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因為長期的森林生產模式形成對光線的明暗程度的敏感。傈僳族主要分布在雲南省內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兩岸的高山峽穀地帶，部分支係散居在金沙江、瀾滄江兩岸的河穀山坡台地上，是典型的山地民族（李智環，2010）。高黎貢山為傈僳人提供了狩獵和采集的場所。憑借高黎貢山豐厚的資源，狩獵和采集成為傈僳族重要的生產模式。明代《景泰雲南圖經誌書》卷四載：“有名栗粟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居山林，無室屋，不事產業，常帶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其婦人則掘取草木之根以給日食，歲輸官者，唯皮張耳。”（高誌英，2007）傈僳族雖然現在已進入農耕經濟階段，但由於多居住於山區或半山區，生產力水平低，尚處於廣種薄收階段。除農耕時節外，傈僳人都勞作於森林，男狩獵，女采集（艾懷森，1999）。每年4月至8月為采集野菜的季節，8月至12月為狩獵的季節。在枝葉繁茂、光線暗淡的密林中，唯有敏銳地感知光線明暗，才能避免意外傷害，成功捕獲獵物並采集到食物，獲得生存和繁衍。久而久之，為了適應森林中的勞作，傈僳人養成了對光線明暗的敏感，形成區分亮色與暗色的習慣。人類進化都要經過漫長的、以狩獵和采集為主的原始社會階段。這一曆史階段雖然離人們已經遙遠，但在狩獵和采集中產生的一係列人類行為、心理及文化模式仍舊影響著人們（艾懷森，1999），進而影響他們的顏色認知模式。由於在山地生活，藍天、綠林構成了傈僳族的重要生活背景，因而出現了由藍色和綠色組成的“背景色”的類；由於生活在花朵盛開的森林中，又從事采集活動，於是就出現了“花朵、水果色”的類，這說明了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對人類認知的影響。
普米人多生活在半山緩坡地帶。與傈僳族比，農業耕作是普米人更主要的生產方式。因此，土地對普米人具有重要生存意義。雲南素有“紅土高原”之稱。普米族生活的地區往往地多人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普米人積累了豐富的耕作經驗，對賴以生存的土地也產生了特殊偏愛。常年在紅土地上謀生的普米人自然而然地會對大自然恩賜的土地的顏色產生偏愛，而紅土地的顏色正是接近紅色或粉紅色，紅色和粉紅色就被賦予了特殊的價值。
在傈僳族高中生基本顏色詞分類中，未出現與普米族和摩梭人類似的“單色br雜色”維度。這既與不同民族對顏色的抽象有關，也與傈僳族的色彩觀念有關。從對顏色抽象看，“亮色”和“暗色”是對顏色明度認知的結果。明度高的顏色是亮色，明度低的顏色是暗色。按照亮度劃分顏色，主要源自光線的作用。在光線暗淡的區域，區分亮色和暗色是最為基礎也是最為有效的認知模式。在原始茂密的森林中，若想要迅捷、準確地獲取獵物，唯有快速區分出目標物的“亮色br暗色”特征。這體現了傈僳人適應森林經濟模式產生的顏色認知特點。
Berry（1967）指出，一定的生態環境導致一定的文化形態，一定的生態和文化形態共同塑造人，使其產生一定的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進而使人更好地適應那種生態和文化，甚至影響和改變他們。對居住地自然環境的適應是民族生存的基礎，因而居住地的自然環境特質對民族認知結構的取向有不同忽視的製約作用。同時，世代居住的環境也賦予各個民族以相應的、獨特的認知方式認識客觀世界。
7.2.2 生產方式因素
一定的生態環境決定了一定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又影響人的認知。Linnell等人（1977）對比生活在草原和移居城市的辛巴族人的注意及工作記憶，發現城市辛巴族人的工作記憶能力更好，但在空間注意中卻表現出去中心化加工特征，而留守草原的辛巴族人仍能更多地關注目標。Uskul等人（2008）發現，強調依存型社會取向的農夫和漁夫比強調獨立型社會取向的獵人更強調基於關係分類，而獵人更強調基於規則分類。Talhelm（2014）提出“大半理論”，認為中國南北方人由於不同的農作物種植史，導致不同的思維方式。北方人種植小麥，南方人種植水稻。與來自種植小麥區的人相比，來自水稻種植區的人表現出更加整體的思維方式。
7.2.3 傳統習俗因素
民族傳統習俗作為社會環境的重要部分，以有形或無形的力量對本民族成員的認知發生重要影響。服飾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現象，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對顏色的選擇和偏好，最能體現人們的心理意識。不同民族對服飾的喜好存在顯著差異。從服飾著裝亦能看出普米人對紅色和粉紅色的偏好。普米女子下身穿百褶桷裙，裙腳邊加一道紅線。傳說這道紅線指明了祖先遷移的路線，人死後需要沿著路線去尋找自己的歸宿。紅色與粉紅色多為年輕女性服飾的顏色，未婚女子留發辮時，會將一根紅線置於發辮中表示未婚。顯然，紅色被賦予了特殊含義，紅色與粉紅色就成為普米人鍾愛的顏色。摩梭人具有靚色偏愛，這也體現在摩梭婦女的服飾上。摩梭女子喜著紅、藍、紫色上衣，並用彩色布條鑲邊，係淺藍和白色襯裏的雙層白褶裙，束紅、黃腰帶。與納西人以穿青色衣褲為相宜裝束比，摩梭人的服飾明顯表現出他們對靚色的喜好。彝族自古尚黑，自稱黑族、黑人，民族服裝多為黑色，至今還保留著許多以黑為貴的風俗（趙寅鬆，2003）。彝族在曆史上有黑彝、白彝之分，黑彝是貴族，白彝是平民和奴隸，有明顯的黑尊白卑的意義（楊福泉，1991）。白族尚白，自稱為白子白女，稱自己的語言為白無，民族服裝喜用白色（白庚勝，2001）。白色對白族來說，象征著純潔、美好、忠貞、善良，說一個人白心白肝，意為這個人心地善良，有美好品德（陳萍，1999）。在納西族文化中，從字麵上解釋，納即黑，西即人，這似乎透露出納西族曾經有過尚黑的曆史。但是，在納西族的東巴經典“黑白之戰”中，講述了白部族戰勝黑部族，正義戰勝邪惡的神話故事，明確表達出白象征光明，黑象征黑暗之意（李例芬，1991）。這種複雜的文化也使得納西族對黑和白的態度混沌不明。
7.2.4 宗教信仰因素
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民族認知結構的形成與取向。宗教的一種最巨大的力量，即道德因素。它即使沒有正式地表現在戒律上，至少也表現在輿論上，按照這種傳統，某些行為才被看作是善的或惡的，正確或錯誤的。
從“普米”名稱的由來看，普米人自稱為“白人”，這緣於普米族自古就有的白色為善的習俗。普米族崇尚白色與普米族的圖騰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有極為密切關係。普米族的圖騰為白額虎，普米人視屬虎之年為吉年，屬虎之日為吉日（張澤洪，2006）。納西族尚黑。11至13世紀時，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白教）傳入納西族地區，納西人受白教影響轉而尚白，導致納西人對黑白產生複雜的態度（楊傑宏，2004）。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在瀘沽湖地區已與達巴教並駕齊驅，黃教的象征色——黃色深入人心，摩梭人對這種豔麗顏色有深深的敬畏之情。由此帶來的是對黃色的敬畏，而沒有黑、白的衝突。因此，在納西人顏色詞語義空間中，黑和白很難聚成一類，摩梭人則很自然地將兩種非彩色組合在一起。這表明，不同民係由於受自身的語言和文化影響，可能優先注意到顏色的不同屬性，並將這些屬性作為分類的依據。喬豔陽等人（2017）亦發現，宗教和經濟對景頗族學生的思維方式具有重要影響。他們選取信仰基督教和信仰傳統宗教的景頗族被試進行自我膨脹、賞罰陌生人和分類測試，發現經濟狀況好的信仰基督教的景頗族被試表現出更明顯的自我膨脹性，在分類測試上表現出更明顯的分析型思維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