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任何一種活動都是文化的產物。因此，生活在不同社會文化或不同民族群體中的人，其認知必然受到生活環境、生活條件、生活經驗製約，表現出獨具特點的認知結構與組織。民族獨特的生活造就了獨特的認知結構，使其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民族認知結構又以獨特方式對民族文化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促進文化重構，使民族文化帶有深刻的民族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曆史發展中，無不受到民族認知結構的影響；長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及文化模式又作用於民族認知及其結構，使得民族認知結構的發展更具有民族性與文化性。因此，文化的差異性包含認知結構的民族性，認知結構的民族性又促進文化的特色化發展與動態建構（李靜，2004）。
7.2 影響民族認知形成的因素
人類認知結構具有穩定性，但在複雜多變的客觀環境麵前，人類認知能力又受有限性的局限和製約。民族心理研究往往從人類一般認知結構出發，探討各民族認知結構的異同，還要探討導致這些結構的曆史、文化原因。這些曆史與文化的原因就是影響民族認知結構形成的因素。
7.2.1 地理環境因素
地理環境是孕育、滋養文化的土壤。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文化的形成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通過生產活動影響民族的經濟生活。任何生產活動都是人類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的過程，地理環境以其自然要素的不同組合影響人類生產活動的地域分工。平原宜農，山地宜林，草地宜牧，河湖宜漁。文化地理學認為，“凡超越本能，人類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品，都屬於文化。”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會造就不同民族對事物的認知模式（羅春祥，2006）。一個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地理環境，而地理環境總會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打下深刻的烙印。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製約與影響著民族認知及其結構，影響著民族認識客觀事物時對對象特征的取舍及取舍方式（李靜，2004）。
中國雲南地區具有多樣的地形、氣候和物產，加上多樣的地表分割，構成雲南民族文化生成的地理背景。這種垂直變化、複雜多樣的地形、地貌格局不僅為類型多樣、立體分布的氣候、植被、土壤、物產格局奠定了基礎，也深刻影響了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對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車文輝，2003）。來自雲南省寧蒗地區的傈僳族、普米族和摩梭人高中生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基本顏色詞概念結構，是因為由地理環境影響的經濟生產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傈僳族、普米族和摩梭人生活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亦有顯著差異。摩梭人聚居在瀘沽湖畔，那裏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多種經濟方式並存，當地居民多以耕作為主，以捕魚、狩獵為輔。因此，與傈僳族和普米族比，摩梭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較高。摩梭人自古聚居在瀘沽湖畔及周圍地區，對瀘沽湖有著極深的依戀之情，瀘沽湖地區清澈見底的湖水與湛藍的天空是摩梭人生活的主色調，因此，純淨的藍色成為他們鍾愛的顏色。摩梭人信奉達巴教，達巴教崇尚自然，對自然持有特殊的敬仰之情，這種原始自然崇拜，促使摩梭人對生活環境中的自然色產生偏好。沙毓英（1995）發現，在摩梭人語言中，顏色詞有用現象描繪代替詞語的現象。例如，用鸚鵡表示綠色，粉紅色則描述為像桃花一樣的顏色。這種借物呈色現象反映出摩梭人對綠樹紅花等環境色的特殊偏好。
人們任何一種活動都是文化的產物。因此，生活在不同社會文化或不同民族群體中的人，其認知必然受到生活環境、生活條件、生活經驗製約，表現出獨具特點的認知結構與組織。民族獨特的生活造就了獨特的認知結構，使其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民族認知結構又以獨特方式對民族文化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促進文化重構，使民族文化帶有深刻的民族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曆史發展中，無不受到民族認知結構的影響；長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及文化模式又作用於民族認知及其結構，使得民族認知結構的發展更具有民族性與文化性。因此，文化的差異性包含認知結構的民族性，認知結構的民族性又促進文化的特色化發展與動態建構（李靜，2004）。
7.2 影響民族認知形成的因素
人類認知結構具有穩定性，但在複雜多變的客觀環境麵前，人類認知能力又受有限性的局限和製約。民族心理研究往往從人類一般認知結構出發，探討各民族認知結構的異同，還要探討導致這些結構的曆史、文化原因。這些曆史與文化的原因就是影響民族認知結構形成的因素。
7.2.1 地理環境因素
地理環境是孕育、滋養文化的土壤。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文化的形成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通過生產活動影響民族的經濟生活。任何生產活動都是人類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的過程，地理環境以其自然要素的不同組合影響人類生產活動的地域分工。平原宜農，山地宜林，草地宜牧，河湖宜漁。文化地理學認為，“凡超越本能，人類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品，都屬於文化。”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會造就不同民族對事物的認知模式（羅春祥，2006）。一個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地理環境，而地理環境總會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打下深刻的烙印。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製約與影響著民族認知及其結構，影響著民族認識客觀事物時對對象特征的取舍及取舍方式（李靜，2004）。
中國雲南地區具有多樣的地形、氣候和物產，加上多樣的地表分割，構成雲南民族文化生成的地理背景。這種垂直變化、複雜多樣的地形、地貌格局不僅為類型多樣、立體分布的氣候、植被、土壤、物產格局奠定了基礎，也深刻影響了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對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車文輝，2003）。來自雲南省寧蒗地區的傈僳族、普米族和摩梭人高中生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基本顏色詞概念結構，是因為由地理環境影響的經濟生產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傈僳族、普米族和摩梭人生活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亦有顯著差異。摩梭人聚居在瀘沽湖畔，那裏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多種經濟方式並存，當地居民多以耕作為主，以捕魚、狩獵為輔。因此，與傈僳族和普米族比，摩梭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較高。摩梭人自古聚居在瀘沽湖畔及周圍地區，對瀘沽湖有著極深的依戀之情，瀘沽湖地區清澈見底的湖水與湛藍的天空是摩梭人生活的主色調，因此，純淨的藍色成為他們鍾愛的顏色。摩梭人信奉達巴教，達巴教崇尚自然，對自然持有特殊的敬仰之情，這種原始自然崇拜，促使摩梭人對生活環境中的自然色產生偏好。沙毓英（1995）發現，在摩梭人語言中，顏色詞有用現象描繪代替詞語的現象。例如，用鸚鵡表示綠色，粉紅色則描述為像桃花一樣的顏色。這種借物呈色現象反映出摩梭人對綠樹紅花等環境色的特殊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