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他開口，身子又是一縮，把手按在喉嚨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東西。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緊緊綁著的醫用繃帶上。“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他喘息說。
“哦，索拉博。”
“我想要爸爸和親愛的媽媽，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爺在花園玩，我想要回到我們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蓋住雙眼，“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看哪裏，所以我望著自己雙手。你原來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來的生活。我在同一個院子玩耍。我住在同一座房子。可是那些草已經死了，我們家房子的車道上停著陌生人的吉普車，油汙滴滿柏油地麵。我們原來的生活不見了，索拉博，原來那些人要麼死了，要麼正在死去。現在隻剩下你和我了。隻剩下你和我。
“我沒辦法給你。”我說。
“我希望你沒有……”
“請別那麼說。”
“……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留在水裏。”
“別再那麼說了，索拉博。”我說，身子前傾，“我無法忍受再聽見你那麼說。”我碰他的肩膀，他縮身抽開。我放下手，淒涼地想起我在對他食言之前的最後幾天，他終於能夠自在地接受我的觸碰。“索拉博，我沒辦法把你原來的生活給你，我希望真主給我這樣的力量。但我可以帶你走。當時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訴你這個。你有前往美國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簽證了。真的。我保證。”
他從鼻子歎出氣，閉上眼睛。我要是沒有說出最後三個字就好了。“你知道嗎，我這一輩子做過很多後悔的事情，”我說，“也許最後悔的事情是對你出爾反爾。但那再也不會發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對不起你。我乞求你的原諒。你能做到嗎？你能原諒我嗎？你能相信我嗎？”我降低聲音，“你會跟我一起走嗎？”
等待他回答的時候，我腦裏一閃，思緒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個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櫻桃樹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取笑他，問他願不願意吃泥巴證明對我的忠誠。而如今，我是那個被考驗的人，那個需要證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應得。
索拉博翻過身，背朝我。很久很久，他一語不發。接著，就在我以為他也許昏昏睡去的時候，他嘶啞地說：“我很累很累。”
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間有些東西不見了。直到和奧馬爾·費薩爾律師碰麵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樣走進索拉博的眼睛。現在那光芒不見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懷疑他是否有膽量回來。我尋思要再過多久才能見到索拉博的微笑，再過多久才會信任我，倘若他會的話。
於是我離開病房，走出去尋找別的旅館，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再次聽到索拉博說話，已經是一年之後的事情。
結局，索拉博從來沒有接受我的邀請。他也沒有拒絕。當繃帶拆開，脫去病服，他隻是又一個無家可歸的哈紮拉孤兒。他能有什麼選擇呢？他能去哪兒呢？所以我當他同意了，可是實際上，那更像是無言的屈服；與其說是同意，毋寧說是由於他心灰意懶、懷疑一切而來的任人擺布。他渴望的是他原來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國。從方方麵麵看來，這並不能說是什麼淒慘的命運，可是我不能這麼告訴他。倘使惡魔仍在你腦中徘徊縈繞，前程又從何談起呢？
於是就這樣，一個星期之後，穿過一片溫暖的黑色停機坪，我把哈桑的兒子從阿富汗帶到美國，讓他飛離那業已過去的淒惻往事，降落在即將到來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興許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裏蒙特一間賣錄像帶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區之前，身邊有個家夥拿著便利店的紙杯，邊喝可樂邊指著《七俠蕩寇誌》，問我有沒有看過。“看過，看了十三次。”我說，“查爾斯·勃朗森在裏麵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羅伯特·華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樣。“太謝謝你啦，老兄。”他說，搖頭咕噥著走開了。那時我才明白，在美國，你不能透露電影的結局，要不然你會被譴責，還得為糟蹋了結局的罪行致上萬分歉意。
在阿富汗，結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電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裏、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種遠房親戚在那座房子進進出出——想知道的隻有這些：電影裏麵那個姑娘找到幸福了嗎？電影裏麵那個家夥勝利地實現了他的夢想嗎？還是失敗了，鬱鬱而終？
他們想知道的是結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問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結局是否圓滿，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有人能回答嗎？
畢竟，生活並非印度電影。阿富汗人總喜歡說：生活總會繼續。他們不關心開始或結束、成功或失敗、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隻顧像遊牧部落那樣風塵仆仆地緩慢前進。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個問題。盡管上個星期天出現了小小的奇跡。7個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個溫暖的日子，我們回到家裏。索拉雅到機場接我們。我從未離開這麼長時間，當她雙臂環住我脖子的時候，我聞到她頭發上的蘋果香味，意識到我有多麼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爾達的朝陽。”我低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