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裏,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麼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麼。

時間一長,我隻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被我救過命,卻又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隻是起哄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麼鬧出了這麼大的局麵?當然是因為傳媒。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兩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後究竟寫過什麼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裏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裏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隻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裏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隻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幾個進攻者隻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裏,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麼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麼。

時間一長,我隻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被我救過命,卻又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隻是起哄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麼鬧出了這麼大的局麵?當然是因為傳媒。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兩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後究竟寫過什麼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裏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裏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隻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裏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隻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幾個進攻者隻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麵,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麼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隻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麵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