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輕時到現在，我曾三進華東師範大學，親身感受到學校在不同曆史階段的發展和變化。
1962年，我考進了華東師大教育係心理專業，開始了充滿理想的大學生生活。那時，一股對專業的熱愛、對社會的責任、對人生的理想的精神力量，驅使著我們全班同學如饑似渴地學習。我們班級曾是全校1964年度的先進集體，上過學校的《學先進簡報》呢！但是，在當時極左路線的幹擾下，書桌沒有平靜多時，我們便卷進了“四清”和“文革”的政治大潮。在動亂**的1968年，我們帶著迷茫和淒涼，離開了母校。班級潰不成軍，畢業時連張集體照都沒拍。我本人則告別了孤寡的老母，離開了上海，到魯中的一個煤礦“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去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組織上和思想上結束了極左路線的統治，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屆研究生，又回到了華東師大，師從左任俠教授和李丹教授，研究兒童發展心理學。當時的華東師大，正在從十年動亂的文史樓
折騰中漸漸地複蘇過來，但無論是領導還是教師，都蘊涵著一種重振旗鼓、為實現四化貢獻力量的信念。三年的研究生學習，華東師大的學術氛圍和導師的耳提麵命，奠定了我的學術方向，更積澱了我的人格基質。二進華東師大，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和發展方向，使我有能力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一點成績。
我第三次回到華東師大，是上海市的師範結構調整創造的機會。1996年底，上海市教衛黨委在上海教育國際交流中心召開全市高校黨政負責幹部學習討論會。我作為上海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副校長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我碰到了時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的陸炳炎和校長王建盤。我問他們，將上海幼專並入華東師大，是不是教育部與上海市“共建”華師大的一個標誌，陸炳炎略作沉思後，表示“應該可以這麼說。”1997年9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揭牌，作為並入單位的一員，我領到了一枚紅底白字的華東師範大學的校徽。這是我早年夢寐以求的理想，想不到本科畢業三十年後，又回到了母校。當我以教授的身份跨進文史樓為學生上課時，眼前浮現的盡是當年學生時代的景象，其激動之情，難以言表。
華東師大高規格的辦學規模、高水平的辦學思路、高質量的學術氛圍，給了全院教師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我本人也開始承擔了博士生導師的職責。上海幼專的並入，也為我校的學前教育專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有力地推動了學前教育專業的專業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促進了學前教育專業培養目標的改革和課程建設的改革。學前教育專業的教師很快就融洽起來，各自找到了合適的崗位和專業生長點。並校以後，學校黨委調查研究，順應民心，製定了一係列政策、措施，幫助並入教師適應新環境、新要求。廣大教師也努力克服困難，積極適應。華東師大的學前教育專業很快就成了國內領先、國際矚目的新興專業，專業教師隊伍最多、培養層次最齊、課程設置最先進，為華東師大的專業發展出了一把力，同時，成為了上海幼兒教師職前和職後師資培養最有影響的單位。
應該說，華東師大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的發展曆程，在上海市師範結構調整中是一個成功的典型。
首先，這個學院的成立，為部屬高校與市屬高校合並提供了示範。其次，對提高上海市幼教師資的培養層次創造了條件。第三，對拓展學前教育科學研究和國際交流開辟了更高的平台。我認為，這些都是我親身體驗到的改革開放的成就。
2008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