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蕃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偽稱貢使，多攜馬、駝、玉石，聲言進獻。既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物。東西數千裏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谘。廷臣莫為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給事中黃驥極陳其害。仁宗感其言，召禮官呂震責讓之。自是不複使西域，貢使亦漸稀。
當然，絲綢之路橫跨三大洲，溝通數十國，除了中國國內因素之外，也與每一時代沿途各國的治亂興衰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中國社會動蕩，整個亞歐地區也不安寧，絲綢之路自然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此西方曆史學者曾說：
公元500年左右，整個歐洲大陸處於動亂時期。亞洲草原上遊牧民族侵襲了當時所有的文明中心。雖然古典時期的成就並未完全喪失，但中國與西方、北非、意大利、拜占庭和西歐之間的聯係卻大大減弱。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各個地區又退回到依靠自身資源獨立發展的狀態。
不難看出，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否，既與特定曆史時代沿途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相聯係，也與這條通道的主導者中國的治亂興衰息息相關。因此，從絲綢之路原發地中國而論，它的興衰演化就成為古代中國國力強弱與對外關係演化的晴雨表。
2.中央王朝經營西北和促進民族融合的紐帶
絲綢之路通過的中國西北地區，正是內地與西北邊疆聯係、漢族與少數民族交錯雜處、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過渡的地帶。這條通道的最初打通，就是西漢王朝設置四郡經營河西，斷匈奴右臂，開拓西域，解除北方威脅的產物。由於曆史上從早自先秦的北狄、犬戎、西戎、氐羌，到秦漢時期的匈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柔然、鮮卑、吐穀渾，隋唐時期的突厥、回鶻、吐蕃，宋元時期的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明清時期的滿族、韃靼、瓦剌、藏族、蒙古準噶爾部等等，它們曾先後或建立起強大政權與中原分庭抗禮，或統治草原占據西域，又南下犯境，或在國家的打擊和統一進程中趨於分裂解體，或內附，或融合，或遷徙，或遠遁，有時進而引發歐亞地區大範圍的部族流動與戰爭征伐。於是，無論中國，還是絲路地帶的廣大地區都會發生劇烈的民族與國家的地理大交流、民族大遷徙、人口大流動和文化大交流。這既是人類曆史與文明的陣痛期，也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國家與民族的蛻變期，新的民族格局和國家生態由此催生。
就中國而言，在兩千多年間的絲綢之路通行期，曾發生四次大規模的民族大交流和大融合，其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秦、晉、燕、趙與北狄、西戎間的交流融合；其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與中原漢族的交流融合；其三是唐宋元時期的多民族交流融合；其四是明清時期西北諸族的交流融合。每一次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都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和無窮活力，為國家民族的強盛和繁榮發展帶來持久動力。春秋戰國之於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二次融合之於隋唐一統和盛唐文明的出現，第三、四次融合之於元、明、清一統局麵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定型，中華文化綿延不絕、中華文明一以貫之，於此不無關係。而且，在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過程中，一些古老的民族彙入漢族或其他民族而消失，另一些原來沒有的新民族又在融合中出現，如維吾爾、蒙古、藏、回、東鄉、裕固、撒拉、保安等族都是在近幾百年來才形成的中華大家庭新成員。
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蕃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偽稱貢使，多攜馬、駝、玉石，聲言進獻。既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物。東西數千裏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谘。廷臣莫為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給事中黃驥極陳其害。仁宗感其言，召禮官呂震責讓之。自是不複使西域，貢使亦漸稀。
當然，絲綢之路橫跨三大洲，溝通數十國，除了中國國內因素之外，也與每一時代沿途各國的治亂興衰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中國社會動蕩，整個亞歐地區也不安寧，絲綢之路自然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此西方曆史學者曾說：
公元500年左右，整個歐洲大陸處於動亂時期。亞洲草原上遊牧民族侵襲了當時所有的文明中心。雖然古典時期的成就並未完全喪失，但中國與西方、北非、意大利、拜占庭和西歐之間的聯係卻大大減弱。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各個地區又退回到依靠自身資源獨立發展的狀態。
不難看出，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否，既與特定曆史時代沿途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相聯係，也與這條通道的主導者中國的治亂興衰息息相關。因此，從絲綢之路原發地中國而論，它的興衰演化就成為古代中國國力強弱與對外關係演化的晴雨表。
2.中央王朝經營西北和促進民族融合的紐帶
絲綢之路通過的中國西北地區，正是內地與西北邊疆聯係、漢族與少數民族交錯雜處、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過渡的地帶。這條通道的最初打通，就是西漢王朝設置四郡經營河西，斷匈奴右臂，開拓西域，解除北方威脅的產物。由於曆史上從早自先秦的北狄、犬戎、西戎、氐羌，到秦漢時期的匈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柔然、鮮卑、吐穀渾，隋唐時期的突厥、回鶻、吐蕃，宋元時期的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明清時期的滿族、韃靼、瓦剌、藏族、蒙古準噶爾部等等，它們曾先後或建立起強大政權與中原分庭抗禮，或統治草原占據西域，又南下犯境，或在國家的打擊和統一進程中趨於分裂解體，或內附，或融合，或遷徙，或遠遁，有時進而引發歐亞地區大範圍的部族流動與戰爭征伐。於是，無論中國，還是絲路地帶的廣大地區都會發生劇烈的民族與國家的地理大交流、民族大遷徙、人口大流動和文化大交流。這既是人類曆史與文明的陣痛期，也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國家與民族的蛻變期，新的民族格局和國家生態由此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