蝕的鐵柵上，回憶起兒童年代，為了一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當時覺得至關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萬次跑過這扇大門。我望進去。
車道從大門伸進院子，當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這裏輪流學騎自行車，先後摔倒，它看起來沒有我記憶中那麼寬。柏油路裂開閃電狀的縫隙，從中長出更多的野草。多數白楊樹已經被伐倒——過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樹，用鏡子將光線照進鄰居家，那些仍佇立著的樹如今葉子稀疏。病玉米之牆仍在那兒，然而我沒有看到玉米，無論病的還是健康的。油漆已經開始剝落，有數處已然整塊掉下。草坪變成棕色，跟彌漫在這座城市上空的塵霧一樣，點綴著幾處裸露的泥土，上麵根本沒有東西生長。
車道上停了一輛吉普，看上去全然錯了：爸爸的黑色野馬屬於那兒。很多年前，野馬的八個氣缸每天早晨轟轟作響，將我喚醒。我看見吉普下麵漏著油，滴在車道上，活像一塊大大的墨漬。吉普車後麵，一輛空空的獨輪車側傾倒地。車道左邊，我看不到爸爸和阿裏所種的薔薇花叢，隻有濺上柏油的泥土和雜草。
法裏德在我背後撳了兩次喇叭。“我們該走了，老爺。我們會惹人疑心。”他喊道。
“再給我一分鍾就好。”我說。
房子本身遠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寬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變小了，屋頂塌陷，泥灰龜裂。客廳、門廊，還有樓頂客房的浴室，這些地方的窗戶統統破裂，被人漫不經心地補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釘滿窗框。曾經光鮮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陰森的灰色，有些已經蛻落，露出下麵層層磚塊，前麵的台階已經傾頹。和喀布爾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華不再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