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視與南朝的聯係和溝通。文獻中雖然沒有留下吐穀渾開辟通往南朝道路的記載，但是，吐穀渾王阿豺詢問墊江（今嘉陵江）流歸何處的故事，其所涉及的地名正與吐穀渾南下入蜀路線即河南道相合。史稱阿豺“田於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群臣曰：‘此水東流，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此段道路的暢通，也就貫通了由南朝到西域的河南道全線。
第三，吐穀渾勢力深人西域，有助於絲路暢通和貿易往來。其時，柔然、北魏、吐穀渾三國自北而南與西域相接，吐穀渾王慕利延時，“遂入於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靨賓”。後曾控製鄯善、且末及塔裏木盆地。吐穀渾勢力深人西域，控製西域南道一帶，這對河南道的暢通和不受北魏阻撓，無疑至關重要。
第四，中西商貿活動助推交通發展。河南道的暢通，獲利最多者無疑是控製這條道路的吐穀渾，史稱“吐穀渾逐草依泉，擅強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紋，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麵”。可見，當時在中西貿易往來中，吐穀渾憑借河南道主要途經本國而獲利頗豐。隨著南朝、西域、柔然間使者、商隊往來日益頻繁，為吐穀渾居間貿易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也使其積聚了大量財富。“胡王金釧”、“多有金銀牛馬”的記載，正是其與西域貿易往來的結果。而且，吐穀渾還曾與波斯進行馬匹交易，並置於青海湖中小山繁殖。史稱：“青海周回千餘裏，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到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狗，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穀渾嚐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狗，能日行千裏，世傳青海驄者是也。”而所謂“西南之珍”，又說明吐穀渾也與南朝貿易往來頻繁，史稱吐穀渾“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益州之發達的經濟文化，成為吐穀渾及西域胡人與西南地區通商貿易的重要市場和中轉站。所以，以畜牧為主的吐穀渾政權，其經濟發展與國家的強大，與河南道的暢通和中西貿易的繁盛不無關係。
第五，佛教的興盛推動了文化交流。吐穀渾曾占有西域鄯善、且末、於闐及塔裏木盆地一帶，北與高昌相鄰，又與河西相近，這些國家與地區佛教興盛。而吐穀渾東又與南朝益州接壤，其治所成都乃南朝經濟都會和文化中心。這些便利條件，為其與周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這集中體現在佛教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上。早在漢晉時期，青海一帶已經有了佛教流傳，隨著吐穀渾開通河南道，佛教文化交流興盛一時。“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吐穀渾上表南朝在益州建立佛寺，既是雙方文化與交流頻繁，有大量吐穀渾人在益州經商或居留的反映，同時又說明吐穀渾佛教流行，信徒甚眾。如“慕延（即慕利延）從弟拾寅立……國中有佛法”。吐穀渾王誇呂在位時，又向南朝“遣使朝貢，獻馬及方物，求釋迦像並經論十四條。敕付像並製旨《涅粱》、《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吐穀渾佛事之盛和交流之密於此可見。據郭盛研究，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行河南道的僧侶就有單道開、法顯、法緒（高昌人）、佛陀耶舍（覇賓人）、曇弘、道汪、慧殽、曇無竭、佛馱什（北印度人）、曇摩密多（屬賓人）、畺良耶舍（西域人）、智猛、耆域（天竺人）、僧伽跋摩（天竺人）、慧覽、沮渠安陽、僧隱、法獻、玄暢、明達（康居人）、宋雲、闍那崛多（犍陀羅人）等22位之多。他們或經行、或遊曆，或講經，或譯經，或取經，不一而足。這些僧侶以往來南朝者居多，也不乏往返北魏者。在他們的影響和引導下，吐穀渾佛教文化與交流盛況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