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母校何在 九龍山下智門寺
舟山群島以南，三門灣以北，有一條狹長的水道，從東海向西南延伸，這就是氣象預報經常提及的象山港。如果說三門灣像一個巨大的海星附在東海岸上，那麼，象山港就是一條躍入東海的蛟龍，而西蘆港就是蛟龍的一個橢圓形前足，深深探進象山半島的腹地。西蘆港出口狹小，蛇山和貓頭嘴相向而峙，內部寬大，海水湛藍，風平浪靜，四圍矮山，略無闕處，是一個難得的天然軍港。
在西蘆港的南岸，有一個小村靜靜地麵朝港灣，它有一個詩意的名稱叫舫前。村後的鯽魚山、東家山、鳥尖山、白岩山、靈岩山諸峰，統稱為九龍山。九龍山很少有其他喬木，隻有翠竹沿山坡蔓延，近看如綠海蕩漾，遠看如蛟龍舞動。就在九龍山腳下和舫前村之間，有一個所在叫智門寺，不知何人拄杖開山，也不知何時香火消散。1979年初春，它迎來了一班特殊的客人，是寧波地區1978年考進高校的中文科新生。智門寺大門本來掛著三塊牌子：“象山教師進修學校”、“寧波師範象山分校”、“象山縣共產主義五七大學”，現在又多了一塊新做的木牌，叫“寧波師範專科學校象山教學點”。
像這樣的“教學點”在當時的浙江省是較為普遍的。1977年恢複高校招生考試，中國高校百廢待興，而77屆、78屆的應屆畢業生（後來學界稱77、78、79三屆畢業生為“新三級”，以別於“老三屆”）和積壓了11年“老三屆”考生都彙聚到1977年和1978年的考場上。由於師資和校舍的限製，1977年的全國高校錄取率5%不到。有鑒於此，1978年4月，“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批準建立浙江師範學院各地區的分校，縮短學製，增加專業，招生數列入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1978年高考後，又在有條件的地區分校下麵，依托縣教師進修學校設立分校教學點。直到1979年春，全省各地教學點才準備就緒，正式開學，這時離第一批招生已經過去一個學期了。即使如此擴招補救，1978年的高校錄取率仍然不到7%，但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一部分被耽誤了11年青春的“老三屆”，還有一些從事各個行業的“社會人”終於和“新三級”應屆生擠上象山西蘆港的同一條船了。
舫前，舫前，曆史和宿命把這些身份不同、經曆有別的人都推到你這一條畫船跟前了。
一、八十年代新一輩
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
蕩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
花兒香鳥兒鳴
春光惹人醉
歡聲笑語繞著彩雲飛
啊年輕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於誰
屬於我屬於你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
這首穀建芬譜曲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整個中華大地，猶如劫後重生，人們無不沉浸在激情、理想和憧憬裏。1979年我16周歲，體檢時跳上磅秤，指針刻度停在40千克處，也僥幸成為“八十年代新一輩”了。
這確是特殊的一群——老的“挈婦將雛鬢有絲”，報到時帶著老婆孩子；少的“夢裏依稀慈母淚”，晚上想家還要流淚。從“五七”高中的同齡人中來到這個群體，我充滿驚奇。第一次班級集中，我早早在第一桌對號入座，準備聆聽大學老師的教導。不一會兒，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我連忙向“老師”行“注目禮”，可他並不理我，踱到我後麵坐了下來，眼裏也充滿了期待。不久，又進來一個前額禿頂、背脊微駝的“老者”，我正準備起立喊“老師”，不料他又踱著方步坐到最後一桌去了。這樣的驚奇持續了十幾次，我才知道，這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人，都是我的同學。待座位都坐滿了，我回頭一看，大概一半怯生生的如我輩，另一半老成持重如“老者”，一共30餘人。一個胖胖的老師自我介紹，姓劉，名榮之，為我們的班主任。劉老師宣布了臨時班委。剛宣布到班長人選，突然一個矮小精悍的男同學應聲而立，聲音響亮地說：“向同學們學習！”大庭廣眾，語言幹脆，態度主動，我大為敬佩。後來我才知道那同學是為人忠厚、思想先進的共產黨員，也目睹了他在一群“老三屆”同學中逐漸不適應而辭掉班長的經曆，這是後話。
毛澤東說過：“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卻是因為鄧小平的“英明決策”走到一起學習、生活，與那些無緣於高校的同齡人相比，我們實在幸運。劉老師對這群由“老同學”和“少同學”形成的特殊班級頗為費心，班會上要大家互相了解、盡快融合。“老同學”不能“老氣橫秋”，“少同學”不能“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意為要像一個大學生，不能想家哭鼻子）。
一開始，這個以“老三屆”為“主流社會”的集體，某些問題上“兩極分化”確實嚴重。一次，任文娛委員的沈姓同學，踩著風琴教我們唱王立平譜曲的《太陽島上》：
幸福的熱望在青年心頭燃燒，甜蜜的喜悅掛在姑娘眉梢。帶著真摯的愛情，帶著美好的理想，我們來到了太陽島上。幸福的生活靠勞動創造，幸福的花兒靠汗水澆，朋友們獻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會更美好。
當領唱到“帶著真摯的愛情”一句，她的聲音明顯降了八度。那時，十七八歲的“大學生”奉行“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對於“愛情”這兩個字的虔誠到了不能大聲道出的地步。而我既不解風情，也不懂樂譜，還以為這句唱詞是要“降八度”的，於是每每到此，便壓低聲音。這種細微變化，很被“老三屆”同學戲謔。每當課餘時分，那些身兼兒子、父親、丈夫、學生四種角色的“老三屆”，彙集在寢室裏，既談國事，又聊風月。言說者滔滔不絕，聆聽者津津有味。談到興起，便起共鳴，寢室裏充滿了快活的笑聲。熱鬧如此，我們不免懸想，也探頭探腦地蹩進寢室。“老同學”為了避免我們純潔的心靈被汙染，便半開玩笑半正經地喊道：“走開走開，兒童不宜！”從生理角度講，我們一批十六七歲的應屆生確實還是“兒童”——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生理知識，一片空白。再說那時文藝作品都是“高大全”式的單身英雄，“談情說愛”還是一個貶義詞。教室裏，我的左鄰右舍都是二八芳華的女同學，一個姓徐，一個姓林，是引人注目的“班花”，可那時我竟然無動於衷。以至於十幾年後開同學會時，她們中的一個居然不知我是何方人士。一些老同學講起當年的那些“風流韻事”，如數“家珍”。而我總是睜大驚奇的雙眼：你們怎麼會這麼清楚啊？他們總是善意地嘲弄：你當時還是一個未發育的寧海“小鬼”，知道什麼！
雖然生活情調大異其趣，但對於讀書的執著，卻是共同的。培根論讀書的名言，我們抄在筆記本上，朝夕吟誦：“當你孤獨寂寞時，閱讀可以消遣。當你高談闊論時，知識可供裝飾。當你處世行事時，正確運用知識意味著力量。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運的。有實際經驗的人雖能夠辦理個別性的事務，但若要綜觀整體，運籌全局，卻唯有學識方能辦到。”學校有一個不大的閱覽室，擺放著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刊物。我們如高爾基說的“像饑餓的人撲在麵包上”沉迷在這些刊物上麵。學校圖書館為滿足我們“日益增加的消費需求”，拿了大學教材目錄到我們中間，目錄上全是書店見不到的書籍。我們眼熱心跳，拿不到目錄的同學在後麵緊催，拿到目錄的同學手不釋卷。那時“人民助學金”每月18元，除了吃飯之外，尚有盈餘，加上家裏的資助，省吃儉用，是可以訂幾本書的。於是我們埋頭圈畫，列了長串書單，一算價格，顯然超支。於是隻好一種一種地劃去，這是一種猜測判別的過程，也是忍痛割愛的過程。命運讓我屢經搬遷，但我始終珍藏著三十年前選擇的結果：一批外國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的經典文論和作品。除了在圖書館、閱覽室之外，學校後麵有一個水庫，清澈可鑒天光。我們在水庫堤壩上意會“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九龍山翠竹披拂，曲徑通幽。特別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下午，我們手挾一卷，散布在幹淨而幽靜的竹林深處。那邊有“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的身影，這邊有朗誦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的聲音。有時候沉迷其中，直到舫前村炊煙消失，九龍山暮靄漸濃時，“竹林七賢”們才陸續下山。
二、天生我材必有用
那是百廢待舉、教育重建的時代，也是彰顯個性、尊重特長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和追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專長和追求以種種理想化的方式呈現出來，豐富著我們的師專生活。女孩子追逐著明星夢。班裏的“班花”之一，在城裏拍了“明星照”鄭重其事地寄到上海電影製片廠，那種悄悄的期待和興奮恰好被我看見了。可惜那時上海電影製片廠缺乏“發現美的眼睛”，我們這朵“班花”便一直開放在象山港畔。一個姓張的同學，在班裏年紀最小，但頗有前瞻眼光，那時就知道外語的重要，搞來一本日語教材，每天一早，就在那裏“沙油哪啦”念念有詞。我高中時外語學怕了，在這位懂得“平假名”、“片假名”的同學麵前隻能是“臨淵羨魚”，而不想“退而結網”。可惜這位同學好像沒有堅持下去，後來據說生活並不如意，現在不知到哪裏去了。
同寢室的葛姓同學，音、體、美全麵發展。唱起“革命現代京劇”，聲如裂帛，響遏行雲，連寧海平調都能夠引吭高歌。他用“分格法”畫出的周恩來肖像，掛在寢室牆壁，炯炯有神，栩栩如生，成為我們共同的“偶像”。他來自寧海岔路小廳，那裏素有習武之風，在九龍山的竹林裏，每每能見到他騰挪跳躍的身影。後來學校搬到象山丹城，與一工地的民工起了衝突。一位民工喝了幾口小酒，便在教室下麵表演起“連環八卦掌”來，也是這位同學，換了運動鞋，摩拳擦掌，挺身而出，要下去應戰。這位膽略超群而心氣極為自信的同學，如今執掌著一所別墅式的初級中學，實踐著他的教育理想。
那時學校尚有學農基地，在休息的片刻，來自寧波鄞州的徐姓同學，禁不住大家的慫恿，就地給我們表演“寧波走書”。道白和伴奏全憑他一張嘴，講到興起處，在田間手舞足蹈，回旋往複，令我們目馳神迷。徐姓同學結實敦厚，很有點現在流行的“憨豆先生”的韻味。記得我在老家要聽“寧波走書”，是要提前幾個小時搬凳子、竹椅到祠堂搶占位置的，現在居然在地頭的休息間隙，就能欣賞到原汁原味的“地方藝術”，真是令我們大開眼界，並歎為觀止。因為敬佩他，故而接近他，這個地方戲的“天才”，後來一段時間與我過從甚密。可惜時光流逝，當年的“藝術”不再重演——三十年後的一次教師培訓，他坐在下麵靜靜聆聽，待我講座結束要去找他時，早已不見他的蹤影。幾次老同學聚會，都很難邀請到他——他如今很少出現在我們同學之間了。
一個姓鄭的同學，當過“赤腳醫生”，諳熟醫學知識，但難能可貴的是對現代漢語也很有研究。我那時對句子成分尚分不太清楚，他就對“為”和“為了”、“對”和“對於”之類的區別清清楚楚了。教《現代漢語》的是嚴謹的葉中正老師，鄭可能是唯一一個可以與葉老師對話的學生。每當我們在複印的華東師大出版社的《現代漢語》教材中碰到難題的時候，鄭同學總能講出他的道道來。那時他對後山那片竹林也情有獨鍾——我們經常在上下山的時候，看到他手執一卷《現代漢語》，麵帶微笑的清俊模樣。畢業後他可能意識到語法隻有在談判的場合才能發揮出它們的生命和效能，因此，如今已經是商海弄潮、商場談判的高手了。
寧海的祝姓同學，帶著一把那時難得一見的小提琴，在課餘的間歇，找一個風景優美的所在，把提琴夾在頸下，微斜著身子，隨著右手輕重徐疾的動作，一曲《梁祝》協奏曲便緩緩地流瀉，遠遠看去，大有玉樹臨風之態。也許沉浸在藝術氛圍中難以自覺，他並不同我們多說話。班主任老師又提示他不要太“老氣橫秋”。也許繼承了父親的藝術細胞，據說祝同學的女兒除了學習成績了得之外，鋼琴考試取得很高的級別，進了全國著名學府。
引人注目的還有姓潘的同學，他可能是進入班委的少數應屆生之一。畢業於寧海中學，當時就是中學裏的團支部書記。他思維活躍，關心時政，而且口才極好。經常和幾個誌趣相投的同學就某一個政治論題展開辯論，屬於典型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一類人物。當我們傳閱《塔裏的女人》等手抄本的時候，他就在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了。據他說這部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說起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如數家珍。對於他的誌存高遠，我實在是“心向往之”。他還熱心學生社團，關心學校命運，極力主張學校搬遷，提建議，做座談，反對安土重遷的“好好先生”，是學校搬遷的積極推動者。畢業後，早早做了校長，早早結了婚。據說是與領導幹部提倡晚婚晚育的做法有違，便辭去教職，在市場經濟浪潮初起的時候，做起“弄潮兒”。現在儼然是一位大“知本家”了。
餘姚葉姓同學，癡迷於篆刻，與刻刀和印石為友，整天跟金文、篆書打交道，在雪白的宣紙上留下鮮紅的印模，向我們展示著陽文和陰文的奧妙。在他那裏我才知道篆刻與書法、繪畫是中國鼎足分立的三大藝術，而且是中國人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前身，其地位之重要，實在不容小覷。如今葉同學雖然貴為政府官員，但一直沒有放棄這一愛好，好幾本《篆刻作品集》正式出版，在篆刻藝術界頗有名氣，受到了餘秋雨先生的讚賞。我的案頭常供著他的作品，在案牘勞神的時刻，頗可賞心悅目。
在我的心目中，典型的書生當屬姓錢的同學。他學習用功，博覽群書，無論是哪門學科，考試成績總是優秀。同那些上了年紀的同學相比，他隻顧埋頭讀書，很少見到他高談闊論的時刻，但是一旦上台講話，溢於言表，情不能已。有一次，班級裏班會活動，他自告奮勇，來到台上，聲明要來一段“表情朗誦”（對於拋頭露麵的活動，我們都保持著鄉下人的被動和謙讓，而對於“聲情並茂”的詩歌朗誦，當時班級裏的“詩人”們都躑躅不前，更何況我們一班“芸芸眾生”呢？）。話音甫落，教室裏便響起掌聲和笑聲。在同學們的鼓勵和友好的笑聲中，錢同學果然有表情有氣勢，完美演繹了一首詩歌，可惜我隻記得他認真的模樣，而忘記了那首詩的題目了。畢業時，錢同學以優秀的成績留在象山中學，如我輩者，隻能到寧海最偏遠的小鎮。不久，他就成了該中學的領導，曾寄我很漂亮的學校明信片。前幾年他突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發生極大的興趣，收藏的器物，全國僅此一家。《寧波日報》曾整版刊登他的收藏和研究，如今在海內，卓然成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