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延二年（436)，“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甲辰高車國遣使朝獻”。
太延三年（437)三月，“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十一月，“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
太延四年（438)三月，“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
太延五年（439)四月，“鄯善、龜茲、疏勒、焉耆諸國遣使朝獻”。五月，“遮逸釀汗血馬”。
可見，在魏太武帝太延年間，西域多國使者往來不絕，不僅如此，北魏亦派使者出使西域，亦有使者出使天竺、靨賓。如在太延三年（437)西域九國來訪後，太武帝派遣王恩生、許綱等人出使西域，由於“恩生出流沙，為螺螺所執，竟不果達”。於是“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董琬等在烏孫王的幫助下訪問了破洛那、者舌兩國，琬、明東還後，烏孫、破洛那等西域十六國遣使倶來平城。“自後相繼而來，不間於歲，國使亦數十輩矣”。董琬、高明這次出使收獲頗豐，不僅使北魏與西域諸國建立了直接聯係，而且增進了中原對西域各國的進一步了解，史稱：
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雲：“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並。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
這就清楚地表明，繼曹魏之後，北魏對於西域的聯係、溝通和認識，已達到超越前代的水平。北魏滅北涼之後，派萬度歸率軍先後征服鄯善、焉耆、龜茲，解除了進人西域的障礙。此前曾與北涼交好的鄯善國，在北涼亡後，“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曆年不入”。為了打破阻隔，世祖拓跋燾命“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眾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麵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其時，焉耆“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焉耆王）鳩屍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屍鳩卑那眾大潰……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龜茲憑借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鄯善、焉耆、龜茲三大國重新歸附後，中原與西域交通再次暢通，雙方之間的往來交流自然進一步頻繁密切。
首先，交往頻繁且範圍擴大。如前所論，北魏在滅北涼之前，即與西域蔥嶺以東大多數國家已有往來，而且與中亞、南亞的粟特、天竺、扇賓、破洛那、者舌諸國也互有聯係交流，還曾“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北魏滅北涼之後，其與西域以及域外的交往進一步擴大，除天山南北諸國往來密切之外，北魏與中亞、南亞乃至西亞不少國家都有交往。據《魏書？西域傳〉〉載，蔥嶺以西、以南國家中，就有者至拔、迷密、悉萬斤、洛那（原大宛）、波斯、者舌（原康居）、大月氏、屙賓、吐呼羅、副貨、南天竺、疊伏羅、嚈噠、康國等眾多國家“每使朝獻”，“遣使貢方物”。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九月，又有南亞“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北魏與西域、域外的國家和地區通使交往最盛時達到一百多個。而往來交流最為頻繁密切的仍以西域及以遠地區為主，史稱：“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這種景象可謂前所未有。
其次，宗教文化交流密切。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到魏晉北朝時期已經普遍被上層統治者和大眾所接受。於是，隨著絲路的暢通，這一時期前來中國的胡僧數量不少，由新疆至甘肅、寧夏、陝西、河南、山西各地沿絲路分布的大量石窟寺，大多是這一時期開鑿的；而各地佛教寺廟的修建，也在這一時期形成高潮，尤以北魏平城、洛陽、南朝建康最為集中。以平城為例，除了西域外交使節外，還有胡人定居，這些人包括官僚、商人、僧人以及沒有留下姓名的工匠和伎樂等，還有因婚配來平城的。這其中，胡僧當不在少數，嚴耕望先生指出：“魏都平城時代，為亞洲盛國，西域諸國，相繼來朝，從事朝貢貿易，僧徒亦樂東來弘法。魏之君主，或精誠信向，或為凝聚民心，而大崇佛法，凡所建製，規模宏麗，不但遠過前朝，亦為南都建康所未聞。豪家大族，亦從而施舍，北魏高宦富室之有家僧蓋不始於都洛時代也。”就僧侶而言，趙郡有沙門法果，被太祖詔赴京師任北魏朝廷管理僧眾事務的高級僧官，備受崇敬。死後被追贈為“趙胡靈公”。此“胡”很可能指法果為西域胡人。屙賓人沙門師賢矢誌傳道；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太安初奉佛像到京都。沙勒胡沙門擅長佛畫，“赴京師致佛缽並畫像跡”。天竺僧人常那邪舍，與曇曜翻譯新經十四部天竺僧人佛陀禪師曾遊曆諸國，於孝文帝時來到平城，“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定念”。西域沙門名跋陀道業深厚，“深為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至孝文帝太和初，“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可見規模之大、僧尼之多。而魏都洛陽佛教之盛，《洛陽伽藍記》已有翔實而生動的記述，茲不讚述。各政權統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提倡，佛教逐漸為內地百姓接受和信奉，推動了佛教在北朝時期的興盛。而絲路暢通和胡僧東來、漢僧西去求經，無疑在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中發揮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