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不能不對某些香港文人說幾句話。你們既沒有到過地震現場，也沒有到過“文革”現場，卻成天與一些內地來的騙子一起端著咖啡杯指手畫腳，把災難中的高尚和恥辱完全顛倒了。連你們，也鸚哥學舌地說什麼“石一歌”！
六
寫到這裏，我想讀者也在笑了。
一個不知所雲的署名，被一個不知所雲的人戴到了我的頭上，就怎麼也甩不掉了。連懸賞也沒有用，連地震也震不掉！這，實在太古怪了。
有人說，為別人扣帽子，是中國文人的本職工作。現在手多帽少，怎麼可能摘掉？
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戴了那麼久，還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寫過什麼樣的文章。
終於，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來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車站書店，隨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雜誌《名作欣賞》（總第318期）。開始並不怎麼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個署名“祝勇”的人，在氣憤地批判“石一歌”幾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麼呢？原來，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說，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秘密讀書室，在那裏閱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
這個人斷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進行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僅如此，這個人還指控我的亡友陳逸飛也參與了“捏造”，因為據說陳逸飛畫過一幅魯迅讀書室的畫。那畫，我倒是至今沒有見到過。
任何人被誣陷為“捏造”，都不會高興，但我卻大喜過望。
十幾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寫過什麼。此刻，我終於看到了這個小組最讓人氣憤的文章，而且是氣憤到幾十年後還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麼樣的了。
我立即買下來這本雜誌，如獲至寶。
被批判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現在一本叫《魯迅的故事》的兒童讀物裏。在我印象中，那是當時複旦大學中文係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複課後，由“工農兵學員”在老師指導下寫的粗淺作文，我當然不可能去讀。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寫了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讀書室，他在裏麵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為，那是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公開說過多次的，學員們隻是照抄罷了。
周建人會不會“捏造”？好像不會。因為魯迅雖然與大弟弟周作人關係不好，卻與小弟弟周建人關係極好，晚年在上海有頻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實人，不會亂說。何況，周建人在“文革”期間擔任著浙江省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學員們更是沒有理由不相信。
其實，那間讀書室我還去參觀過，很舒服，也不難找。魯迅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很普遍，魯迅也讀了不少。他連那位擔任過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又處於通緝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裏來，還怕讀那些著作嗎？
原來，這就是“石一歌”的問題！
七
我懸了十幾年的心放了下來，覺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組的真實名單了。但我還對那個電話裏教授太太的聲音保持著很深的記憶，因此決定再緩一緩。
現在隻能暫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幾句：
一九七二年根據周恩來指示在複旦大學中文係成立的《魯迅傳》編寫小組，組長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副組長是複旦大學教師，組內有複旦大學六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華師大附中一人，上海戲劇學院一人即我，半途離開。由於人員太散，該組又由正、副組長和複旦大學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組成“核心組”。
後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協會成立的“石一歌”魯迅研究小組，成立的時間我到今天還沒有打聽清楚，組長仍然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知道有沒有副組長，組內有華東師範大學二人，複旦大學三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二人，華師大附中一人。由於都是出於周恩來的同一個指示，這個小組與前一個小組雖然人員不同，卻還有一定的承續關係，聽說還整理過前一個小組留下的魯迅傳記。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複旦大學中文係的部分學員也用過這個署名。
這些事，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
對於今天的批判者，我無話可說，隻有一個勸告：憑著天良，最好不要再去傷害已經去世，因此不能自辯的大藝術家，如陳逸飛。
八
好了，尋“石”之路大體已到盡頭，我也不想寫下去了。
石頭已經尋得。穿過密密層層的藜棘，終於得到了與這三個字相關的文章和名單。
最後，我不能不說一句：對“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誠地表示感謝。這三個字，給我帶來了好運。
我這麼說，不帶任何諷刺。
第一，這三個字，給了我真正的輕鬆。
本來，我這個人，是很難擺脫各種會議、應酬而輕鬆的，但是這個可愛的謠言救了我。當今官場當然知道這是謠言，卻又會百般敬畏造謠者，怕他們在傳媒上再次鬧事而妨害社會穩定。這一來，官場就盡量躲著我。例如我辭職二十多年，從未見過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長，哪怕是在集體場合。其實，這對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艱苦推拒，就可以從各種頭銜、職務中脫身而出，擁有了幾乎全部自由時間。這麼多年來我種種成績的取得，都與此有關。貌似棄我，實為惠我。國內噪聲緊隨，我就到國外講述中華文化。正好，在國際上並不在乎國內的什麼頭銜。總之，我摸“石”過河，步步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