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可是我發現自己在想著他最喜歡吃什麼菜，或者最喜歡學校裏的哪門課。我設想自己在幫他做作業……”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聲停止了，我能聽到索拉博在那兒，從浴缸爬出來，擦幹身體。
“你真是太好了。”我說。
“啊，我差點忘了！我給沙利夫舅舅打過電話！”
我記得在我們的婚禮上，他朗誦一首寫在酒店信紙上的詩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閃光的鏡頭微笑的時候，他的兒子在我們頭頂高舉《可蘭經》。“他怎麼說？”
“嗯，他會幫助我們。他會給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電話。”她說。
“真是個好消息。”我說，“我忍不住想讓你快點見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點見到你。”她說。
我笑著掛上電話。
幾分鍾後，索拉博從浴室出來。自從與安德魯會麵之後，他說過的話幾乎不超過十來個單詞，我每次試圖跟他交談，他總是點點頭，或者用一個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沒過幾分鍾，他呼呼睡去。
我抹開水汽迷的鏡子，用旅館的舊式刮胡刀刮臉。你得把它打開，然後把刀片裝進去。接著我洗澡，躺在浴缸裏麵，直到冒著汽的熱水變冷，讓我的皮膚起雞皮疙瘩。我躺在那兒漂浮著、思索著、想像著……
奧馬爾·費薩爾皮膚很暗，矮矮胖胖，臉上有酒窩，黑色的大眼睛，還有和藹的笑容，露出來的齒縫很大。他稀疏的頭發在後麵梳成馬尾，穿著棕色燈芯絨西裝，手肘的位置上有幾塊毛皮補丁，還帶著個鼓鼓的破舊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見了，所以他將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見麵就笑著說很多話而且過分客套的人，比如說“對不起，我將會在五點在那兒”之類的。我打電話給他，聽到他的笑聲，他執意要出來會晤我們。“很抱歉，這個城市裏麵的出租車跟鯊魚一樣，”他的英語說得很棒，沒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國人的味道，就會多要三倍車費。”
他推開門，臉帶微笑，道歉連連，稍微有點喘氣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額頭，打開公文包，亂翻著找記事本，為把文件扔得滿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盤膝坐在床上，一邊看著消掉聲音的電視，一邊看著那個手忙腳亂的律師。那天早晨我跟他說過費薩爾要來，他點點頭，似乎想問些什麼，但隻是走開去看一個有動物在說話的電視節目。
“找到了。”費薩爾說，翻開一本黃色的法律記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們的媽媽。很抱歉，也許這不是你所想要從你未來的律師口裏聽到的，對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魯對你評價很高。”
“安德魯先生。是的，是的，那個家夥人很好。實際上，他打過電話給我，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了。”
“真的嗎？”
“哦，是的。”
“那麼你清楚我的情況了。”
費薩爾擦去唇邊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訴安德魯先生的情況。”他說，臉上出現兩個酒窩，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轉向索拉博。“肯定就是這個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煩吧？”他用法爾西語說。
“這是索拉博。”我說，“索拉博，他是費薩爾先生，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律師。”
索拉博從他的床上滑下來，跟費薩爾握手。“你好。”他低聲說。
“你好，索拉博。”費薩爾說，“你知道自己的名字來自一個了不起的戰士嗎？”
索拉博點點頭，爬回床上，繼續側身躺著看電視。
“我不知道你的法爾西語說得這麼好，”我用英語說，“你在喀布爾長大嗎？”
“不是，我在卡拉奇[1]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出生，但在喀布爾生活了好幾年。沙裏諾區，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費薩爾說。“實際上，我在伯克利[2]Berkeley，美國加州城市。[2]長大。1960年代後期，我爸爸在那兒開了間唱片店。自由戀愛，染了領帶的襯衫，你叫得出來的全都有。”他身體前傾，“我去過伍德斯托克音樂節[3]Woodstock，位於紐約州東南，每年8月舉辦民謠和搖滾音樂節。[3]。”
“太帥了！”我說。費薩爾哈哈大笑，又開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繼續說，“我跟安德魯先生說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兩件事，也許三件。我會完完整整告訴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頁，把筆帽打開。“那最好了，阿米爾。我們何不用英語交談，免得外麵的人聽到？”
“好的。”
我把發生過的一切統統告訴他：我跟拉辛汗的會麵、前往喀布爾、恤孤院、伽茲體育館的擲石頭。
“天！”他低聲驚呼，“很抱歉，我在喀布爾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很難相信你剛才告訴我的竟然是同一個地方。”
“你後來回去過嗎？”
“天，沒有。”
“我會告訴你，那兒不是伯克利。”我說。
“繼續。”
我把剩下的都告訴他了：跟阿塞夫見麵、搏鬥、索拉博和他的彈弓、逃回巴基斯坦。當我說完，他飛快地寫下一些東西，深深呼吸，鎮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爾，你前麵有場艱苦的戰鬥。”
“我能打贏嗎？”
他把筆帽裝上。“就安德魯的語氣判斷，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機會很小。”和藹的笑容和戲謔的眼神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