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的革命歲月

第七章 回憶錄 第二節 抗日戰爭時期（1 / 3）

第七章　回憶錄 第二節　抗日戰爭時期

王起在鎮北王家路養蒙小學的日子裏

應書霆

1937年7月，王烈鈞（王起）經組織同意返鄉探母病期間，恰逢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開始，他先後在老家附近的愈遇小學組織抗日救亡團。其時，又逢“八一三”滬戰開始，王烈鈞因不能回上海，而失去與組織聯係，決定在家鄉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王烈鈞願跟我同去鎮北王家路養蒙小學任助教，到校第一天便教學生唱《打回老家去》，從獨唱變成合唱，接著教《大刀歌》《救國軍歌》等，學生學唱情緒高漲。王烈鈞連連教唱了許多抗日救亡歌曲，並組織學生歌詠隊到群眾中去，還吸引了好些社會青年來校學歌並組織他們出刊抗日宣傳畫，主要張貼到施公山、莊黃和淞浦車站，以廣宣傳。此外，我倆於夜晚編印《抗日》壁報。他寫短論署名“烈X”（烈鈞諧音）和收集可轉載的資料。我刻寫蠟紙和印刷。篇幅為白報紙八開，兩麵印，計印發30份，翌日交學生分頭去張貼。幾個愛繪畫的社會青年主動要求在蠟紙上刻寫漫畫，增加當地群眾閱讀興趣，其間有些群眾主動來校索取《抗日》周刊壁報去開展宣傳活動。

為了擴大影響，烈鈞提出利用國民黨政府法定的“國慶節”（10月10日）在本校舉行盛大集會，立即得到校長俞衡秉、校董（鄉紳）王漢庭、王省華等大力支持，由王省華（時任慈溪縣交通科長兼汽車運輸公司總經理）出麵聯係上層人士如龍山區區長、國民黨龍山區黨部及附近鄉鎮長等，烈鈞擬定慶祝規程和他主講內容；校長主持大會；我布置會場，組織學生歌詠隊，聯絡社會青年演出活報劇以及各校聯絡等事宜。是日，天不作美，大雨傾盆，想不到到會人數甚眾，擠滿大廳、兩廊，遲到者撐傘佇立在明堂中。王烈鈞主講內容集中在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救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大道理，疾呼最後勝利取決於動員廣大群眾奮起抗日堅持到底等。全場群眾及時高呼口號，熱烈鼓掌，接著學生歌詠四起和活報劇激起群心。大會終於在口號和歌聲中結束。

從此，例假日也有群眾來校學唱抗日歌曲和排練活報劇等，可惜王烈鈞不在，這是極大憾事。

因為王烈鈞有約在先：如逢周五，離校回到江南大碶、橫河、柴橋、紮馬等地指導各抗日救亡團體工作，要到周一午刻返校。他任“助教”月得7元（夥食歸校供給）經常不敷開支，仍由我月給5元彌補之。

1938年元旦過後，被校長等熱情慰留到學期結束，臨行前向俞校長討去一匣鎮海縣分區地形圖準備以後打遊擊戰時使用。

（選自《王起紀念文集》應書霆的《與王起的戰鬥友誼》，標題為編者所加）

追憶龍山民眾的抗日救亡活動

虞天石　虞金迅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接著八一三淞滬戰起，上海等地一批龍山籍青年紛紛回鄉，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召下（有的還親身參加過這方麵的工作），帶著滿腔熱情在故鄉這塊熟悉的土地上，開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當時，龍山鎮（原屬鎮海縣，現慈溪市）包括山下、山腳下、李家、後徐、下洪、田央陳、龍頭場、鳳浦嶴、嶴底徐等自然村，工作自山下村做起。

一、準備階段

山下村是個大村，雖較富，卻無報紙（包括龍山小學，現山下小學），而抗戰的事，大家都很關心，特別是識字的人更希望知道戰局。於是自10月起，由兩個青年輪流跑2裏路到汽車站抄報，回來編寫在黑板上，掛在泰平橋側水龍間門上，風雨無阻，吸引了眾多男女老少。

這僅僅是個開頭，黑板報受很多人歡迎，為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隨著形勢的發展以及群眾的參與，陸續開展了下述工作：

（一）出版壁報。這是一種以宣傳抗日救亡為內容的通俗的手寫小報，主要摘抄報刊，也有自己創作，有文有詩又有畫。文章短小精悍，畫以漫畫為主。一律寫、畫在16開的紙上，貼在板上。每期出20張左右，約4000字。第一期在1937年11月中旬出版，開始不定期，由上述兩個青年寫稿、編輯、出版。後來讀者越來越多，撰稿者、編者也越起勁，參加的人多起來，於是，就定期出月刊。龍山小學還組織字寫得端正的高年級學生來謄抄。

（二）舉辦婦女識字班。要把青年男女組織起來，特別是動員婦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這在農村是一件困難的事。她們大多困守在家庭裏不肯出來，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她們不識字，屬於文盲或半文盲，要把她們解放出來為抗日救國效力，就得先從脫盲、提高文化水平和覺悟著手。於是，借小學教室（時間選在下午2時至3時，既不影響她們家庭操勞，又不妨礙學生上課為原則，除上述兩個青年之外請老師也參加，辦起了婦女識字班。通過個別聯係，做家庭工作和連鎖法（即甲動員乙、乙動員丙……），有了十幾個人就開課，後增至20人左右。從1938年春節後開始，至寒假前結束。後來救亡工作團成立時，就有不少婦女識字班的學員參加。

（三）試辦“拉丁化”新文字學習班。1938年初，在婦女識字班基礎上試辦“拉丁化”新文字學習班，教本用葉籟士編的《拉丁化課本》。後因精力所限，中途停辦。

（四）創建龍山書報閱覽室。閱覽室設在“龍山保衛團”內，團裏桌椅少，讀者不夠坐，有的人隻好借了書回家去閱讀。書不多（有五六百本，報刊不計），書的來源：從上海寄來的，上海雜誌公司後來還寄來宋慶齡的《中國不亡論》、潘漢年的《全麵抗戰論》、胡愈之的《抗戰與外交》、李公樸的《全民動員論》、錢俊瑞的《抗戰與救亡》、鄒韜奮的《激變》以及可供宣傳演出的劇本，如於伶編的《大眾劇選》等。還有是我們捐（或借）的書，其中有一部分魯迅、巴金、茅盾等的小說、散文。

（五）組織歌詠隊。根據抗日宣傳需要，由喜歡唱歌的人自願參加。龍山小學作練歌場所，還從寧波請來一位姓洪的老師教歌，隊員10餘人，唱的歌有：《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救國軍歌》《熱血》《青年進行曲》《自由神》《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鬆花江上》《鋤頭歌》《五月的鮮花》《打回老家去》《大路歌》《長城謠》《最後勝利是我們的》等等。

二、正式成立“救亡團”

不久，歌詠隊人數增至20餘人，由山下村擴展到其他村，在這個基礎上，於1938年春夏之交成立龍山民眾抗日救亡工作團（下簡稱救亡團）。團員有虞積英、虞夢秀、洪榴珍、虞和英、鄭婉英（以上女）、周恩源、卓嗣禹、薑少泉、卓祥貴、周鑒卿、屠恒年、王鬆年、虞和坤、陳漢傑、洪品高、虞天石、虞金迅（其中教師5人、電報局職員1人）等。這是龍山區較早成立的救亡團之一。

考慮到救亡團開展工作需要一些經費，還要與本鎮和外鎮上層人士打交道，爭取支持、擴大影響，邀請了當地一個比較年輕，又有民族觀念、讚同救亡工作的紳士虞順根當團長，他一口應允。此後，經費和上層工作就由他負責，我們就一心去搞演出工作。

（一）排演劇目在本地和外鄉演出。除上述黑板報、壁報、閱覽室繼續進行外，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排演抗日救亡劇目上，劇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夜之歌》《死囚》《吳漢殺妻》（根據京劇《斬經堂》改編成現代劇，殺的是阻撓抗日的日本籍妻子）、《電線杆子》《怒吼吧！中國婦女》和吳祖光編劇的四幕劇《鳳凰城》等，並繼續學唱救亡歌曲，積極準備演出。

救亡團中有一個學過音樂的，就由他來繼續教唱新歌（演出時任指揮），有：《自衛歌》《救亡進行曲》《遊擊隊歌》《歌八百壯士》《軍民合作》《到敵人後方去》《九一八小調》《賣報歌》《隻怕不抵抗》《黃河大合唱》《開路先鋒》和《鳳凰城》主題歌《流亡之歌》等。

排練時，許多人廢寢忘食背台詞、歌詞，注意情感；不管刮風下雨，大家按時到達，有時排練時間長了，就餓著肚子進行下去，直到演熟，從無怨言。有的人既是演員又是導演，又是編劇，又是道具服裝準備者，赴外鄉演出時就成了挑夫、船夫。大家隻有一個心願，就是為了抗日，一定要爭取演出成功。

首演於龍山小學禮堂，先歌詠，後演劇。那時農村裏還不習慣鼓掌，但演出效果約略可見，如《放下你的鞭子》，控訴了日寇侵占東北後人民流離失所之苦，觀眾中有握拳憤怒的，也有拭抹眼淚的……

在山下村演了幾次後，外出巡回演出。每到一村，我們先貼抗日標語，有些地方還在大牆上刷大標語。先在本鎮的龍頭場（在龍場小學）、鳳浦嶴（在紅廟）演出，後南至澥浦，北達範市，沿途的邱王、龍山所、西門外、田央黃、莊黃30餘裏範圍內的10餘個村子，都表示熱情歡迎和接待，幫助安排演出場地，許多村都是第一次接待救亡團的宣傳演出，所以觀眾甚多，情緒極為熱烈，看到激動時，也有呼口號的。此時，雁門等地也成立了救亡團，大家互相觀摩學習，共同提高。

（二）出版《龍山快報》。《龍山快報》是一份小報，8開一張，用綠色土紙兩麵油印，共出10期左右。不定期，有重要消息、新聞和記者（通訊員）的采訪等，就立即印出來，故稱“快報”。如龍山所外張家張主燮，在抗日中犧牲，家中老母生活無著，快報記者得悉後就去訪問，並寫了《張勇士家屬訪問記》，在快報登載後，張母獲得了一些補助。

（三）出版三本小冊子。第一本《救亡小調》。金迅編，1939年2月10日出版，32開油印本，印100冊，以“龍山民眾救亡工作團工作股文字組”名義出版，每冊定價銅元5枚，共16頁，刊入10個小調，作者天石、夢秀、積英、德傑、金迅等。10個小調是：《唱春調》——十二月花名，《醒醒吧》——馬燈調，《殺盡漢奸》——四季調，《一致打東洋》——五更調，《遊擊神聖》——五更相思調，《最後勝利屬我們》——無錫景，《故鄉淚》——哭七七調，《難民十歎》——仿蔣老五，《送郎到前線》——梳妝台調，《女人也要救國》——四季調。編者作序說明：“……編印這個小冊子可以讓大家都來唱，唱出恥辱喚起人們、挽救危亡……”

第二本《抗戰形勢圖》。林世堂編，共編入8張形勢圖，圖文並茂，其中中國人民抗日形勢圖6幅，有：淞滬戰役、南京撤退前形勢、武漢保衛戰等，2幅國際反法西斯形勢圖。同年5月出書，也印100冊。

第三本是詩集《我們是中國的》。二首詩組成：天石的《一群孩子》，寫的是一群流浪孩子，家庭被毀，父母被殺，飽嚐痛苦，最後高呼“我們是中國的”、“叫東洋鬼子死”，走上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場；金迅的《我們是中國人》，寫的是淪陷區的學生受盡迫害和奴化教育，最後起來搏鬥，叫著“我們是中國人”，發誓“將勝利的旗幟，插上爸爸媽媽造的城”。書的扉頁裏寫著“獻給為民族解放鬥爭的大人、孩子”。

（四）參加破壞龍山碼頭、火車路，阻敵登陸。龍山“三北輪埠公司”鎮北輪停泊碼頭，是商界巨子虞洽卿所創，以便於三北商賈旅客、貨物往來。碼頭伸入海中，從碼頭到客運站的1500米的石塘上鋪鐵軌，行駛小火車。1938年夏秋之間，駐軍恐日寇登陸利用，通知各鄉鎮派人予以徹底破壞，救亡團團員踴躍參加。有人用力過猛而脫力致病，險些不起，可見團員們抗日激情之高。

（五）組織巡夜隊和鐵血鋤奸團。組織巡夜隊時間是在1938年7月至1939年2月，每晚在龍山保衛團團部集合，隊員10人左右，均自願參加，每隔一小時半出巡一次。分兩組輪流，目的是防盜、防火、維持治安。同時，又組織了鐵血鋤奸團（實際上是鋤奸小組），與公開的巡夜隊不同，它是秘密的，並非人人都可參加，旨在防止漢奸、日特活動，由救亡團一個負責者主其事，定期會晤，交換情況，平時一發現問題，便立即報告負責人。這兩個組織的成立，使救亡團由宣傳工作向組織工作推進了一步，雖然沒有發現壞人偷竊和漢奸破壞，卻為以後的組織工作開創了一個先例。

三、成立了“戰服團”

抗戰初期，黃紹竑主政浙江省，在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政策影響和推動下，政治形勢比較好。1938年初，頒布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在省和各縣成立“抗日自衛委員會”（抗日動員委員會），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救亡工作團（或其他類似名稱）紛紛成立，鎮海縣就有近30個。但1939年國民黨反共逆流再次掀起，製定了反動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下達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密件，浙江省政治形勢也隨之惡化起來，大批政工隊被解散，捕殺政工隊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鎮海縣政府和縣黨部為了加強和便於對鄉鎮的統治，限製和扼殺救亡運動的存在，便有合並鄉鎮、合並救亡團和一律須以“戰時服務團”（下簡稱“戰服團”）命名之舉，意思是平時不能搞抗日救亡活動，隻要戰時為軍隊服務就行。

1939年3月，龍山、龍城、雁門3鄉鎮合並為1個龍山鎮，一個鄉鎮隻準有一個“戰服團”，原來的3個救亡團就被砍去2個，這樣，全縣就被砍掉大半。

合並後的“戰服團”，由鎮長朱祖燮任團長，副鎮長虞順根、邱青山任副團長。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樣就可以加強控製了，幸虧朱祖燮是一個開明的、富有愛國民主思想的年輕士紳，“戰服團”的一切活動他完全支持，因此，我們的抗日救亡工作得以照常進行。合並後的團員三四十人，能想起來的有：戚銘渠、賈德裕、樂溪影、邱煥勇、葉清章、鄭婉英、關漱珠、虞振若、鄭稚候、林世堂、方欣然、鄭卓、王鬆年、洪榴珍、虞和英、虞夢秀、虞和珍、虞天石、虞金迅等。

合並後的“戰服團”繼續辦了以下幾件大事：

（一）創設龍山圖書（室）館。以原龍山書報閱覽室的書刊為基礎，又征集了部分書刊，在鞏院右首大房間裏創設了“龍山抗日圖書室”。之後，鎮海縣社會文化推進委員會陸續發給“龍山社會文化服務處”（主任為朱祖燮）一批批圖書、雜誌，經挑選，將適合鎮民、團員閱讀的，分別陳列在書架上；不合適的，放在書櫥裏。圖書室更名為“龍山社會文化圖書館”，由團員虞和英、虞夢秀、虞和珍等輪流值班服務。後來，我們有人到嵊縣一帶辦糧食，在嵊縣一家小書店裏購到一批好書，其中有《大眾哲學》和關於抗日遊擊隊的戰略戰術（如何爆破、如何偵察、如何打伏擊）的書等，圖書館由此得到充實。

（二）出版鉛印的《龍山呼聲》。《龍山呼聲》創於1939年，4月出版第一期，不定期，16開本，每期約3萬字，印1000~1500冊，共出4期。前二期由林世堂主編，後二期由虞金迅主編。是一份綜合性宣傳抗日救國的刊物。在第四期出版之前，山下村遭敵機轟炸，虞甫榮家被炸毀，新婚才幾天的大兒子順安和一位鄰居被炸死，順安妻子受輕傷，另有三四人受傷。為痛斥敵寇暴行，鼓起群眾同仇敵愾之氣，突擊組稿趕出“追悼死難同胞特輯”刊物在寧波印刷，是林世堂托在寧波郵電總局供職現在台灣的羅誌道先生代辦，還通過他將刊物按期寄往外地（主要是上海）。

（三）成立救護隊。救護隊成立於1939年5月，設在鞏院，由戚銘渠任隊長，請龍山惠鄉診所邱惠明醫生任技術指導，傳教救護技術；以後，隊長又帶隊去澥浦學習基本功。因此，山下被炸時得以迅速帶擔架等奔赴現場，使受難者得到及時救護。

（四）繼續抗日宣傳。原來3個救亡團各具特色，合並後繼續演出最受歡迎的保留劇（節）目外，又加上練唱《洪波曲》《在太行山上》《星光映著汾河灣》等新曲和《漢奸末路》《東北是我們的》《上前線去》等戲劇。原龍城救亡團那出笑聲過後千夫所指怒斥日寇漢奸的《流寇隊長》也是能為觀眾接受的劇目。“戰服團”最後一次演出的劇本是《鳳凰城》，地點是鞏院，觀眾比過去幾次多，鎮上頭麵人士及其家屬都來觀看，反映也較好。“戰服團”演出次數不多，基本是在龍山鎮範圍內。

為什麼“戰服團”由3團合並，演員增多，演出卻反而減少、範圍也縮小呢？這是因為國民黨黨政機關有規定：１. 劇本要送審；２. 經費要上報；３. 隻在鎮內活動。在這種幹預和限製下，就不能放手幹了，隻好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麵，特別是組織工作方麵去了。

（五）組織兒童宣傳隊。兒童宣傳隊有一二十人參加，從山下村開始，向外擴展至西門外、龍山所和龍頭場、田央陳等村，在下午日落之前（學校已放學），每人手舉標語小紙旗，穿街走巷，邊走邊呼口號，都是抗日內容。到了有資敵可疑行為的奸商門口，就站下來多喊上幾句。一路上往往吸引了一些兒童跟隨在後麵喊，不少婦女、老人立在門口看著兒童宣傳隊行進。

（六）舉行“講衛生預防傳染病”宣傳活動。在夏秋之間傳染病易發季節，用大張白報紙畫了許多幅圖畫，寫上一些字，一張張按內容進行宣傳，因圖文並茂，頗吸引群眾，一直宣傳到澥浦大街。其中夾入“身體強，打東洋”的抗日愛國內容。

（七）組織群眾舉行反汪提燈大遊行。1939年10月10日，經黨組織研究，準備進行一次大的活動。在戚銘渠（思敬小學校長）建議下，由鎮公所、各小學出麵，在“雙十節”發動了有20幾個村20個保1000餘人參加的反漢奸汪精衛的提燈遊行，隊伍長達3裏，沿途演出反汪、反投降的街頭節目，一路上燈火輝煌，鑼鼓口號聲震天，觀者如潮。還舉行報告會、出牆報等，這是一次從未有過的創舉，轟動全鎮，時隔許久，人們還津津樂道。

（八）建立盤查哨和晨呼隊。盤查哨設於交通要道，如雁門嶺、上涼亭、南門涼亭等處，由團員輪值，盤查目的是防奸防諜，也包括防奸商走私資敵。曾破獲一起奸商將桐油和銅錫器出口資敵案件；將他們未及運出的資敵物資予以沒收歸公。奸商曾威脅“戰服團”負責日常工作的人“要刀刃相見”，使他每夜帶匕首睡覺，出門也帶，後未發生事故。參加盤查哨任務的有邱煥湧、鄭婉英、虞夢秀、虞和珍、虞天石等。

晨呼隊設在西門外，每天在街上，特別在有資敵活動嫌疑者住處附近高呼口號，提醒這些人不要“落水”。

（九）創辦農民夜校和婦女識字班。這兩個以提高農民群眾文化和抗戰意識為目的的班、校，都設在東門外思敬小學，除戚銘渠外，賈德裕、樂溪影分別在班、校中負責，時間大約在1939年至1940年之間，還吸收了一些積極分子入黨。其中有不少人後來成為群眾運動的骨幹。

（十）協助鎮公所舉辦公益事業。（１）調查全鎮人口，特別是貧苦居民人口，以作為平糶、救濟的依據，時間在1939年五、六月間。（２）鎮公所呼籲旅外工商界人士（包括虞洽卿在內），在青黃不接或歉收時使貧窮農民免受高價剝削，舉辦平糶、救濟，團員幫助到購糧地辦糧，運到後協助平糶，還有一些團員則協助按大人、小孩口糧數分別計算給予救濟。（３）發動疏浚鳳浦湖。集資與派工的工作由鎮公所負責；“戰服團”主要是宣傳、動員，時間在1939年秋收後，疏浚後，湖中雜草大減，儲水量增加不少，逢旱年至少可以多放一次水，使農田受益不淺。

（十一）捐款慰問新四軍。皖南事變後，曾秘密在少數人中間自願捐款慰問新四軍。這是“戰服團”最後的一次活動。

（十二）慰問雁門嶺駐軍。1939年，“戰服團”團員由戚銘渠帶隊攜慰問品慰問駐雁門嶺部隊，目的就在於進一步推動和激發他們的抗日愛國思想。部隊裏有一個較年輕的軍官，有抗日意識，後來與我們建立了友誼。

四、被迫停頓

1940年下半年，因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加強控製、幹預，即使如上述活動，也遭到百般阻撓，加上鎮長兼團長又受到“上頭”壓力，準備辭職。年底，“戰服團”工作已陷於停頓狀態，但從鎮北地區來說，還是堅持最久的一個。這是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搞好統戰工作，並緊緊依靠群眾的結果。

龍山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雖然被扼殺，但團員們3年多的工作沒有白做，它為淪陷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打下了群眾的思想基礎，並使一些青年男女走上抗日和革命道路。有的同誌至今還在說：“抗日救亡活動是一個思想轉折點，使我們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在抗擊敵、偽、頑的鬥爭中成長起來。”

（選自《浙東抗戰與敵後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一卷）

抗日戰爭初期鎮北戰時服務團活動始末

楊展大

抗日初期，浙江省第十流動施教團（簡稱省施教團）流動到鎮海縣開展施教工作，首先在江南柴橋進行施教活動，後來到鎮北範市鎮進行施教活動，到達範市鎮時已是1938年冬天。

當時黨組織通知我，省施教團到範市鎮開展工作，要發動組織進步教師、各界進步青年在省施教團到來時進行歡迎，開展工作時配合活動。國民黨範市鎮公所也接到區公所通知，要組織隊伍歡迎省施教團的到來並配合活動。我們借鎮公所名義通知各學校，在省施教團到達的那天，各界青年及學校的學生童子軍夾道歡迎，爆竹聲、銅鑼、銅鼓、喇叭聲震耳欲聾；加上歡迎的鼓掌聲響徹天空，省施教團工作人員十分滿意地說，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熱烈的歡迎隊伍，範市鎮鎮長解泳笙也十分滿意，事後表揚了各學校組織得好。

我遵照黨組織的指示，找到了省施教團的楊鎰清同誌（中共黨員），經他介紹知道了省施教團的工作計劃，先進行時事形勢和哲學講座，然後組織演劇團、歌詠隊等向群眾進行宣傳活動，楊並介紹了該團工作人員的概況，團長、副團長都是國民黨省黨部派的國民黨員，記得最清楚的是楊介紹的人員中那位副團長是隻拿工資不幹事、終日踏踏縫紉機幹私活的人。我依照楊的介紹，先發動組織進步教師、各界進步青年在省施教團貼出時事形勢講座的報名布告後前去報名，聽講座的青年最多時達到50餘人，最少時也有30餘人。講座內容從國際、國內形勢到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楊鎰清同誌講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由淺入深使聽講的人易懂易接受；講課時楊還穿插了一些生動的故事，如講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遇到特務盯梢躲避不了去到弄堂裏的露天廁所假裝小便，特務卻解了褲子扣子真小便，楊乘他不備對準特務的下頜狠狠地一拳，打得他仰身一跤，小便都解到褲子上，楊乘機安全逃跑了。大家聽此哄堂大笑。由於楊的講課口才好、故事生動，大家很高興參加講座。

講座結束前楊號召聽講人員組織“鎮北戰服團”，經我向黨領導彙報後，建議團長由鎮長解泳笙擔任，副團長由善康小學校長俞恩鈞擔任，由我任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由範市小學教師蔣某（名字忘了）擔任。後來經醞釀選舉，黨建議的名單在1939年2月的“鎮北戰服團”成立大會上順利通過。戰服團下設戲劇組、歌詠組、讀書組、服務組、晨呼組等。演出的戲劇有《放下你的鞭子》《青紗帳》《殘暴日寇》等等；演唱的歌曲有《義勇軍進行曲》《遊擊隊之歌》《大刀進行曲》《大路歌》等等，演戲與歌詠是一起演出的，演出時多數場場滿座，演戲者、看戲者的情緒得到共鳴，抗日情緒高漲，增強了團結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讀書組學習毛澤東著作、馬列主義著作還有《大眾哲學》等。晨呼組跑步到各村莊高呼抗日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不做亡國奴，要當國家的主人”“不買賣日貨，要買賣國貨”等等；通過跑步也鍛煉了組員自己的身體，準備淪陷後參加遊擊隊。服務組主要舉辦民眾夜校、組員自己學習救護工作以備救護等。1939年秋，日機轟炸範市鎮，服務組全體出動救護傷員、搶救人民財產，減少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參加鎮北戰服團的團員有50人左右，多數是小學教員、學生，也有失學失業青年、店員、農民等。團員中記得姓名的有：趙金甫（後來參加浙東抗日根據地革命並入黨）、方長康（同上）、高琴韻（女，後來參加浙東抗日根據地革命）、範幼亭（女）、李瑞英（女）、葉春萱、範誌賢、李誌強及沈鵬年兄妹倆等等。

戰服團活動期間，發動過兩次群眾運動，一次是發動群眾抵製日貨，示威的群眾遊行隊伍，手執反對買賣日貨的旗幟，一邊遊行一邊高呼反對買賣日貨的口號，範市鎮、東埠頭鎮等布店嚇得不敢賣日貨；另一次是發動組織群眾反對囤積居奇、哄抬物價，重點是米店的囤積居奇，範市鎮、東埠頭鎮等糧價由此而平穩了一段時間。戰服團發動、組織群眾遊行示威、演劇、歌詠等活動，遭到了漢奸、奸商、頑固派等的反對，說什麼日機轟炸範市鎮沒有轟炸三北其他鎮，就是戰服團在範市鬧得太凶；教師、學生參加戰服團活動是不務正業，荒廢了學生的正常學習；晨呼組一早大喊大叫影響睡覺妨礙白天工作等等。反動分子攻擊戰服團的活動逐步加緊，尤其從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部侵占了陝甘寧邊區的5個縣後，浙東形勢更趨惡化。但是由於戰服團貫徹了黨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及對鎮長兼團長采取“有團結、有鬥爭”的策略，戰服團得以在惡勢力的叫囂聲中繼續活動。

1940年夏，鎮海江南的王輝同誌（省第十流動施教團在範市鎮施教時的工作人員）前來鎮北戰服團被國民黨頑固派發現拘禁，戰服團派人前去交涉保釋，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對，並說王輝是赤色分子，戰服團要保釋王輝，戰服團顯然被王輝赤化了。國民黨頑固派借此要鎮長兼團長解散戰服團，解泳笙在1940年秋宣布解散了鎮北戰服團。戰服團一年半的活動，在群眾中培養了革命火種，戰服團被迫解散，但戰服團的讀書組仍舊單獨存在進行活動，為避免國民黨頑固派的發覺，讀書組跳出鎮北到慈北掌起鎮、洪魏等村活動，成員新增加了慈北的教師、學生等。我因黨的工作需要被調到駱駝橋工作半年，讀書組組長由陳輔良同誌（黨員）接任。1941年2月，陳輔良任鎮北楊家善康小學校長，讀書組隨之又回到鎮北楊家活動。1941年4月，鎮海淪陷，讀書組成員奔向各地，讀書組才停止活動。

（選自《浹江風雲》第四期）

靈湖鄉民眾抗日救亡宣傳團

方印華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以後，靈湖鄉一些客居上海的工商界人士紛紛回鄉避難。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慘景，他們這些商人自願結合，組織了“民眾抗日救亡宣傳團”。

團長方福昌，主要成員有方以源、方從民、黃祖芳等，大多係滬上商人。靈湖鄉學校的老師魏紹征、湯鴻程也參加了演出。

演出一般為活報劇或歌舞劇。主要劇目有：《投筆從戎》《母儀》等。後有人提議去縣備案，但遭到多數人反對。不到一年即解散。

（選自《慈溪抗戰資料》方印華《戰時文化——記三北抗日救亡宣傳組織活動情況》）

日機轟炸範市　慘狀記憶猶新

範寶元

2000年8月15日是抗戰勝利55周年。在63年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麵侵華。我國人民不怕犧牲奮起抗日英勇戰鬥了8年。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才宣布無條件投降。在這個時期，我雖是少年，但對日寇暴行、燒殺奸掠、橫行不法的情景還曆曆在目，記憶猶新。今天我要把親眼目睹、親身所受、終生難忘的日機濫炸我故鄉——範市的滔天罪行揭露出來教育下一代。

時在1939年農曆五月初七日（6月23日——編者注）中午，日機轟炸了觀海衛平民區，當消息傳到範市，老百姓都驚慌恐懼，心神不定。我當時隻有13歲，在範市宗祠宗文小學念書。下午約4時，我們正準備放學回家，突然從東北角飛來一架敵機，學生們嚇得亂躲亂藏。敵機頃刻投下的兩顆炸彈，就在我們宗文小學南邊落下。一顆在偏離學校約20米的通濟弄橋下河埠頭上爆炸，頃刻範大興山貨店和通濟弄布店烈火衝天，滾滾濃煙向四周伸延。另一顆在偏離學校50米的恒春堂藥店爆炸，2名店員在炸彈聲中當場罹難。當時炸彈聲震天動地，夾著房屋倒坍聲，像天塌地崩似的，滿天是滾滾濃煙，到處飛著破磚亂瓦及雜物。黑煙衝向學校，向學生們頭上傾瀉，很多學生頭部身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傷痛。我當時也被倒下來的一塊木板敲傷了肩部。同學們嚎哭連天，衝著火光濃煙拚命逃出校門，向回家的路上奔逃。這時山貨店和布店大火正向宗文小學伸延，旁邊的範氏宗祠女祠堂也著火了。幸虧當地青壯年趕來救火，總算把學校保牢。幾天裏滿街一片哭聲，被炸死的屍體在當店的空地上擺成一長埭，有無頭無腳無手的，有被大火燒焦的，真淒慘呀！當時學校停課了，我也失學了。這次日機轟炸，共炸毀燒毀房屋25間和棚屋3間，其中有：

範氏宗祠的女祠堂被燒毀7間；

通濟弄洋布店被炸毀燒毀前後埭4間；

範大興山貨店被炸毀燒毀前後埭4間；

士法鞋子店被炸毀燒毀2間；

德昌煙店被炸毀燒毀前後埭2間；

範宜良被燒毀石灰店前後2間。

另一顆炸彈炸毀恒春堂藥店前後4間、河邊棚屋3間。1艘快船、2艘烏篷船被毀。

東街一顆炸彈炸死人員，現有據可查的有：範姓族長太公範邦裕和當地士紳範金榮。通濟弄布店被炸死的除老板範金榮外，尚有店員沈阿芳、夥計雪春和學徒XXX共3人。

張興德銀子店和照相店被炸死張興德之大姐張雅琴和正在吃奶的4個月女兒鄔脂芬，還有張興德的養女張銀花和張興德姐夫鄔阿苗的父親鄔玄甫。

範大興山貨店被炸死範之大姐範杏素、姐夫王勞水、領女範阿英，另有一個大興的舅父（名不詳），共4人。

全福和南貨店被炸死賬房阿大王勞宏和店員、學徒共3人。

錫匠店範林祥的大女兒範阿仙被炸死。

邱金表理發店被炸死的夥計名叫阿毛。

在炸彈爆炸點附近，被炸死的還有六份頭範宏章的兒子範祖康、範水春的大姐範春英、範阿邦之妻叫阿邦太婆、陸定海叔父陸福康和陳少南的兒子及女兒（名不詳）、東村範再根的父親範渭源，共7人。

當時有2艘烏篷船泊在通濟弄橋邊被炸毀，2個老大被炸死。在日機飛來時，由滸山到範市來回的一艘快船剛靠岸，而乘客也正在上岸，在炸彈爆炸時快船被炸毀，除已上岸躲避者外，據說尚有10餘名乘客和2名船老大被當場炸死。這些乘客大都是田央、甸山或沿海一帶的人，對這些人現在也無法查清。

在西街投下的炸彈是投在恒春堂藥店屋上，屋被炸毀，當場店中一個夥計一個學徒被炸死；在街河對麵的酒店一個學徒被炸死；擺臭豆腐幹攤的渭邦聾子被炸死；去買臭豆腐幹的乾恒白眼也被炸死；另有一範邦其被炸坍的棚屋壓死。這顆炸彈共炸死6人。

以上二處有據可查被炸死35人。

另據張興德反映，當時有一個年輕的過路人死在他家門邊，頭已被炸去。另據阿苗嫂講，有一個從快船上岸的中年尼姑也被炸死在埠頭邊。他們據當時群眾反映這隻快船上被炸死10餘人。過去群眾一直在講，這次日機轟炸總共要炸死四五十人，但現在知情者都已年老亡故了。

（選自2000年8月《三北風雲》第8期）

聲討大漢奸傅筱庵的鬥爭

毛元仁　朱長根

鎮海縣城，縣長張感塵在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下，聯絡進步人士成立了縣抗日自衛會和所屬的政治工作隊。但不久因縣政府改組被調離，政工隊長徐肇宗遭國民黨縣黨部猜忌而辭職，政工隊指導員周樸農（中共地下黨員）、總幹事徐培文被迫相繼離開，而始終未能發揮領導全縣抗日運動的作用。鎮海各抗日救亡團在這種沒有一個全縣性聯合的領導機構的情況下，卻仍能以民間組織出麵，彼此遙相呼應，在全縣彙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愛國運動的場麵，反對大漢奸傅筱庵的鬥爭，就是其中的一幕。

傅筱庵是鎮海人，經商上海，是個拜倒於帝國主義腳下的買辦資本家，政治上極為反動。遠在1927年大革命時期，傅筱庵在鎮海縣城內的房屋等逆產，曾被查封過一次。抗日戰爭開始後，日軍占領上海，傅筱庵墮落為漢奸，充當日汪偽政權的上海市偽市長，消息傳來，引起鎮海人民切齒痛恨，認為這是鎮海人的奇恥大辱，非大張旗鼓聲討不可。

1939年5月，國民黨鎮海縣黨部召開全縣各抗日救亡工作團負責人彙報會議，意圖控製全縣救亡團體，結果弄巧成拙，反給各救亡團一個接觸、聯係的機會。那天到會的有城區、龍山、小港、橫河、岩一、霞浦、柴橋等7個救亡工作團的代表。會前，7個團的代表進行接觸，大家都看出縣黨部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不是出於真正的抗日，決定在會議上一致提出要求，舉行一次全縣性的聲討漢奸傅筱庵的群眾大會。果然縣黨部特派員黃秉魁，不讚成舉行討傅大會。各代表說：“舉行討傅大會是伸張鎮海人民的民族氣節，黨政機關理應大力支持。”黃隻得勉強表示“此事和江縣長商量後才能決定，你們要寫一份請示呈文給縣政府，等候批示”。會後7個團代表又秘密地開了一次會議，決定趁熱打鐵，於7月7日舉行“鎮海人民聲討漢奸傅筱庵大會”，並且商定了會場地點、會場布置、標語口號、合唱歌曲、示威遊行線路、燒毀傅筱庵的家廟和住宅，查封傅逆財產、組織一萬人參加大會的行動計劃。同時又商定送縣府的請示呈文，在開大會前一天下午送去，使縣府措手不及，來不及作出“不準”的批示。

舉行大會那天，天氣晴好，全縣各救亡團團員及群眾像怒潮一般湧入小校場。岩一救亡團的大刀隊入場時掌聲雷動、口號聲此起彼落，顯示了鎮海人民同仇敵愾的熱烈氣氛。大會開始時，不見縣長和特派員到來，縣府隻派一個教育科長沙濟川為代表，激起群眾義憤，高呼“沙濟川滾下去，叫江誌航出來”。沙濟川回縣府請示，遲遲不來。主席團決定，由主席團7人同去縣府邀請縣長，並向到會群眾說：“如果我們也久不回來，就把隊伍拉到縣府去，要求縣長接見。”

主席團7人直奔縣長辦公室，縣長江誌航開口就問：“今天大會是誰主張召開的？”主席團代表答稱：“是特派員召開7個救亡團負責人會議決定的，並向縣政府寫了請示呈文。”江說：“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的呈文，也沒有批準你們開會。”主席團毛尹說：“江縣長，今天大會是不合法嗎？”“沒有批準，當然不合法！”江誌航板著臉說。毛尹氣憤地斥責：“那麼縣府派教育科長代表縣長去參加大會，也是不合法了！？”這句話弄得江誌航啞口無言。主席團成員又說：“傅筱庵當漢奸，人民要打倒他，這是發揚民族正氣，你是一縣之長，應與傅筱庵劃清界限！”江氣急敗壞地說：“我與他沒有關係。”這時跑進4個警察來監視主席團人員，恰好群眾隊伍浩浩蕩蕩開進縣府來了，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傅筱庵”等口號。江誌航驚慌失措，4個警察呆若木雞。正在這時，唐愛陸對大家說：“今天舉行反漢奸傅筱庵大會，這是鎮海人民的正義行動，縣政府不會阻止的，請大家回去開好大會。”江誌航也隻好勉強地說：“大家不要誤會，你們開大會的報告，我沒有看到，所以沒有批，會既然開了就開吧！”這樣主席團就帶領群眾隊伍回到會場。沙齊川仍代表縣政府出席大會。

主席團登上台，宣布大會開始。主席團一成員向大會報告邀請江縣長的經過，群眾高呼“請沙代表講話！”沙齊川被迫講了幾句。接著，主席團成員李倜民（橫河救亡團代表）、毛尹（岩一救亡團代表）和龍山救亡團代表等先後講了話。他們講話都義正詞嚴，痛斥漢奸賣國賊傅筱庵的罪惡，也擊中了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漢奸賣國賊。會場充滿著同仇敵愾、氣壯山河的戰鬥氣氛。大會從上午8時開到下午3時。在遊行示威時，主席團為了堅持長期鬥爭，臨時改變了“燒毀傅筱庵家廟”和“搗毀傅宅”的兩個決定；但遊行隊伍經過傅宅時，憤怒的群眾還是搗毀傅宅大門的門麵，並貼上了封條。遊行畢，大會勝利結束。

鎮海人民聲討漢奸傅筱庵大會的正義行動，使鎮海縣抗日救亡運動達到了一個高潮。1939年12月，國民黨政府掀起了抗日戰爭時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隨之而來的，國民黨各級地方政府，對群眾的抗日救亡組織，也由嫉視而采取公開的壓製、打擊的手段。同時，各級救亡團體的成員（失學、失業青年）有的迫於生計，各謀出路，有的正式投奔抗日的革命隊伍。這樣，各救亡團體的力量逐步削弱，活動也逐漸收縮、停止下來。領導救亡團體的中共地下黨員視機把工作的重點轉向農運。

（選自《同仇敵愾抗日寇》，毛元仁、朱長根《鎮海人民愛國救亡運動紀略》一節，標題編者加）

回憶文祥同誌

陳明華

文祥同誌逝世已42年了，當時，他才39歲，雖然他什麼也沒有留下，但他忠於黨，忘我工作，為革命犧牲奮鬥的精神，永遠活在我的心裏。他身患重病，仍堅持工作，特別在最後一段時間裏，已經臥床，連走路、講話也有困難，而他仍把全部餘力傾注在黨的事業上，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和文祥在1939年12月中旬的一次寧紹特委婦委會議上相識。1940年1月，寧紹分家開始我們就在一起工作，直至他逝世。相處6年，除1943年7月至1944年6月，他離職休養一段時間外，有5年時間在一起工作。他幾經工作變動，我一直任他的秘書，做他的助手，往事曆曆，記憶猶新。

一

他參加革命工作20年，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合法和非法鬥爭的經驗。我對他最突出的印象是：他那嚴肅的態度，嚴峻的作風，嚴格的要求。無論對己對人，都是如此。這是他在嚴酷的革命鬥爭中養成的習慣。他理論聯係實際，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也使我難以忘懷。他對同誌親切、熱情，平易近人，同誌們稱他為“王大哥”。平時，他除工作和學習外，很少談他自己，隻在偶然的情況下略談一點，使我簡單地知道了他的一些經曆。

他原名叫高誌清，任寧紹特委時叫王平，任寧屬特委時改名王文祥，過去曾用過高仰止、王超倫等名。生於1906年，紹興人。祖父是做絲茶生意的商人，常往來於上海、廣州等地。父親是地主，靠收租生活。他幼年喪母，和繼母關係不好，由祖母撫養長大。繼母生了一個男孩，和他感情很好，大革命期間由他動員參加北伐軍，在作戰中犧牲。從此，他怕繼母吵鬧，再未回過老家。

小時候，他在本村私塾念書，稍長大後，進入紹興城內中學，在中學時代就受民主主義思想影響，後來進杭州之江大學，受到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影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自覺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時，他先參加反帝大同盟，後參加共青團，而後轉為共產黨員。1926年畢業後，到杭州安定中學教書，做學生工作。1927年2月，北伐軍進杭州時，他帶領青年學生出城歡迎。

“四一二”事變後，他曾因共產黨嫌疑被捕過，因沒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釋出來，轉入秘密工作。後來在省委書記卓蘭芳同誌領導下負責省互濟會工作，組織營救被捕同誌，救濟遇難同誌的家屬，聯係浙江陸軍監獄中的黨支部工作。1930年9月上旬，高子清（王文祥）在杭州組織召開各縣互濟會代表大會，因通知信件被國民黨郵檢員查出而不幸被捕，後被判處無期徒刑，長期監禁在浙江陸軍監獄。

在獄中，他是對敵鬥爭的領導人之一，曾任獄中黨支部書記，和徐潔身、張崇文等同誌一起在東監關押過，被敵人視為“頑固分子”，他經受了嚴刑拷打、重鐐、關特別禁閉，至1937年杭州淪陷前，轉至浙江省反省院（時遷桐廬縣窄溪鎮）關押，後經組織營救，於同年12月26日與諸暨的何文隆、何風苞（即何堅白、何行之）等同誌一起被釋放。

對於獄中鬥爭，我曾在偶然的情況下詢問過他，有的事給我的印象很深。

1940年春節的前一天，文祥和我在家，我在桌上看到一張有關形勢分析的材料，字跡很像我以前一起工作過的一位同誌寫的，但又比那同誌要老練、有力。我以為這同誌先我調寧波來了，就探問文祥是誰寫的，不料，回答卻是他寫的。我感到很驚異，他的字跡我已較熟悉，很流利，還有點瀟灑，而那份材料上的字蒼勁、有力，比較生硬，與他的筆跡完全不一樣，我表示有些不信，等他緩慢地寫一行才相信。我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要寫兩種完全不同的筆跡？”他告訴我:“這材料上的筆跡是在監獄中學的，一個秘密工作者要善於隱蔽自己，迷惑敵人。”他曾用這手字在獄中編刊物，傳抄消息，雖然也曾落入敵人手裏，但始終沒有查到出於誰人之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的一天，他到醫務室去看病，趁機在那裏閱讀報紙。當他看到蔣介石被迫接受團結抗日的新聞時，很受鼓舞，估計他這個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將會獲釋出獄，就把這個消息默記在心裏，回“籠”後傳抄了，結果被獄卒發現，懷疑是他幹的，曾經拷打追問，終因字跡不像而作罷，敵人還以為這傳抄的消息是從外麵送進來的呢。

1940年四、五月間的又一次，看到他在讀英文報紙，我又問起他，他告訴我，他原是之江大學畢業，在校已有英語基礎，七、八年獄中生活，主要靠英語這個工具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他說在獄中是禁止看革命理論書的，但管理人員不懂外文，他們通過親友搞英文版的理論書，以外文小說封麵作偽裝，設法送進去。在獄中，他們還秘密地辦過哲學、政治經濟學等講座，他在那裏學了不少東西。他還曾和刑事犯關押在一起，這些犯人受了黨的影響，有的釋放後，竟有以政治犯或政治嫌疑犯而又被捕入獄的。如浙西有個土匪頭子王老虎，因受影響，出獄時把土匪的暗語也告訴他，說他如能出去，可以去找他。文祥曾說過，如果到浙西打遊擊，王老虎定會跟他。確實，共產黨員的意誌，是任何反動派的殘酷暴行也鎮壓不了的，共產主義的光芒，是任何監獄高牆也阻擋不住的。

在獄中，文祥已患有肺結核病。出獄後，先在何文隆家住了一夜，本打算回紹興老家休養一下，並在那裏開辟黨的工作，但因不便回家，又折回諸暨，在那裏負責過一期抗日義勇隊骨幹訓練班的教育工作。接著和徐潔身、張崇文同誌與黨組織取得聯係，並和他們一起負責浙江省黨組織的恢複和重建工作。1938年2月成立省臨工委，他為委員，分管餘姚、寧波黨的工作。5月正式成立省委，他到寧紹特委，先為委員、組織部長，後任副書記。在這段時間，雖屢經工作變動，但他不管有職無職，不顧身體有病，一直東奔西走，積極工作。他原為一個地主家庭的兒子，叛離出來，經過革命熔爐的鍛煉，成為黨的兒子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二

1940年1月，寧紹分家，文祥任寧屬特委書記。

抗戰爆發後，寧波黨組織的恢複和重建是比較早的。1937年秋，朱鏡我、竺揚、鮑浙潮等同誌建立了寧波臨時特別支部，以後稱浙東臨特委，朱鏡我任書記。新四軍成立後，朱鏡我到新四軍軍部去了，後由張貴卿負責。1938年三、四月間，高子清（即王文祥）以省臨工委委員的身份，由徐潔身介紹，通過在陸軍監獄一起坐過牢的鮑浙潮，和寧波黨接上關係，領導寧波黨的工作。

1938年到1939年，他根據省臨工委書記顧玉良（後為省委委員、寧紹特委書記）和楊思一的指示，及時地負責建立了寧屬各縣工委，後又作了適當的調整和改建。1939年9月，寧紹特委下屬的幾個中心縣委建立，他曾和竺揚同誌一起深入到奉化等縣的各支部巡視、考察、教育，因此，他對寧屬各縣、區的組織情況都比較熟悉。

1940年3月初，寧屬特委正式成立，文祥宣布了委員會的分工，要我任婦女部長，接著又和我談話，要我兼特委秘書，做他的助手。

寧屬特委成立時，正值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際，白色恐怖嚴重，同時又麵臨日寇的侵占，形勢很緊張。日寇於7月間在鎮海登陸，後撤退。文祥根據形勢，對工作預先安排，他把各縣、區出頭露麵較多的幹部作了若幹調整。

對寧屬的建黨工作，他重點抓兩條：一是繼續堅持建黨方針，個別的、審慎地發展黨員。強調把黨的發展重點放在工人、學生及革命知識分子和農民骨幹中，並要求每個黨員都具有戰鬥力，能密切聯係群眾。1940年以後發展的黨員或外地轉入的黨員，有的並不編入支部，保持個別聯係。文祥特別重視寧波市的工人和學生工作，為了加強領導，當時他和我跟特委青年部長秦加林、政治交通員岑永福一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這兩項工作上，他要我配合岑永福同誌到線廠和盒子廠做女工的工作，直至1940年秋後，特委改為特派員製為止。這項活動，對寧波淪陷後城市工作的開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注重黨員素質的提高，加強黨員的黨性、黨的基礎知識、黨的三大作風、三大法寶和黨的氣節的教育，使寧屬全黨同誌在後來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時，都能明確自己的任務，應付各種變化。如他們在寧波淪陷後，迅速組織遊擊武裝，堅持敵後鬥爭，在區黨委領導下創立四明山根據地的殘酷鬥爭中，能夠堅貞不屈。當時雖曾有不少同誌在被捕後或戰鬥中壯烈犧牲，但沒有發生過組織受損失的情況。

1940年秋，省委傳達了中央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方針，指示我們要“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文祥立即按照上級的指示，貫徹執行。他把當時有些麵目較紅的同誌送到皖南（後到蘇北）學習，或易地工作。有的縣、區組織，在幹部轉移後，就不再補充委員，成為單線聯係的形式，使黨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存了各級組織，並發展了自己。

三

在特委機關地點的選擇上，文祥是作過周密的調查分析的，充分表現出了他的革命警惕性和靈活性。

原寧波中心縣委機關在市藥行街的一間二層樓房內，我去前隻有幾個男同誌進出，沒有職業和家屬作掩護，樓下窗台上放一杆秤作為安全記號，有神秘感，少安全感，一旦查戶口就麻煩了。文祥認為機關應有群眾作掩護，才能確保安全。他選擇了慈溪縣莊橋、洋墅、洪塘一帶。這裏離寧波城區近（現屬寧波市郊區），交通方便，消息靈通，各縣同誌來往也方便，當地黨員較多，他們的工作地點、家庭，都是我們活動的地方；他們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都是我們可靠的掩護人。

開始，我們是流動的，在晉群、岩達等小學及孫毅君、陳美韶等同誌家都住過。1940年9月，在青林渡附近租了一間樓房，一直到1941年4月寧波淪陷。在機關周圍有好幾個聯絡點，如小店、小學、黨員的家裏等，把各縣來往聯係的同誌安排在不同的聯絡點，使他們之間不發生橫的聯係。特委交通員岑永福以補鞋為職業掩護，有時設攤，有時流動，作為總聯絡點。這樣，如果有一個同誌在一個地方出問題，就不至於影響其他。莊橋黨員蔣子瑛的小店，直至1942年7月浙東區黨委建立前，一直是特委的聯絡點，並作為掩護特委和上級聯係及南來北去的立腳點。文祥把這種安排稱之為“狡兔三窟”，他說：“狡兔三窟，僅免一死，而共產黨的秘密機關，就更不能隻有一處了。”

四

在機關，文祥是我的嚴師，無論從工作、學習、思想、生活等方麵，都要我以一個職業秘密工作者嚴格要求自己。記得剛到寧波時，我和父母通了一次信，他知道後立即製止。我字寫得不好看，他不大滿意，把“大姐”吳文雲、“二姐”楊誌行（當時我不認識她們，這是以後以家庭形式為掩護的稱呼）的字給我看，要我向她們學習。他說：“注重字跡端正，也要像注重個人儀表一樣。”要我一筆一畫，從頭學起，過去我愛寫點文藝小品，他認為文筆太軟，不適合寫報告和整理材料，要我多讀理論書，學寫論述文。總之，他要我在一切活動中都要嚴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服從工作需要。

轉入秘密機關，一度我很不安心，感到不習慣，認為機關掩護工作實際是當個家庭婦女，不及基層受鍛煉、進步快。這實際是個人主義的思想，為革命事業是不應考慮這些的。於是，他似兄長般地諄諄引導、說服我。他詳細地分析形勢，指出：“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必須要有少數同誌轉入職業的秘密工作，還要有人做革命的家庭婦女，以保護機關的安全。”他要我以革命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他說：“有的同誌20來歲參加革命，被捕入獄，釋放時已30多歲了，有誰願意坐牢受刑？誰習慣於監獄生活？但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他們準備坐穿牢底，準備英勇犧牲，這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在他的耐心教育和忘我工作的影響下，我終於安心工作了。

五

文祥十分重視理論學習，除了讀馬列著作外，還廣泛地閱讀報紙，注意調查研究，分析形勢的變化。1940年時，他告訴我曾在寧波通過商人關係，訂了一份英文報紙。

對理論學習，他重視聯係實際，有針對性地讀書。1940年7月，特委為了準備淪陷後的應變打算，機關暫轉移到慈南車廄永慶庵。當時，他重點讀《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書，還選擇一些章節要我一起讀。那時，我對理論學習並不重視，而他說：“這些是指導我們工作的方針、政策、策略和路線。這次敵人攻占鎮海，因兵力不足又撤退了，今後他們還要來的。這地區一旦淪陷，我們就要獨立作戰，就要依靠這些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後來我在代理慈北區委書記時，發現自己要獨立分析形勢，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時，才充分理解這些話的意義。

由於文祥有較好的理論基礎，又注意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因此，他對形勢的估計和事物的分析及任務的安排，有一定的預見性。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已有估計，曾和我、岑永福、金如山等人都談過，岑永福曾對我講過：“王大哥是個‘小諸葛亮’，頗有幾分未卜先知的能力。”

文祥有很強的記憶力，這是他在長期秘密工作中刻苦鍛煉出來的。和他一起工作後，我沒有看他用筆記些什麼，講話也從來沒有稿子，而講起來卻有條不紊，有理有據。那時，他對我也是這樣要求，有時他要我下去傳達文件，一定要我記住全部內容，重點地方還要求背熟。他說：“職業秘密工作者，沒有公開職業作掩護，有時身邊帶個字條也會出毛病的。”他對寧屬大多數骨幹都很熟悉，對他們的年齡、文化、社會關係、思想特點、家庭住處等都很清楚，能按他們的特點培養使用。

六

他對下級也注意黨的理論教育和基本知識的培養。在特委開會時，有時他拿出一兩本自己珍藏的理論書，如《列寧主義問題》《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選出其中有關章節，組織大家閱讀，而後再傳達形勢任務、上級指示及布置工作。對於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員的黨性、三大作風、三大法寶等理論知識，我是在這段時間才有比較明確認識的。平時，他強調學習哲學的重要性，他說：“學好它能使人變得聰明，能認識事物的規律，能見微知著，預見未來。”在永慶庵時，他組織洛丘、楊誌行和我一起學習聯共黨史，要我們輪流發言討論，由他做總結，以培養我們的閱讀和理解能力。

他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而且在思想上、生活上也對下級嚴格要求。有一次，有個同誌來報賬，他親自作了審查，發現在路費上多報了一元多，就查問：“為什麼多報？”那同誌說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多報了。他雖然同意報銷，但嚴肅地批評了那個同誌。過了一段時間，另一個同誌來報賬，比前一個同誌多花了一倍以上的錢，文祥也批評了，但還是前一次嚴厲得多。當時我不太理解，事後問他：“為什麼對前後兩個同誌不一樣對待？”他向我解釋：“前者是隱瞞冒領，屬於貪汙性質，是意識問題，而後者是由於缺少社會經驗，使用不當而浪費了，是認識問題，以後他會自覺改正的。對意識問題，不能放鬆，必須防微杜漸，生活上的不檢點，也有可能導致犯政治上的錯誤。”

對思想問題，他總是既嚴肅又親切，用談心的方法來解決。1940年春夏間，特委送了幾個同誌到皖南去，當時，皖南是同誌們向往的地方，洛丘同誌也想去，文祥對他說：“這次送去的同誌主要因為他們麵目紅了，無法在這裏繼續工作。我們不久就要在這裏搞部隊，想當兵何必一定到皖南去，隻要大家努力，等條件成熟了，我們自己組織部隊，參加新四軍。”話不多，既穩定了洛丘同誌的思想，又指明了方向。後來，洛丘同誌於1941年被派到慈東遊擊隊，任政治指導員，幾經轉輾，是我們地方遊擊隊第一批轉入三五支隊主力的同誌。

七

文祥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嚴格的，特別是在政治上自覺接受黨的考察和監督。我任他的秘書後，他曾對我說過，一個獨當一麵的領導幹部，上級和他經常不在一起，無法考察他，他的秘書、警衛人員，甚至他的妻子，都有監督、考察的責任。假如發現他有問題，對黨不忠誠的時候，應該及時地向他的上級反映。

在生活上，文祥非常克己。在寧屬期間，他患肺結核病，但生活上沒有特殊要求。從我們認識開始，一件舊棉袍，一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在上海逝世。這件棉袍，每年要穿三個季度，春天把棉花抽出改成夾袍，度過春、秋兩季，冬天又套上棉花，這些大多是由孫毅君的母親保管和拆洗的。

1943年7月，浙東區黨委決定讓他到三北休養，譚政委親自寫給王仲良同誌的介紹信中，寫明文祥的生活費，按他自己的預算發給。他每月的預算是我給他編的，裏麵隻有每周一隻雞蛋是算特別營養，其他和一般同誌超過不多。1944年12月在城工委，當時生活比較安定，為減輕組織負擔，自己養雞改善夥食，增加營養。從浙東區黨委成立至北撤，他從未提過要部隊醫生看病，要組織上買藥品。休養期間，浙東區黨委曾兩次派通訊員照顧他的生活，他都動員他們回到部隊去了，在三北休養期間，一直在群眾家裏搭夥，不要組織特殊照顧。

八

1941年4月，寧屬各縣相繼淪陷，從此，我們進入最困難的時期。整個特委除了文祥和王起兩人領導麵比較大，不能固定住在一地外，其他各縣委書記、委員、特派員（包括楊誌行和我），都以小學教師為職業掩護，並以此解決經濟困難。

淪陷前，文祥根據各方麵的情況作出估計，先在鄞東寶幢和王起等人開會商定應變計劃，對淪陷後各縣黨組織轉為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武裝，開展對敵鬥爭等工作作出了部署。

對於開展敵後遊擊戰爭，浙江省委、寧紹特委在1938年下半年已有設想，曾一度組織四明山特區委。周飛任書記，準備淪陷後以四明山為中心，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加強嵊、新、奉等山區黨的建設，後因蕭山淪陷後，敵人暫時還未繼續侵占浙東其他地方而撤銷。

1940年7月，鎮海第一次被日寇侵占，寧屬特委事先曾向各縣區黨組織發出號召，要求各地在淪陷後，凡是有條件的地方都要組織遊擊武裝，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因此，各縣、區黨委都有思想準備，一經淪陷，都紛紛開始籌組抗日武裝。

淪陷前我們估計：日寇侵占後，隻能控製平原和重要城鎮，鄞西、慈南山區是我們開展活動的好地方。因此，特委決定把文祥的指揮中心暫時移到那裏，事先在鄞慈交界的翁岩村租房，作為特委機關，保持特委和各縣黨組織的聯係。

經過幾天的調查了解當時當地敵、偽、頑的實際情況，發現鄞西、慈北（包括姚南）這塊狹小的山區，竟駐有國民黨鄞縣、慈溪、餘姚三個縣、區機關和黨政等人員，除陸家埠等少數渡口被日寇占據外，他們控製了姚江南北的渡口和集鎮，使我們暫時難於在那裏開展活動。文祥立即改變部署，決定把領導中心移到慈北、鎮北一帶敵後去。

1941年5月初，文祥先到慈東，分別找到鎮海縣委書記陳誌達，鎮北黨員李平、戚銘渠，慈東蔣子瑛等同誌談話，計劃著手籌組抗日武裝，他告訴陳誌達，準備把鎮海分成江南、江北，要他“逆風而去”，堅持江南敵後，並要原鎮海流動施教團李平等到慈北籌組遊擊隊，戚銘渠、虞天石仍隱蔽在鎮北龍山，加強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他自己帶岑永福、洛丘和我到慈北沈師橋，加強領導。因為原慈溪特派員陳卓（錢乃康）於3月請假回諸暨處理家務而被捕。所以，文祥準備讓李平熟悉情況，並和當地接上關係，領導當地工作。文祥還派慈北黨員包毅（現名楊展大）等打入頑軍錢紹曾部工作，以取得配合。不幸因缺乏武裝鬥爭經驗，並對國民黨遊擊隊警惕性不高，以致開始籌組慈北遊擊隊時就遭損失，槍被繳了，犧牲了三位堅強勇敢的同誌，暴露了部分黨員的麵貌，李平還未和當地組織接上關係就被捕犧牲了。這是個慘痛的教訓。

當時文祥決定以慈北為中心，在慈鎮一帶籌組遊擊隊，這是有其深謀遠慮的。他分析：第一，慈鎮一帶黨的工作、群眾基礎較好，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的活動，又有抗戰初期抗日群眾組織的基礎，有利於發動群眾，組織武裝；第二，地理上南靠群山，北臨大海，向南聯係慈東，山南山北可以互相配合，又有鎮北統戰關係的掩護，打遊擊有回旋餘地；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點，估計淪陷後的華中局會派部隊來浙東開辟遊擊區，並估計部隊會從海北渡杭州灣前來慈北。因慈北古窯浦是寧屬一帶與海北相通的海口，如部隊從這裏來，可以很快接應，取得聯係。

九

慈北籌組遊擊隊受挫，沈邦祺、沈一飛被捕後，文祥作了不少營救活動，但均沒有成功，他們於6月中、下旬先後被頑敵殺害。三位同誌犧牲，文祥十分悲痛，為了避免再受損失，對當地黨組織一再提出要實行“隱蔽自己，保存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在檢查和布置了已暴露的同誌轉移隱蔽後，為了及時把這個血的教訓傳達到各縣，他把洛丘留在慈東，領導聯係當地組織，自己隨即到鎮海江南檢查工作。

文祥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及時吸取教訓，認為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采取灰色隱蔽，利用國民黨遊擊隊名義（個別利用偽軍名義）保持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原則來發展自己的武裝。以後各縣都采取這個方針，組織了幾個中隊，據我知道的有定海、象山遊擊指揮部的第五大隊，曾用慈溪縣莊橋區戰時服務大隊番號的慈東遊擊隊。奉化的一個偽軍中隊，鄞縣警察第三支隊郭青白部隊的第六大隊，和鎮海江南王賀鄉掛名定海國民兵團番號的獨立中隊。

文祥在離開慈北前，決定暫時把我留下，以保持特委和當地黨組織的聯係。他說：“這個地區受損失後，如果我們都走了，會使同誌們因看不清前途而動搖信心，同誌們的悲痛和複仇心情是難免的，必須使他們懂得我們采取‘隱蔽待機’的方針，隻是暫時的退卻，以後還要組織新的進攻。”

把我留下來，他是經過反複考慮並和我周密商量的。當時文祥和我都是反動派楊鋒部搜捕的對象，他們已知有一對外地夫妻在這裏活動，正在沈師橋一帶附近搜捕。當時，我住在六洞廟方家方明海家裏，把我留在那裏是帶有一定危險性的。文祥指示我進入日寇據點觀海衛（觀城），楊部是不可能到那裏去搜捕的，利用敵人“保護”自己，加上那裏有單線聯係的地下黨員和可靠的群眾作掩護。

文祥臨走時交給我一封給沈天生的介紹信，又不放心地說：“你年輕，太幼稚，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由於他的妥善安排，使當時當地的黨組織順利地隱蔽下來，保存了以後創建根據地和開展遊擊戰爭的骨幹力量。

沈天生是1932年入黨的老黨員，公開職業是慈北觀城郵局的局長，1940年從外地調來，由文祥親自接上關係，經考察後認為他的社會地位和以往的工作經驗，適宜於做上層統戰工作和埋伏工作。因此，沈是由文祥和縣特派員陳卓直接領導及單線聯係的特別黨員。他那裏還有兩個任郵差的黨員，和區黨組織沒有橫的聯係。沈把我安排在南門外耶穌教堂王紀良家裏，這樣既受到敵人的“保護”，又可以隨時和上級黨及其他黨員聯係。

十

不久，沈天生來告訴我說：“姚北來了一支叫淞滬遊擊司令部第五支隊第四大隊（國民黨遊擊隊的番號）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從海北來的，都是浦東人，他們不像其他國民黨部隊，紀律好，對老百姓和氣，生活艱苦。”於是，我們繼續觀察打聽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部隊。

在慈北約一個月，文祥派人叫我到鎮海江南彙報情況。淪陷開始，特委已在鄞東山沿陳小村設立了一個機關，作為領導鎮海江南、鄞東、奉東、定海工作的中心，楊誌行以小學教師為掩護，王起就在那裏。

我去鎮海時，正是林有璋的五支四大在相公殿打擊日寇氣焰之後，江南江北，沿途船中、路上盛傳著五支四大紀律嚴明、生活艱苦、作戰勇敢的事跡，大大鼓舞了敵後人民的誌氣。我向文祥詳細地彙報了這個情況，他立即派當時鎮海縣委委員賈德裕到鎮北進一步調查，賈回來後作了彙報。於是，文祥興奮地對我說：“我們的部隊過來了，一支軍隊，拿了槍杆子，穿破衣服，吃蘿卜幹，有時還露宿在老百姓家門外，打鬼子那麼狠，對老百姓這麼和氣，除了我們的部隊，沒有哪一支國民黨軍隊能這樣做。”於是，他立即和王起商量，並安排了工作，就動身到鎮北，以期盡快地和部隊取得聯係。

十一

1941年的8月初，我們到慈東洪塘，那裏已組建一支我黨領導的幾十個人的遊擊隊。這支慈東部隊是與慈北遊擊隊的籌組先後進行的，由蔣子瑛根據文祥的意見和與國民黨有統戰關係的黨員一起，以莊橋戰時服務大隊名義為掩護，獨立組成一個中隊，派洛丘（當時名梁濤）去任指導員，加強政治領導，並派孫毅君等去加強訓練和民運工作。由於有抗日群眾的擁護支持，又有一挺機槍，所以，這支部隊比當地國民黨遊擊隊要好。

文祥準備和洛丘聯係，了解情況和布置工作後再去鎮北，不料，尚未聯係上就得知洛丘、周瑞清、呂名鏘等部隊領導骨幹被頑敵楊鋒部扣捕了。當時他心急如焚，生怕慈北的慘痛事件再演，立即留下，組織營救。

淪陷後三個多月的南北奔走，緊張繁忙，生活又特別艱苦，他的肺結核病明顯地發展了。這時已開始有低熱、咳嗽、消瘦、乏力的情況，但他仍不顧病弱疲勞，四處奔波，經常至深夜才回住處。我雖然並不清楚他具體的營救活動，但從他每天所談的點滴情況來看，他的工作是十分深入細致的，竟像他親自指揮這支部隊，親自參加談判似的。他首先派人給扣捕的同誌送衣服，告知外麵正在營救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對於部隊每天的宿營地點、同誌們的思想情況和通過合法關係與頑敵談判等情況，他都一清二楚。他指示帶隊同誌，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證部隊的安全，保住實力，有實力才能迫使頑敵不得不坐下來談判。同時，他還決定撤出不適宜戰鬥的女同誌。談判中，當對方要我們以機槍換人時，同誌們思想不通，一是舍不得武器，二是怕上當受騙，人槍兩空。他再三做部隊的思想工作，說明人的重要性，武器今後還可以搞到。對於反動派不講信用，怕人槍兩空的問題，他又通過當時的大隊長（國民黨員，係統戰對象）挽出浩明和尚和地方士紳作保。對營救問題，他當時估計有三種可能：一是人槍都要；二是要人不要槍；三是人、槍都要不到。他竭力爭取第一個可能，不得已時爭取第二個可能，防止第三種情況發生。經過20多天的營救活動，決定以槍換人，終於把三個同誌營救出來了。他見到洛丘時說：“在我們同誌被扣前，反動派遊擊隊的楊鋒、宋清雲曾到慈東遊擊隊‘訓話’，當時下麵有同誌提出要中隊領導扣留楊、宋，但我部沒有這樣做，是失策的。如果當時扣留了他們，也不致發生自己被扣，造成部隊在慈東站不住腳，那樣敵我形勢就大不一樣了。”（1943年冬，宋清雲正式投敵，使我慈東遊擊區和組織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營救成功後，文樣組織部隊轉移，人、槍分別轉移到鎮海江南，和王賀鄉的獨立中隊合並。槍用棺材裝好，放在船上，以運靈柩出殯的樣式，通過日寇的哨口運送過去，人以各行各業化裝掩護，分別過江。布置好後，他自己提前到江南的約定地點等候，直至人、槍過去，辦好交接關係，才又匆匆趕到鎮北。

十二

8月下旬，我先到鎮北龍山，由戚銘渠、虞天石安排到田央黃蓬山小學任教，對外稱我是戚的表妹，以取得公開的職業掩護，然後租房建立特委機關。

9月初，文祥到鎮北，當即派戚、虞兩同誌去林有璋部隊進一步了解（在這以前，他們已用國民黨區署指導員的身份和林有璋保持聯係）。那次林部在進行野外演習，虞天石趁機在營房內翻看了戰士的政治文化課本、歌曲等，並偷偷地帶給文祥看，都是民族和階級教育的內容。文祥又作詳細的詢問，進一步確認這支部隊是我們自己的部隊。立即決定親自前去訪問，以取得聯係。去部隊前，他對我說：“肯定是我們的部隊無疑，從一些談話的跡象看，部隊同誌也正在尋找我們。”

9月上旬的一天，林部駐紮在龍頭場，他一人前去，找到林有璋同誌，告知他自己是當地地下黨負責人，特地找他們聯係。林立即介紹給蔡群帆同誌，他們互相交換了對形勢的看法，介紹部隊和當地敵、偽、頑各方麵的情況，確認以後由戚、虞和他們聯係。文祥還建議他們打電報給華中局，正式派幹部前來統一領導，開辟新區。這樣特委就和浦東南進部隊取得了橫的聯係。

以後，文祥又和呂炳奎、王仲良同誌見麵。從此，我們有了部隊的保護，掌握了工作的主動權，特委機關也停止了流動的生活。1942年4月，特委機關轉移到海鶴庵時，幾乎是半公開了。一旦我們地方遊擊隊無法立足時，也可以轉入主力。1941年11月，鎮海江南的獨立中隊麵貌已紅，經過文祥和林、蔡兩同誌商量，采用假繳槍的形式把它合並過去，這樣既防止了國民黨定海兵團向五支四大要人，又不致暴露五支四大的政治麵貌。和部隊聯係上後，文祥更注意加強統戰工作，爭取建立灰色政權，組織情報網點，幫助部隊工作。他說：“我們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來保護自己的部隊。”

十三

寧波淪陷後，日寇在甬江、姚江沿岸的重要城鎮寧波、慈溪、鎮海、奉化等縣城和其外圍建立了據點，頑敵則占據著一般集鎮和交通要道，造成了特委和各縣領導的活動困難。寧波一淪陷，文祥就考慮這個問題，反複琢磨：如何衝破重重封鎖，加強特委和各縣、區的領導？如何利用敵、頑、偽活動的空隙，開展我們的遊擊活動？如何根據當時的形勢特點、黨和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層統戰工作的關係，建立起統一戰線、群眾運動、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小片中心，壯大自己力量，開展對敵鬥爭。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初步摸索，吸取慈北慘痛事件教訓，文祥已基本確定了特委和各縣組織領導的規模，逐步形成以寧波為中心點，姚江、甬江為分界，打破原來縣屬界線，分別建立幾個領導中心，他把鎮海、慈溪分成南北，鄞縣、奉化分為東、西，王起在江南領導定海、鎮海江南、鄞東、奉東，文祥領導三北、鄞西、慈南、奉西等地，各縣工委、特派員也按此分工，加強領導。當時，他對鎮海縣委書記陳誌達說：“鎮海分成江南、江北，你負責江南工作。”另要鄞縣書記徐朗“隱蔽在鄞東小白，以小學教師為掩護，配備力量，開辟工作”。鄞縣其他委員在鄞西以梅園鄉為中心，慈鎮以龍山區為中心，分別利用鎮、區政權，灰色隱蔽的方式開展工作，掩護黨的活動。總之，在中共浙東區黨委建立前，寧屬特委就以三北、江南、鄞慈奉的三個中心配備幹部、加強組織建設，已基本形成浙東區黨委成立時的三東、三北、四明三個地區的前身和部分規模。

對鄞西梅園鄉這個中心，文祥是早有籌劃的。1940年秋冬，特委改成特派員製，秦加林調鄞縣任書記，他就把鄞縣的領導中心轉移至鄞西山鄉，為寧波淪陷後建立小型遊擊區預作安排。梅園鄉鄉長邊春甫是個堅決抗日的開明人士，秦加林就到該鄉任小學教師，並利用這個關係，陸續派一些黨員去當教師，開展群眾工作。後秦去蘇北，調徐朗任書記。淪陷後，鄞縣縣委利用與國民黨區長郭青白有關係的黨員，打入三青團、政工指導室等處，以灰色的麵貌，加強工作，控製了那個地區的部分鄉政權。1942年2月，文祥又派剛從紹屬調來的陳誌剛（即壽文魁）同誌到梅園加強鄞、慈、奉的領導。以後，還建立了林一新中隊（鄞縣警察第三支隊郭青白部的一個中隊，後為大隊），這是一個以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典型。

除鄞西梅園外，還有鎮海江北的龍山區和江南的王賀鄉，都分別掩護特委和慈、鎮兩縣黨的活動。淪陷後，戚銘渠、虞天石打入頑方龍山區署，加強統戰工作，後又和浦東部隊林有璋的南進部隊取得先期聯係。以後，文祥還派戚銘渠和李長來（即李俠民）去鎮海國民黨縣長那裏活動，當了龍山、莊市區長，李還當了江北辦事處副主任，虞為北辦指導員，並爭取了江北辦事處張誌飛和我們合作，和五支四大配合，張後來成為我黨黨員。在鎮海江南的黨員王博平當了王賀鄉鄉長，並以此為基礎，組建了一支以定海國民兵團為名義的獨立中隊。

在組織領導方向上，自1940年執行“隱蔽精幹”的方針後，文祥直接領導了少數起特殊作用的黨員。根據我知道的，除戚、虞、李外，還有沈天生、蔣子瑛、莊禹梅等，他們曾以頑方人員，小店老板、地方士紳的身份，和南進部隊溝通聯係，籌糧籌款，為部隊搜集情況及交通掩護工作，起到了一般黨員所起不到的作用。其他縣、區領導，有的也有單線聯係的黨員，以後多數轉為秘密聯係，為城市、交通點、線工作發揮作用。

鄞西、鎮北還利用合法政權，有的辦學校（鎮北的鳳湖中學），有的辦訓練班，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幹部，他們以後都成了創建四明山遊擊根據地的骨幹力量。這些同誌新中國成立後在本省或其他省、市工作。

十四

1942年4月，日寇為了集中兵力，進攻浙贛線，撤走了慈溪、餘姚鄉鎮部分據點，減少了慈溪、餘姚縣城等地的駐軍。當時，南進部隊摸不清日軍的意圖，估計可能因太平洋戰爭後敵人兵力不足，將部分兵力撤出浙東。因此，當時把部隊和各辦事處人員及已暴露麵目的地方同誌，在慈北古窯浦集中待命，作撤回浦東的準備。呂炳奎同誌為此派薛誠來我們處，向文祥說明來意。文祥對薛誠說：“從各方麵情況看，敵人在後方的兵力是撤了一些，但據情報，敵人在前線兵力並未減少，還在偷偷地增加，因此可以斷定敵人不是撤退，而是轉移兵力，準備向浙贛線進攻，我們部隊不要北撤，而要抓住時機，敵轉我進，擴大遊擊區，更好開展遊擊戰爭。”正好這時南進部隊在軍事上已歸粟裕司令指揮，電台剛接上聯係，粟裕、譚震林來電：“得悉日寇將進攻浙贛線，各部隊仍各返原地，堅持抗戰。”於是，部隊立即停止北撤，分頭奔赴敵後，繼續堅持遊擊戰爭。

為創建四明山根據地，1942年6月間，華中局派譚啟龍、何克希等同誌先後來浙東，統一領導浙東的抗日武裝和地方黨組織。文祥非常興奮，他設法搜集了浙東地區敵、偽、頑力量部署和裝備，浙江國民黨、政、軍及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等情況，同時還掌握了敵、偽、頑之間互相矛盾的材料。他拿來一份材料，要我綜合整理，限期完成，提供給譚、何首長在研究決策、部署工作時參考。他說：“下級要當好上級的參謀，及時提供資料。”7月18日，浙東區黨委在慈北宓家埭召開幹部大會，那次我也參加了，譚政委的報告中，就引用了一些我們上報的材料。

十五

1942年7月，浙東區黨委建立，原寧紹兩個特委分為四個地委，文祥任四明地委書記。當時他的肺結核病已經發展，每天發燒，有時臥床休息，但仍一直帶病工作。在四明地委，他已不像寧屬工作時那樣緊張，上有浙東區黨委，具體工作有羅克（現名羅白樺）等同誌去做，他主要抓一些大的原則問題，組織上給他適當的休息時間。

他在四明地委工作了大約五六個月。當時正是初創時期，雖然他不能深入縣、區調查了解情況，但和前來機關的同誌仍然經常交談，詳細詢問。

淪陷後，文祥所考慮的是如何為開辟四明山根據地準備條件，自己也為此作出種種努力。浙東區黨委建立後，有了實現的條件，他希望部隊早日進軍四明山。四明地委建立後，羅克同誌到鄞西、姚南大嵐山一帶深入調查，回來向文祥彙報，並組織幾個地委同誌討論分析。當時四明地區形勢，總的來說是一個敵後空隙地帶，有利於開展遊擊活動，人民又深受兵匪之苦，歡迎我軍進入。於是，文祥即派羅克去三北浙東區黨委彙報情況，迎接譚政委他們進軍四明山。這樣10月陽覺殿戰鬥以後，部隊就進入了四明山地區。從此，四明人民抗日情緒更加高漲。

浙東區黨委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開辟遊擊區，亟需大量幹部，四明地委即從各縣調來一批黨員，包括交通員、炊事員等，他們黨性強，機智靈活，有的黨齡也比較長，隻是文化理論水平還不高，調來四明地委機關後，積極性很高，文祥叫我組織他們學習。他說：“這些同誌培養幾個月，都可以成為黨的骨幹。我們要把機關建成一個學校，使交通員成為出色的交通站長，炊事員成為會計或事務長。”這些同誌中如章文寬、姚亨然、周蓮珍等，不久都成為骨幹，後來都是中級以上的幹部。

開辟遊擊區依靠原來白區的工作方式，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文祥說：“根據地來的同誌，工作作風大膽潑辣，雷厲風行，我們要向他們學習。”他和羅克共事，工作中非常尊重羅克的意見，許多事情放手讓羅克去幹。

對調查研究，文祥也認為不能光用老辦法，應當多想點新點子。四明地委剛建立時，我們住在鄞西建嶴村近山頂的地方，他坐在房門口，早晚兩次清點全村牧童和耕牛的數字，以田畝、戶口、牧童和耕牛的數字，來推測山村的經濟和階級狀況。事後了解，他的分析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大致相符。

十六

1943年1月，浙東區黨委派文祥到八十九團張俊升部去搞統戰工作，並領導荊子剛已在那裏的秘密黨員俞德豐、倪寒若等。當時他對外公開的名義是該部政治部的秘書，政治部主任荊子剛也是我黨黨員。

在張部，他首先對部隊和張本人的情況作了調查，了解了他的曆史和該部的組織成分。張部是與國民黨的嫡係有矛盾受排擠才到敵後來的，同來的還有田岫山部，於1942年7月進入四明山。張部在上海“八一三”時，曾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下，以後撤到後方。張本人是師範生，曾當過教師，對知識分子比較尊重。他來到上虞章家埠一線駐紮後，對何克希、王文祥很佩服。他不抽大煙，生活不腐敗，是有可能團結爭取的。張部的營、連骨幹都是他的同鄉、同學及親戚朋友，又帶有軍閥部隊的特點。

文祥去時，張到上虞章家埠還不太久。當時駐紹興的偽忠順部隊想拉他去投敵（此時八十八團田岫山部已投敵），他們發給張部印有“忠順”字樣的棉衣、毛巾，因此，相互之間有一定聯係。與此同時，三戰區浙保和嵊縣的土頑也來拉攏他，而我們又派文祥、金子明去做統戰工作，可以說，當時張俊升正站在三岔路口。根據這個情況，文祥對張采取團結爭取幫助辦法。他曾對我說：“做生意靠資本，張俊升手下的兵就是張的資本，‘保存實力，鞏固地位’是張的宗旨，張最怕我們做他部下的瓦解工作。爭取張部中立、抗日，主要靠做張本人的工作。”要消除張的顧慮，就要取得他的信任。張把文祥當秘書，有人來接洽或開會也邀請文祥在旁做記錄，提個意見，當個參謀。

文祥去張部後，建議張俊升恢複原三十師的名義（原三十師師長張鑾基是張的叔父，被國民黨第三戰區暗殺），以增強對舊部的號召力，並要我黨同誌俞德豐（政治部政工隊長）編寫三十師的軍歌，組織天良劇團，進行抗日宣傳，以激發張部的民族觀念。

忠順部隊曾派人來拉張去當偽軍，文祥知道後，即和荊子剛一起去對張說：“這是民族氣節問題，你可不能去啊！”因此，張沒有被拉過去，他們要張部換帽徽，張也不幹，以後忠順部不再供給給養，張和他們割斷了聯係。

1942年自衛戰爭中，挺三浙保進攻我軍，被我們打垮了，吃了虧。後來浙保想拉攏張俊升，采取收編的辦法，企圖借用張部來和我們作戰，或利用我們的力量來消滅張部。文祥得悉後，立即告訴張俊升說：“現在浙保想借三五支隊的手來消滅你們，唯一的辦法，是中立觀望，否則沒有好處。”以後，我們都離開了，而張對反共打新四軍的問題，一直抱不太積極的態度。

嵊縣土頑潘文駒和浙保有關係，又投忠順部隊當了偽軍。文祥就向張俊升建議，要張出麵叫潘離開當地，並在他們離開前，先探明路線，趁機打潘部一下，張采納了。這次雖然沒有殲滅潘文駒的部隊，以後張和浙保、土頑都疏遠了。

1943年三、四月間，有一次，張的部下把淞滬遊擊司令部顧小汀、謝友生（王八妹的掛名丈夫）捉來了，當時張征求文祥意見，“怎麼處理？”文祥說：“先談談，再作結論。”談話後，文祥和張的看法基本一致，認為他們“以抗日作招牌，是政客、漢奸的嘴巴，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正因為他們打抗日的招牌，文祥建議把他們放回去，張又采納了。張事後說：“這事實際對我幫助是大的，要在過去，既然抓來了，自然是殺掉算了。”

1943年4月，為了爭取張俊升團結抗日，文祥曾建議何司令到張部訪問，何司令來章鎮隻帶一個警衛員，穿了一套舊棉衣，一雙布鞋，平易近人，對形勢侃侃而談，給張部留下很好的印象。

5月間，文祥的肺結核病加重，咯血不止，浙東區黨委決定把他調回休養。他在張部雖然時間短，但對張的影響還是較大的，我去訪問張俊升時，他對我說：“和王文祥相處時間不長，但我深感他對我幫助最大，他引導我走上中立觀望、最後起義的道路。”

十七

1943年7月，文祥轉移到三北養病，住在慈北沈師橋。開始這一帶還算安定。10月，秋收鬥爭開始，偽中央稅警團在附近鳴鶴場、掌起橋、東埠頭增設了據點，鬥爭形勢突然緊張起來，文祥住處也不大安全了，幾經易地，最後把他安排到新塘頭以偽保長作掩護的一個遊擊小組長虞炳增家裏。

當時，慈北區委書記李默君懷孕回家待產由，我代理她的工作，環境已經非常緊張。為適應對敵鬥爭需要，區委采取分散活動、分片堅持的辦法，我和組織委員楊若穀帶領一些同誌，建立沿海、沿山兩個活動中心，堅持對敵鬥爭。我大部分時間在海邊，把部分幹部和積極分子集中在一起，籌組小型武裝（自稱小海大）以自衛。文祥很關心我們的工作，見麵時常詳細了解情況。當我告訴他我們堅持采取“沿山上山，沿海下海，交通線上分散隱蔽在群眾中，依靠群眾掩護”的方法時，他說：“這個辦法很好，應當把它概括成簡短明快的口號，使之成為對敵鬥爭的指導。”1944年春節期間，三北地委在慈北五磊寺開擴大會，要我在會上介紹經驗。當時我提出“靠山靠水靠群眾”的口號，一時成為當時反掃蕩鬥爭的指導，這正是在文祥的啟發下概括而成的。開會期間我向王仲良同誌彙報了文祥的情況，地委決定把他轉移到鎮北休養，不幸來不及轉移，正月初五，我們在新塘頭被偽中央稅警團逮捕了，同時被逮捕的還有浙東報社記者吳文雲和虞炳增。

十八

文祥被捕後受了重刑，偽軍把他倒吊在一根柱子上，幾次拷打、灌水，又在觀海衛偽營部大廳柱子旁綁了一夜，更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天，他在押解途中已無法行走了，就停下來說：“我走不動了，就在這裏槍斃我吧。”押解的偽排長沒有辦法，隻好找民夫用擔架抬著他。

在審問中，文祥以“自己是上海單幫商人因病發住虞家，等待去上海的海船回滬”的口供，騙過了敵人。並叫虞炳增如何以偽保長的身份來欺騙敵人，掩護自己。虞即以“我當保長的，無論新四軍、和平軍都不敢違抗，不敢詢問”的語言，巧妙地為自己開脫，也使我們沒有暴露身份。

經組織營救，一周後，文祥在姚北偽中央稅警團團部獲釋。出來後，他不避危險，雇了一條腳劃船又回到沈師橋，請沈師橋郵局局長董光驥（他兒子已參加我軍）轉送一個條子約沈天生。當時，沈天生當偽區長已一個月，在我們被捕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去偽軍營部打聽。當他看了條子，就立即和文祥見麵。文祥告訴他，在獄中聽沈醉漁（烈士沈一飛的父親）說：“偽軍再三盤問我關於沈天生的情況，也為此盤問過其他人。”所以，文祥要沈天生立即彙報組織，設法離開觀海衛。沈問他：“調到寧波郵局可好？”文祥說：“敵人內部有矛盾，離開觀海衛就沒有問題了。”沈天生回去後向組織作了彙報，及時離開了觀海衛，調到寧波郵局，所以沒有發生問題。

通知沈天生後，文祥立即轉到鎮北海鶴庵休養。

十九

1944年7月，浙東區黨委流動到三北，文祥去看譚啟龍同誌，反映他對秘密工作的意見，認為秘密聯係的同誌，由浙東區黨委直接領導，容易暴露麵目，應該單獨建立一個領導係統，以加強工作，便於發揮他們的作用。正好，當時上級黨委也有這方麵指示，譚政委很重視他的建議。文祥就毛遂自薦，要求做這方麵的工作，一麵工作一麵休養。譚政委開始不同意，經他再三要求，終於同意了。這件事是等組織決定後，他才告訴我的。他說：“三北準備成立城工委，由我負責，組織上決定又把你調來做秘書工作了。”當時，我聽了很不讚成，為他的身體擔心，但他再三安慰我說：“譚政委已答應，給我配很強的班子，又不做具體工作，光掌握掌握原則”，並說：“在遊擊區沒有前線、後方，離開部隊就不安全了，在養病期間被捕不是最好的證明嗎？在工作崗位上反而更安全些，今後我注意多休息，少做點工作，等抗戰勝利，我一定長期休養。”當時他估計離抗戰勝利不會太久了，既然是上級的決定，又經他這麼一說，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隻好默默地給他做助手，盡量多做點工作，照顧好他的生活。

開始工作並不忙。10月間，呂炳奎、王起和三東工委組織也並在一起，不久，呂炳奎同誌調走了。接著，杭甬線的秘密聯係和粟後（丁公量）同誌領導的敵偽軍工作也合並過來，建立浙東區黨委城工委，文祥任書記。雖然當時有幾個很強的領導同誌，但他的領導擔子比以前更重了。

1945年開始，文祥已基本不能走動，經常臥床休息，一些會議都到他床前去開。他去浙東區黨委參加會議，由三個運輸員輪流用“元寶籃”抬著他去，但他還是不願離開工作。文祥腦子很活躍，工作和學習仍抓得很緊，當時他從何司令那裏借了一些文件，如毛主席著作的摘抄件，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論持久戰和整風文件等材料。他要我用32開的活頁紙抄寫好，一小本、一小本地串訂起來，放在身邊反複閱讀。他很重視經驗的積累，有些向上級的報告、彙報、總結材料，凡重要的都要我抄寫底稿。1945年6月，城工委進行半年工作總結，經過討論後，由王起、王槐秋、粟後和我分別起草。對於草稿，我讀給文祥聽後，他又親自作了修改。上報浙東區黨委後，他再要我在一個小筆記本上重抄一遍。這份7萬字的總結，裏麵有寧波城內黨組織的狀況、各行各業的社會調查情況，以及統一戰線、工人運動、敵偽軍工作等，還有在敵憲兵隊密探隊內的埋伏工作，是個綜合性的總結，他非常珍惜，一直放在身邊。直至部隊北撤，譚政委決定他先去上海治病，等待華中局通知時，他臨行匆匆，把一些文件、材料、書籍，燒的燒，打埋伏的打埋伏，隻有這個總結抄本，他不忍放下，但考慮到我們要通過層層封鎖，無法攜帶，隻有粟後回部隊隨軍北撤，才能保存。於是，他把這個抄本交給粟後，並囑咐妥為保存。粟後同誌一直保存至今，成為一件曆史文物，這也是文祥唯一的遺物。

1945年夏，文祥不但行動困難，而且結核病已發展到喉頭，連講話、吃飯也感到痛，但他仍堅持工作，不離崗位。在這以前，我曾再三勸他離職休養，但我一提他就生氣。粟後等同誌也和我談過：“王大哥應當讓他養病，不能再工作了。”但沒人敢當麵向他提這個意見。當時我曾想自己到譚政委那裏去反映，讓組織下令停止他的工作。但當看到他滿腦子的形勢、任務、聚精會神地考慮工作時，我又不敢去反映。如果我去要求組織停止他的工作，反而會激怒他，加重他的病情。當時我想：當一個戰士正在衝鋒陷陣，他眼前看見的隻有敵人的碉堡，心裏隻想著取得戰鬥勝利，在這個時候，他是不肯撤退下來的。那時文祥所看到的是抗戰勝利在望，心裏已沒有他自己，我又不能去向上級反映。隻好默默地祈禱抗戰勝利快些到來，積極地幫助他工作，照顧好他的生活，盡量讓他多休息少操心。有些事，我能處理的就處理了，有時悄悄地把有些來請示的同誌擋住，讓別的領導去處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黨全軍全民歡欣鼓舞，中央軍委發布向敵占城市進軍的命令，寧波也是快要解放的城市，地下黨正在組織裏應外合，文祥這時是多麼興奮。他雖已失音，講話困難，但還是坐了“元寶籃”到寧波西門外望春橋，親自去組織、指揮戰鬥。他怕我幹涉他，就把我留在機關，並要楊誌行給他當助手，後來楊告訴我，那時他講話聲音已很低，她幫他傳達意見，要把耳朵靠近他嘴旁才能聽清。

二十

1945年9月間，浙東部隊奉命北撤。10月初，他到達上海住院治病。

在醫院，他仍很關心形勢變化和黨的工作，每天認真地閱讀報紙，分析研究問題。此外，他還非常惦念留在四明山堅持鬥爭的同誌，關心四明山的形勢變化，擔心同誌們的安全。

11月初，邢子陶同誌到醫院看他，邢是譚政委北撤時留在四明山堅持鬥爭的、分管白區工作的領導。那時，四明山形勢緊張，路路都有國民黨軍隊的崗哨，活動有困難，邢子陶想先把寧波市內地下黨的關係接上，取得工作上的掩護。所以，邢到上海向文祥同誌要寧波黨的關係，文祥提出一個堅決的意見：“現在四明山要堅持鬥爭，靠華中局領導是不行的，華中局太遠，領導不了，把組織關係轉到上海來，由上海黨領導。那樣人員派來方便，又可隱蔽，到上海，要錢要東西都方便，你趕快到華中局去一下。”邢子陶同誌認為文祥的意見很有道理，立即到蘇北去，後來四明山地區的黨的關係確實轉到了上海，由上海黨領導了。

住院後，文祥的病情繼續加重，開始還能吃點軟飯流質食物，後來連喝湯咽水也疼痛，他仍然忍痛強咽下去，表現了和疾病作鬥爭的堅強精神，對於治病，他一直抱積極樂觀的態度，當喉痛吃不下去時，他要內科醫生請喉科醫生會診，他說他的腸胃很好，隻要能吃下東西去，病慢慢會好的。後來我找了一個女醫生，她告訴我，文祥的病已完全無望，他整個肺已爛了，已發展到喉頭結核，勸我趁早伴送回家，免得將來運靈柩困難。

他在上海轉了二次院，最後進廣慈醫院。到那裏去養病並一直等待華中局的通知。

12月18日，文祥告訴我華中局派人來征求意見了，問他到蘇北去或留在上海，還是回浙東去。我問他的意見，他說：“我已考慮了，現在國民黨雖然和我們簽訂停戰協定，但內戰的危機仍然存在，他們沒有誠意，卻要這樣做，這是因為：第一，10年內戰8年抗戰，人民群眾希望安居樂業，不要再打仗，他們也要做作一下，表示並不想打內戰：第二，是緩兵之計，他們在敵後的接收工作還沒有做好，需要爭取時間。不會很久，又要爆發內戰的，到蘇北去轉來轉去，自己不能行動，將會增加組織上的負擔。同時，你到那裏去，可能不會安排自己的工作，幾年來，為了使我能帶病工作，耽誤你獨立鍛煉的機會，影響了你的進步，這是我感到遺憾的，在上海花費太大，空氣又不好，這病也無藥可吃，不是長期養病的地方。回浙東長途輾轉，途中不便。我想到杭州去休養，路程短，空氣好，花費少，你也可以就近工作。”並說：“這次我決心長期休養了，如果休養10年，至少還能為黨再做10年工作，是值得的。革命20年來，我積累了一些經驗，有些體會，你可以邊做工作邊幫我寫點回憶。”我很讚成他這個打算，並說：“杭州有我媽媽在那裏，她會全力照顧你的，老年人不怕肺病傳染。”

於是，我即於12月20日回杭，先和王槐秋同誌作了一次聯係（因為他和杭州同誌的關係還在文祥的地方），然後和我母親商量，做好文祥回去養病的安排。當時杭州的同誌聽說文祥要回杭州養病，也為他作了安排。不料，文祥竟於12月22日清晨5點多鍾與世長辭了。逝世前，是鄭菊英同誌在那裏陪伴他的，臨終沒有留下一句話，也未能與我最後見一麵。等我回到上海時，文祥的後事已由樂群同誌托人操辦了。

時光已流逝40多年，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革命事業得到了蓬勃發展，文祥生前的理想，正在逐步實現，這是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的。

文祥同誌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88年4月於無錫

（選自《王文祥紀念文集》）

深切懷念王文祥同誌

蔣震虹

王文祥逝世52年了。我曾在他身邊工作過。他的崇高品德、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給我一直銘記在心，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記得1940年的一天，我的哥哥蔣子瑛交代我去接一位“客人”。我與往常一樣，把“客人”帶到我家的小閣樓上。他們開會，我就在外麵“望風”，注意周圍的動靜（這在白區是經常的事）。到了吃飯的時候，再將飯菜送上去。下午，他們開完會，我的任務是送“客人”到半路庵，為“客人”雇好去河頭市的腳劃船，他含笑連連地誇獎我：“你很靈活。”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大哥（即中共寧屬特派員，我們都這樣稱呼他），深感他是個和藹慈祥的長者。那時我隻知道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大小是個領導，並不曉得他就是中共寧屬特委書記。

到了1941年，寧屬特派員在三北（鎮海、慈溪、餘姚三縣之北部）田央黃建立機關，組織決定要我去特派員機關任政治交通，第二天就要去報到，具體工作由王大哥、三姐（王文祥的愛人陳明華）給我講。我接到這個通知後興奮極了，連晚上睡覺都睡不踏實，心裏七上八下，既是高興、又是擔心。高興的是想想自己在黨的關心下，有幸到大哥身邊工作，作為大哥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黨的信任和培養，可以學到不少東西；擔心的是感到自己畢竟年輕、幼稚，缺乏經驗，怕做不好工作。

第二天，一路上我就帶著這種喜憂參半的心情到了田央黃，找到特派員機關。特派員機關就設在緊靠“彙昌”煙紙店的弄堂內一間平房裏，由王大哥、三姐和我三人組成一個家庭，他們叫我五妹。大哥以商人身份為掩護，三姐在當地蓬山小學當“校長”，我負責燒菜燒飯、送信、洗衣服等，有時隨王大哥去外地，掩護他的工作。當三姐有事外出時，我還去蓬山小學當代課教師。為了確保特派員機關的安全，平時很少有人進出，大哥對我態度和藹、平易近人。他叫我注意左鄰右舍的動靜，多作調查研究，做好周圍群眾的工作。我曾參加過家鄉的抗日救亡運動，隻有這點基礎。1942年五、六月間，組織上要調我到鎮北龍山區做黨群工作（開辟新的遊擊根據地），我才依依不舍地和大哥、三姐分別。

我在王大哥身邊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嚴於律己，言傳身教，給我的影響和教育極深。

大哥學識淵博，一身正氣，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像王大哥這樣的革命前輩，深深感到能聆聽他的教誨非常自豪。有一次，三姐上課去了，大哥和我隨便聊聊，他針對我入黨不久的情況，由淺入深地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他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講到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等等。我聽得津津有味，更感到他知識麵很廣，很有才幹。我天真地問：“你大概是大學生吧？”他笑而不答。後來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之江大學的畢業生，在大學時期，就參加革命了。他曾被敵人判為無期徒刑，在浙江陸軍監獄坐了六七年牢，他是背叛了地主家庭而參加革命的。在獄中受過重刑，關過特別禁閉，吃過很多苦。環境把他鍛煉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

有一次，他講到青年應該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對我進行革命氣節教育，他說他看到過許多有識之士、共產黨員，年紀輕輕參加革命，他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坐牢，不怕死。這些為革命犧牲的同誌，從黨成立到現在，他們的頭顱堆起來比這裏的達蓬山還要高！還說不少共產黨員被捕後，被關進監獄裏，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不屈不撓，準備坐穿牢底，英勇犧牲，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他還以慈北沈一飛等同誌被捕後，麵對敵人各種殘忍的手段，受盡折磨，英勇就義的事例對我進行活生生的教育。我雖未見過沈一飛同誌，但對沈一飛的名字是很熟悉的。聽到這裏我熱淚盈眶，難過極了。我暗暗勉勵自己：一定要像革命前輩那樣忠於黨的事業。王大哥教育我在當時嚴重白色恐怖的條件下，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是要在任何情況下，頂天立地，保持革命情操和崇高氣節。他的教誨，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使我終生難忘。每當我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況時，我就會想到王大哥對我的教導，以他為楷模，立誌要像烈士那樣為黨為人民拋頭顱，灑熱血；要像王大哥那樣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行事，努力做一個好黨員。

王大哥平時對人對己都很嚴格，尤其要求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嚴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服從白區工作紀律，不能和其他黨員發生橫的關係。這是他留給我的又一深刻印象。有一天，王大哥要去寧波、慈東一帶，由我跟隨他去，負責掩護。我們從田央黃出發，途徑龍頭場，到了西門外時，迎麵碰到虞天石同誌，因為本來很熟悉，天石同誌跟我們打招呼，我就隨口答應了。事後王大哥就對我指出，說我在路上見到熟人隨便打招呼是不好的，違背了秘密工作原則。他說如果對方萬一出事，就會受到牽連，甚至組織遭到破壞，這種血的教訓是很多的，叫我今後一定要牢記。

寧波淪陷以後，特派員機關開始設在姚江邊靠山的車廄鄉一個庵堂裏。這個時期王大哥對組建“慈東遊擊隊”作了精心的部署，他和蔣子瑛等日夜忙著為組建這支敵後抗日人民武裝操勞奔波。這時，我在負責管生活方麵的事情。一天，杜秀白突然來到我們機關，我知道他原是慈東政工隊裏我黨黨員，因麵目暴露，於1940年10月，組織上確定他和馮鵬等三位同誌去皖南的（馮鵬經東南局教導隊學習後去蘇北，杜秀白到皖南後留在新四軍軍部）。皖南事變發生後，杜秀白突然回來，他一見到我，就向我打招呼，我也就回答了。此事，王大哥知道後很不高興。他說：杜秀白在皖南事變後來到這裏，至今麵目尚未搞清，你不該和他講話。保守黨的秘密，嚴格遵守地下工作紀律，不發生橫的關係，這是大哥長期在白區工作積累起來的重要經驗之一。

我從這兩件事中得到了教訓，受到了教育。

王大哥生活簡樸，態度和藹，平易近人。他的個人生活是很簡樸的，可以說他沒有吃過一頓好飯，沒有穿過一件好衣服。為革命他一直過著清貧、艱苦的生活。平時，出去總是穿著一件藍布長衫，裏麵是一件白土布襯衫——都是打過不少補丁的。有時，我跟隨他出去，早晨從田央黃出發，一跑就是六七十裏路，到下午三四點才能到達目的地。一路上不吃不喝（不買東西吃的）。大哥不在家時，我們連吃飯都要精打細算，常買些便宜的三北地瓜幹和大米摻在一起做飯。吃的菜更是簡單，為了節省柴火，大多是放在飯鍋裏燉著吃的。平時也從沒有零用錢，過著身無分文的清貧生活。有時，我和三姐知道他快要回來了，考慮到他身體不好，長期帶病工作，又肩負重任，看他的臉一天天瘦下去，心裏很焦急，總是千方百計地想給他改善一下夥食。我就去買一斤花生米，買幾角錢的蝦米，花生米蒸蒸，蝦米燉蛋。偶爾我還從日常菜錢中省一點下來，替他買半斤黃酒（知道他是喜歡喝的）。這在當時算是很好的美餐了。有一次，他說：“經費很困難，生活要更艱苦一點。”而這些花生米、蝦米燉蛋，一定要與他同吃。我們不吃，他就不高興，我們隻好順著他。他這種關心同誌、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的作風，一直體現在我們共同的生活中。

王大哥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又是之江大學的高材生。為了革命，他拋棄了一切，過著一般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生活，可他總是那麼樂觀。

王大哥和三姐之間的感情很好，他們在同生共死、共患難中結下了情誼，真是誌同道合、互敬互愛、相敬如賓的一對。我常常見到他倆有說有笑，不是談工作，就是互相交流學習情況，常常談到深夜。從來沒有見到他倆紅過臉，有過不愉快的事情。

在王大哥的直接領導下，我在政治上、工作上、學習上、思想上有了提高，就連我要去蓬山小學代課時，遇到有些不認識的字、不懂的句子都向他請教，他也是像大哥哥一樣教我，耐心地講解，幫助我備好課。所以說，王大哥既是我的政治啟蒙老師，又是幫助我提高文化水平的長者。

王大哥忘我工作，刻苦學習。他自己平時學習很認真，經常學到深夜，有時我睡了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油燈下看書。他總是結合當時的形勢，帶著遇到的問題進行學習，思考的。

繼蔣介石在1941年1月製造駭人聽聞的“皖南事變”後，1942年2月浙江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寧屬地區的鬥爭環境轉入最艱苦的時期。這個時候，黨的活動經費中斷，環境惡化，不少麵目暴露了的同誌，無法在原地繼續工作下去。以慈東為例：早在1940年10月，他就把馮鵬、杜秀白送到皖南新四軍；不久，又將邵立之、餘也萍、李華等調離慈東，蔣子瑛臨時調到南山橫溪鄉當事務員；對當時因環境惡化政治上有動搖的少數黨員，在他的通盤考慮下確定由黨組織分別細致地做工作，找他們一個一個談話，給他們指明方向，經受考驗。並將各級黨組織完全轉入地下，實行單線領導。王大哥像一位高級指揮員一樣，經過他的一番運籌，寧屬整個黨組織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僅保存了下來，站穩了腳跟，還發展了組織，為以後開創敵後抗日根據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王大哥工作踏實，作風細致，每次我跟隨他出發之前，他都要作一番深入細致的交代：他要我如何應付途中可能遇到的敵人的盤查。他說如果遇到敵情躲不過去時，第一要鎮靜；第二要一口咬定去走親戚的；第三要裝作政治上一點不懂，講話切不能帶有政治術語，要像普通老百姓家的姑娘一樣。有時叫我送密件去慈東聯絡站的時候，他都親自檢查，是否符合要求。重要的事情，要我作口頭傳達，叫我把內容記在心裏，當著他的麵背熟，這樣才放心讓我出發。

王大哥從抗戰開始，就來到浙東工作，整整八年抗戰，都是在浙東度過的。他經常奔波於鎮海的江南、江北、山南、三北和三東、四明等地區，他踏遍了浙東廣大地區的山山水水，在起伏的沿山地區，在遼闊的平原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八年抗戰，是時代的大熔爐，在黨的教育下，在王大哥的辛勤操勞下，鍛煉和培養了一代人，他們中間湧現了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和共產主義戰士，像朱洪山、蔣子瑛、杜生甫、沈一飛等同誌，就是這樣一批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們有的在堅持四明山的鬥爭中壯烈犧牲，有的在以後的解放戰爭中光榮獻身。

1946年4月，當我在山東華豐得知王大哥在上海病逝的消息時，感到非常悲痛。王大哥逝世時年僅39歲，黨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我失去了一位指導我成長的導師。時隔半個多世紀，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為黨的事業犧牲的精神，始終起著淨化我靈魂、激勵我前進的作用。

王大哥安息吧！你的五妹懷念你！我們將踏著你的足跡，在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永葆革命晚節！

1997年10月寫於杭州

（選自《王文祥紀念文集》）

在王文祥同誌身邊工作的時候

楊佐耕

我是慈溪縣範市楊家村人，由於父母早亡，家境貧寒，17歲時到範市一家小藥店裏當學徒。這時，三五支隊已在三北一帶活動。他們打鬼子，殲偽軍，作戰勇敢，對貧窮百姓又很好，紀律也十分嚴明，受到廣大窮人的稱讚和擁護。我心裏很想到這個部隊去當兵。範市還有一爿比我們大一點的藥店，其中有個職工叫岑鴻章，同我關係很好。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況和這一思想後，認為我這個人根子正，也較老實、正派，因此，他十分關心我的進步，經常將一些“反對剝削”之類的油印小冊子送給我看。平時閑談中，不斷啟發我的階級覺悟。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對我說：“參軍不必去了，留在地方上幹革命也是一樣的。”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地下黨員。從此，我對他更為信任，有什麼想法都向他談。在他的幫助教育下，我於1943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岑鴻章做了我的入黨介紹人，那年我還隻有18虛歲。

入黨後，接觸到黨內的同誌就多了，最先是邱王的一個老師（黨員）來與我們聯係。後來，趙平、周明、馬平（即馬阿堂、馬近琪）等同誌也經常來聯係和指導工作。馬平通過我，向我們藥店對麵的一個青年鞋匠租了房子，開了一爿雜貨店，實際上是建立了我黨的一個秘密聯絡站。1944年上半年，我也到該店，做馬平的助手，以送貨或沿門去做生意為掩護，幹一些聯絡工作。

8月底的一天，周明來找我，說想把我調到海鶴庵王文祥那裏去負責買菜、燒飯、打掃房子等雜勤工作，問我願不願意去。我說“服從組織分配。”周明聽了很高興，囑咐我以後在領導同誌身邊工作，要做到領導講的、做的不能亂傳，知道多少就多少，不該問的不要問，叫做啥就做啥。9月1日，我高高興興地到達海鶴庵。

王文祥當時是三北城工部負責人（後為浙東區黨委城工委書記），大家都稱呼他為“大哥”。他的秘書（即愛人）陳明華同誌，大家稱她“三姐”，凡是來聯係工作的同誌都這樣叫她，我也就這樣稱呼他倆。

海鶴庵離範市不遠，在範市北邊，坐落在四周河濱交叉的一片廣闊的棉地之中，整個庵內除大哥、三姐和我外，隻有三個小和尚。因此，顯得冷冷清清，寂寞得很。雖然三天兩頭有同誌來彙報工作，然而總是偷偷地來，暗暗地去。記得來的次數比較多的，或者住過一二夜的有王起、周明、趙平、樂群、胡章生、陳剛（老韓）等同誌，其他多數是當天來當天走的，因當時不好問，至今也不知道他們的職務。

我們在海鶴庵住到年底，就搬到南山去了，也就是到“大陸商場”去了。大哥比我們早走幾天，我和三姐從河姆渡過姚江，先到袁馬，在那裏住了幾天後，又搬到梅嶺下。

大哥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愛護信任，在安全上對我也關懷備至。在海鶴庵時，他平時經常教育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保密，凡是看過的書刊，寫過紙張要隨時藏好（放到庵裏掛著的一塊匾的後麵），決不能疏忽大意，以防意外。還對我說：“萬一有情況，你就先跑掉。”一天下午，果然有一支偽軍姚華康的部隊來到施公山，東張西望。傍晚，老和尚奔來報告，說那支部隊的人曾問他：“這裏有共產黨嗎？”他回答說：“沒有，沒有。”老和尚是知道我們底細的，他守口如瓶。為防敵人闖到庵裏來，大哥命令我與剛來聯係工作的老韓（陳剛）趕緊從後門出去到棉花地裏隱藏起來。我們說：“那你們怎麼辦？”他說：“我們不要緊，我可以以身體不好，因病休養作借口掩飾過去的。”在危急關頭，大哥不顧自己安危，把同誌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品質是何等高尚啊！可惜那時候的我，作為警衛員，竟然離開領導，隻管自己躲避起來，那天到半夜裏，聽聽沒什麼動靜，我倆才又回到了庵裏。

1982年11月6日

（選自《王文祥紀念文集》）

緬懷“大哥”王文祥

賀思真

1944年春，三東特派員機關撤到三北，並入海委——設在遊擊區田央黃。一天下午，“二哥”（即王起）要我一起去海鶴庵看“大哥”（王文祥）。我很高興！因為“大哥”在我心中有許多想象，但未見過一麵。我們走了不多時，遠遠就見到了海鶴庵。這是一座在曠野中獨立的幾排平屋，四周都是棉花田。來到庵前，“三姐”（陳明華）已迎上來了，她領我們到“大哥”房間，這是庵的一間邊房。在那裏，我見到了“大哥”，白白的臉，形容消瘦，但很慈祥。由“二哥”介紹說：“這是小妹”。他好像很熟悉的樣子說：“你就是小妹呀！”接著“大哥”他們談著三東地區和寧波敵占區的情況等黨的工作。我在一旁感到不方便（他們談工作），就到“三姐”處去問“大哥”病的情況。“三姐”說：“大哥”到這裏來休養後病情有些好轉，但每天下午還是有低熱。他這個人很要強，一點點發燒，精神仍很好，談起工作來總是一個下午，到了夜裏就整夜失眠。我聽後，很為“大哥”的身體擔憂。天晚下來了，我和“二哥”就說要回機關。可是“大哥”卻不放我們，一定要留我們吃晚飯。“三姐”也非常客氣，不讓我們走。我們隻得在“大哥家”吃了飯。回來的路上，“二哥”問我：“今天晚上吃的肉味道好嗎？”我說：“這肉很嫩！”“二哥”說：“這是剛生下來的小狗肉，還未吃過奶，是給大哥補身體的，大哥這人我知道，有好吃的東西，一定要給大家吃，你不吃他會不高興的。”

（選自《紀念王文祥紀念文集》）

王文祥在龍山的那段時間裏

戚銘渠

1941年浙東淪陷，6月間我與天石同誌隱蔽在國民黨鎮海縣政府江北辦事處龍山區署當指導員。8月，中共寧屬特派員秘書陳明華來找我，要我安排王文祥同誌的長期住處及職業掩護。當時就由虞天石利用我們公開的身份與社會關係把陳明華安排在田央黃蓬山小學當校長，在離小學不遠的弄堂中租了一間房子作為特派員工作機關。9月，王文祥同誌帶了交通員岑永福前來。當時，文祥同誌時時咳嗽，麵龐清瘦，我就覺察他有肺病。為了便於聯係活動，陳明華當作我的表妹，文祥同誌是表妹夫，跑單幫的。

文祥同誌到後首先抓的大事，正要我們彙報淞滬遊擊隊五支四大到達姚北、慈北、鎮北後的情況。我就把過去所調查觀察到的情況作了詳細彙報，認為這是一支進步的抗日部隊。但他們立場到底如何，還沒有確實證據。文祥同誌要我們趕快查清。恰遇五支四大到龍頭場宿營，虞天石是當地人，乘四大去野外演習時，利用社會關係，潛入宿營的民房中冒險去摸戰士的背包，弄到了他們的政治課本、文化課本、唱歌教材。文祥同誌看過後，斷定這是一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就直接去找四大領導人蔡群帆、林有璋同誌。他們到浙東後也正在找地方黨，由此建立了橫的聯係，並報告各自的上級領導。這對部隊、對地方黨都有重大意義。

文祥同誌來後龍山區的黨組織就歸他直接領導。當時龍山區由國民黨縣政府江北辦事處統治著，主任汪立本，有一個大隊，另外又收編原一九四師退伍連長姚華康招集的遊勇散兵一個大隊。汪、姚有矛盾，曾兩次交戰。汪決心要消滅姚，調我去做情報組長，專門偵察姚部的動向。這時我想，國民黨自相殘殺，我們采取什麼態度？汪、姚都非好人，但當時汪更反動。我向文祥同誌請示，他說我們既無法製止，就隻有采取中立態度，看事態發展吧。這樣，我提供給汪立本有關姚部的情報，就不積極，有準確，有含糊。同時恰把了解到的汪立本要打五支四大的陰謀告訴了四大。後來汪立本花錢去雇傭國民黨軍挺進團去打姚部時，隻打了個擊潰戰，沒有殲滅姚部的實力，姚也借兵反撲過來，汪就刮了一批錢逃到上海去了，部隊全部垮掉。在鎮北拔掉了一隻反共的釘子，這對五支四大活動有利。後來姚華康投敵當了偽軍，就公開反共，但他是偽軍，人們的看法就兩樣了。文祥同誌正確掌握方針政策，由此可見。

1942年4月間，日寇突然從姚北、慈北的鄉鎮據點撤退，餘姚、慈溪等地縣城也減少兵力，揚言“要撤出浙東”，當時因不了解日寇的真實意圖，估計日寇有可能因兵力不足而放棄浙東。五支四大及各地辦事處在古窯浦及洞橋虞家集結待命，以作萬一要回浦東去的準備。文祥同誌得知消息，要我陪他到伏龍山頂伏龍寺去找蔡群帆同誌（蔡帶少數部隊及電台在伏龍寺），問他對形勢的看法如何。蔡說敵軍的真實意圖還不清楚，現在作渡海準備，看局勢發展；同時發電報向新四軍第六師師長譚震林報告請示。我們看到山下海邊已泊著20多條海船。回來後，文祥同誌找我去，要我到寧海縣城去找鎮海縣長黃大梁，爭取當龍山區區長。他說汪立本逃跑後，黃大梁沒有幹部派到鎮北來，你如果當了龍山區區長，日寇不撤退，你可以用國民黨的招牌做抗日革命工作，敵人如果真的撤退了，你是收複失地的區長，今後可以掩護我們黨的工作，這是作兩手打算。我當時對到國民黨政府中去活動當區長，能否成功沒有把握，同時對當國民黨的區長也沒興趣。文祥同誌鼓勵我，說成功的可能性大。並說浙東敵後對國民黨政府還有一定的合法觀念，以灰色麵目出現比較方便，需要隱蔽到最後一天，五支四大就是以第三戰區淞滬遊擊司令部部隊的麵目出現在浙東的。幹革命要按工作需要，不能講個人興趣。這樣我請龍山區著名士紳朱祖燮寫了介紹信到寧海去見了黃大梁。黃大梁正好委派張誌飛出任江北辦事處主任，也就任命我為龍山區區長、李長來（俠民，共產黨員）為副主任，後又兼莊市區區長，虞天石為“北辦”指導員。文祥同誌還向我介紹了張誌飛是抗日愛國人士，可以團結合作。李長來參加“北辦”，也是文祥同誌的主意。這樣由張誌飛任主任的“北辦”就在1942年5月下旬成立。張誌飛與我們合作得很好，工作也很順利。我們成立了龍山自衛隊，辦了小學教師訓練班（帶有幹部訓練班性質），成立鳳湖中學，推行“二五減租”，建立農會，恢複與調整了鄉鎮機構人員等。與五支四大（這時已改稱三北遊擊司令部第三支隊）的關係也很密切，龍山自衛隊的槍支、幹部是他們給的，連“北辦”的開辦經費5000元（老法幣）也是他們提供的。秋季，“北辦”還與三北遊擊司令部總辦事處共同征收軍糧、公款。“北辦”到1943年2月下旬，由於進軍鎮海江南，暴露了我們的政治麵目而被撤銷，但存在的八九個月中工作是有成績的。當時三北地區的國民黨縣、區政權機構都還存在，並公開活動，擾民以外，對我軍起監視、阻撓、破壞作用，隻有鎮海江北不同，“北辦”無阻力而有助力。這是文祥同誌設計出來的模式。

1942年7月，文祥同誌調任四明地委書記，鎮海江北黨的組織，在浙東區黨委成立後，歸中共三北工委（不久改為三北地委）領導。

1944年2月初，三北地委書記王仲良同誌來通知我，說文祥同誌在慈北養病，被觀海衛偽中警團逮捕，同時被捕的有陳明華、吳文韻兩同誌，要我全力以赴設法營救。我大吃一驚，馬上托當地士紳去想辦法。過了幾天，經過各方麵的營救，文祥同誌被釋放出來，他坐了腳劃船來到龍山區莊黃，我扶他上岸，到了住處，我問他受傷情況，他撩開上衣給我看，胸前、背上，棍傷條條，血痕斑斑，尚未敷藥包紮。像他這樣肺病嚴重的身體，經這樣的摧殘後大傷元氣，我不禁心酸，馬上與當地醫院聯係治療。他與我談被捕受刑經過，雖然很吃力，但滿腔怒火，堅強剛毅的精神可見。後來又轉移到海甸戎家海鶴庵去休養。前兩年初夏他曾在這庵裏住過，與該庵和尚關係很好。不久陳明華同誌來信，說她與吳文韻被餘姚偽縣府“驅逐出境”，到了上海，後來她們就回到浙東。文祥同誌在海鶴庵休養期間，浙東區黨委、浙東縱隊、三北地委的領導同誌都來看望過他。冬天，他調浙東任區黨委城工委書記。

1945年1月下旬，我到梁弄參加浙東敵後各界人民臨時代表會議，月底返回到鎮北時，在陸家埠南麵的梅嶺過夜，知道城工委機關就在這裏，我馬上去看望文祥同誌，他臥床不能起來，由於久咳，喉音已經沙啞，我知道他疾病嚴重，已有不祥的預感，心裏很難過。但他還是問起三北的形勢和我的工作情況。那天，他堅留我吃晚飯。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

文祥同誌對形勢常有正確的估計。在寧屬特委時，1940年7月，日寇一度在鎮海登陸，占領縣城五六天。下半年，特委指示說敵軍可能再次登陸，並長期占領，各級黨組織要作敵後武裝鬥爭的準備。當時我在龍山思敬小學任支委，根據這一指示，支部決定在大資本家虞洽卿家裏的保衛團中發展班長邱煥高為共產黨員，同時思敬支部積極收集長短槍支、彈藥（後來供給鎮海江南獨立中隊）。次年4月浙東淪陷後，在邱煥高同誌的內應下，我們順利地收繳了保衛團的槍到慈北去組織遊擊隊。盡管由於鬥爭經驗不足而遭到嚴重挫折，但方向是正確的。

文祥同誌對幹部既嚴格要求，又關心愛護。我曾知道他批評一位同誌很嚴格，但以理服人，使同誌口服心服。他對黨的幹部很愛護，1941年7月間，我慈東黨組織負責人梁濤與我慈東中隊負責人呂名鏘、周瑞清等同誌為慈溪縣國民兵團十三中隊捕去，通過地方人士保釋，對方堅持要慈東中隊的一挺輕機槍去交換，否則殺害。數次往返交涉無效，文祥同誌決定舍槍保人，同誌們都很感動。

文祥同誌找我去談工作，總叫我先彙報，提出見解，然後他提問題，作指示，理論聯係實際。布置工作，從實際出發，又提高一步，使被領導同誌對工作感到有信心。

文祥同誌肺病嚴重，經常咳嗽，咯血、發燒，但始終堅持工作，直到浙東部隊北撤，真是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生活上一直很刻苦，衣服破舊不計，菜肴淡薄。這是他的優良作風，但他若能適當注意自己的健康，可能延長壽命，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文祥同誌不幸於1945年12月22日病逝於上海，年僅39歲。他為黨的革命事業帶病奮鬥到死的堅強意誌和革命精神，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這位忠於黨忠於共產主義的老同誌值得我們永遠懷念與敬崇！

文祥同誌永垂不朽！

寫於文祥同誌逝世41周年紀念日

1986年12月

慈鎮（鎮海）縣敵頑我鬥爭形勢和政權體製變化

戚銘渠

敵頑我鬥爭形勢

1941年4月，浙東淪陷後，日軍在寧波市、鎮海縣城、慈溪縣城（今慈城鎮）駐有重兵，在莊橋、澥浦、東埠頭等地曾設立據點（後撤走）。敵人不斷出來“掃蕩”，偽鄉鎮公所普遍出現，流氓匪盜橫行。偽軍第十師師部駐寧波，其三十九團駐舊慈溪縣城，汶溪駐一個連。1942年3月，姚華康投敵，編為偽鎮北保安團，在澥浦、河頭市建立據點。10月，又在邱王增設據點。1943年11月，國民黨慈溪縣自衛隊總隊長宋清雲投敵，編為偽浙江保安處浙東分處教導第二大隊（後又改稱慈溪縣保安大隊），在莊橋、長石橋建立據點。偽政府，除寧波市、鎮海縣城、慈溪縣城有偽縣政府外，澥浦有偽龍山區區公所。這些偽政府，在我們軍政力量的威懾下，不敢出據點活動。各鄉鎮一度普遍建立的偽政權，也就收攤。

在淪陷前，國民黨黨政機構對這個地區的統治較強，人們對國民黨的正統合法觀念也較重。但在1941年4月日寇進犯時，國民黨軍隊政府普遍逃跑，後來他們看到敵軍對廣大鄉鎮一時無力控製，敵後地區尚可活動，就來發國難財，搜羅土匪遊雜部隊，建立國民黨係統的政權與部隊，利用正統合法招牌，搜刮民財，反共反人民，甚至指使姚華康、宋清雲先後投敵當偽軍，繼續反共。所以慈鎮縣（後來鎮海縣）地區成為敵、偽、頑、我必爭之地，鬥爭長期尖銳複雜。特別在1944年10月以後，日寇因為在太平洋上與盟軍作戰失利，想在中國沿海固守，做垂死掙紮，在莊橋鎮東北建造軍用飛機場，沿山多處挖掘坑道，要姚華康、宋清雲等偽軍增築費家市、駱駝橋、借邑港、貴泗橋、灣塘等據點，將慈鎮地區一橫一直加以分割。這樣，我與敵偽頑的鬥爭達到短兵相接的程度，成為鬥爭最艱苦的時期。慈鎮是三北地區東麵的門戶，如果這一帶被吞食掉了，就影響到整個三北地區的局勢，我們必須頂住，硬是在敵偽據點的梅花點線中，堅持到抗戰勝利。

政權體製變化

1941年6月，淞滬遊擊第五支隊第四大隊由浦東渡過杭州灣在姚北登陸，9月，又有暫編第三縱隊自浦東來浙東。早在7月間，五支四大隊在慈北古窯浦建立了辦事處；8月後，又在海甸戎家、龍頭場建立辦事處；11月，建立邱王辦事處和澥浦辦事處，任務是：一、征收進出口貨物稅；二、交通聯絡；三、做民運和統戰工作；四、收集情報。1942年7月，中共浙東區黨委三北地委以及慈鎮縣工委成立，由三北地委書記王仲良（化名王耀中）兼總辦事處主任，金如山為副主任。“總辦”名義上是軍隊辦事處，實際上是早期政權性質的機構。慈鎮縣（包括莊橋、莊市、龍山三個區）設有慈鎮縣辦事處，金如山兼主任。

這中間還有個鎮海縣江北辦事處的問題。1942年4月上旬，日寇撤掉周巷、庵東、觀海衛等地的據點，並減少了餘姚、慈溪的兵力。當時我們以為日寇可能因為兵力不足而將撤出浙東（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在為發動浙贛路戰役做準備），因此“暫三縱”和“五支四大”集結在古窯浦一帶待命，準備必要時撤回浦東。寧屬特派員王文祥得知情況後，為了應變，做兩手準備，要我趕快到寧海縣城去找國民黨的鎮海縣長黃大梁，爭取當龍山區區長。他說，如果日寇不撤退，我們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做我們要做的事，萬一日軍撤出浙東，你就是收複失地的區長，今後可以掩護我們黨的工作。這樣，我就請當地著名士紳朱祖燮寫介紹信，到寧海找到了黃大梁，我對他講了江北的情況與施政意見。5月下旬，張誌飛來龍山，宣布他是江北辦事處（簡稱“北辦”）主任，我是龍山區長，虞天石是“北辦”指導員。這是國民黨在鎮海縣第二次成立的江北辦事處（第一次在1941年12月垮台）。6月上旬，李長來（李俠民）來到“北辦”任副主任。這樣李、我、虞三名共產黨員在“北辦”內部建立黨組織，由李長來任書記，內部統一領導莊市、龍山兩區的黨政軍工作。慈東的莊橋區的工作，仍由軍隊的慈東區辦出麵領導，因為國民黨的莊橋區署還在活動，“北辦”不便出麵去管慈溪縣的事。“北辦”主任張誌飛原是外國輪船上的駕駛員，富有愛國心，棄職回國參加抗戰。他生活作風艱苦樸素，廉潔公正，對國民黨的統治腐敗不滿，要求進步。他曾到龍山，與“五支四大”的蔡群帆、林有璋有過接觸，與我、虞天石也麵談過。為了成立“北辦”，他還向林有璋借了5000元的開辦費。後來在工作上，如成立龍山區自衛隊，讓李長來兼任莊市區區長，辦小學教師訓練班（實際上是我黨的幹部訓練班），成立鳳湖中學（實際上是為我黨培養青年幹部），成立農會輔導隊，在範市鎮太平閘發動減租減息，為建立農會作試點，建立文印組（後來秘密翻印我們黨的學習宣傳材料），張都同意。這些行動引起國民黨浙江省六區專署派來的四名特務的注意，認為我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張與五支四大關係密切，通“匪”有據，要暗殺張未成而逃走。張也沒有怕，反而與三北總辦事處聯合出布告征收公糧等。何克希、連柏生、王仲良等領導同誌有機會就與張誌飛交談，進行幫助教育。在對形勢的看法，國共兩黨的關係以及工作的方針政策上，我們與張進行討論，並在實際工作中使張看到成績，張的思想很快發生了新的轉變。10月，張應黃大梁之召赴寧海，臨行前，他向連柏生（三北司令部副司令員）征詢到內地如何反映三、四、五支隊的情況，還把電台與密碼本全交給了李長來。1943年2月上旬，張從寧海回到龍山，他先向連柏生彙報了宣鐵吾（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員）要消滅三、四、五支隊的陰謀。然後他又告訴我們，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發文，要定海縣長蘇本善在2月10日前撤出鎮海江南，否則由鎮海縣政府剿辦。當時中共慈鎮縣工委在莊橋區費家市開會，認為江北局麵已相當穩定，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向江南進軍，開辟新地區。但是由於我們隻去了四個排，到柴橋鎮上為蘇本善的大部隊包圍，最後我們雖然突圍而出，但李長來卻不幸犧牲。這樣一來，我們的政治麵目暴露了。3月份，“北辦”被國民黨撤銷，張誌飛也遭到通緝。上麵就是“北辦”存在九個月的全過程。“北辦”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但由於張誌飛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北辦”完全為我黨所控製，在我們開辟鎮北地區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張誌飛於7月調“慈、鎮、姚抗建工作推進會”任秘書長，之後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北辦”停止活動以後，慈鎮縣全縣性的工作，黨內由慈鎮縣委領導，對外由軍隊的慈鎮縣辦事處出麵來抓，如1943年8月在龍山小學內召開的反內戰動員大會，10月在範市鎮王家路召開的慈鎮縣各界代表會議等。這個時候，龍山、莊市兩個區署已經與國民黨政府沒有關係了，但仍在活動，由我兼管莊市區。在張誌飛被通緝後，國民黨鎮海縣政府暗中又派了“北辦”的主任副主任及兩個區的區長，但群眾不理睬他們。同年11月，國民黨在浙東發動第二次反共內戰，進攻四明山根據地，我們就再也不許這些“主任”、“副主任”、“區長”們在鎮北逗留，防止他們進行破壞活動。

三北遊擊司令部奉新四軍軍部1943年12月22日命令公開打出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的旗幟。1944年1月15日，作為浙東敵後政權機構的浙東敵後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27日，在三北成立以王耀中為主任的專署級行政機構“慈鎮姚虞辦事處”，任命我為龍山區區長。3月下旬，三支隊掃除莊橋鎮偽宋清雲據點後，建立區署，任命黃玉平為區長；同時建立了莊市區署，任命王劍君為區長。此時，軍隊係統的慈鎮縣辦事處撤銷，金如山調往新四軍浙東縱隊供給部工作，浙東敵後臨時行政委員會任命我為慈鎮縣辦事處主任，這是正式的縣級政權的開始。我調任後，龍山區區長由趙震明接任。5月份，慈鎮縣辦事處任命毛元仁為秘書，民政科長由我兼任，葉貽中（陳昌吉）為財政科長，李健民為文教科長。11月，由於鬥爭的需要，劃莊橋區四鄉鎮與龍山區山南八鄉鎮成立沿山區，區長毛元仁。這時候慈鎮縣共有四個區。本月，葉貽中、李健民、趙震明都被調往浙東臨時行政委員會工作，由黃雲接替葉貽中（黃之後為周淼），華一鳴接替趙震明。12月，華一鳴在日寇“掃蕩”時被捕犧牲，王大政（夢之）代理兩個月後，由毛元仁接仁。

1945年1月，浙東行政公署成立。2月，行署任命王耀中為三北分區特派員，設辦事處，轄鎮海、慈溪、餘姚三縣。慈鎮縣辦事處改為鎮海縣政府，由我任縣長。鎮海縣轄莊市、沿山、龍山三個區，直到10月初北撤。沿山區區長由龍山區區長毛元仁兼任。

（選自《浹江風雲》第五集）

中共思敬小學支部的活動

戚銘渠

思敬小學設在鎮北龍山所東門外王家宗祠思敬堂中。我與王鍾麟於1939年2月初到校，我任校長。我倆都是共產黨員。校內有原留下來的教師一人（國民黨員），另外還有由校董剛安插的失業店員一人，他們都住在校外。學生約120人，分6個年級，3個課堂。我兼高年級主任，高年級主要課程由我包下來。王鍾麟肺病嚴重，勉強教了3個月書，就去養病。校董又介紹一位王姓的中年婦女來代課。這樣一個教師隊伍，加重了我的工作負擔。

1939年上半年在思敬小學的黨組織是一個小組，成員是：賈德裕（中共鎮海縣工委委員、龍山區沙河鎮樂群小學教師）、我、王鍾麟。賈是小組長，我們經常在思敬堂開會。下半年，王在外養病，改為單線聯係，由賈德裕、我、劉承延（山南覺渡小學教師）3人成立小組，黨小組的活動，仍在思敬堂。

黨交給我的任務是：以校長身份多做統一戰線工作，多與中上層人士交朋友，多參加群眾性公開活動，了解各方麵的情況，以求站住腳跟，掩護與發展黨的活動。這樣，我首先與龍山所青年士紳朱祖燮交朋友。朱是龍山鎮戰時服務團團長。1938年秋天，他帶領服務團到澥浦鎮來演出，當時我是鎮海青年救亡宣傳團負責人之一、澥浦進德小學校長，籌款接待了他們，與朱已經認識。1939年2月，朱被推選為龍山鎮（從金夾嶴到龍頭場）鎮長，我就前去祝賀。接著我也加入了龍山戰時服務團，並積極參加團裏的活動，作為黨聯係青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朱任鎮長數月，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龍山，造成生命與房屋損失。朱怕以後再來轟炸，要我成立一個救護隊並擔任隊長。我慨然答允，在思敬小學內成立隊本部，置備器材、藥物，隊員主要由戰時服務團團員自願報名，或動員附近青年參加，進行訓練，也作為黨聯係群眾的工作之一。

1939年，日寇正利用汪精衛向蔣介石誘降。國民黨中主和派抬頭，主和派首先要反共，以達其投敵之目的。黨內布置下來，要發動一次反汪反投降的群眾宣傳活動。我們就通過朱祖燮在雙十節舉行全鎮提燈遊行大會，內容就是反汪與反投降。這個主題在當時是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先開籌備會，20個保都要有遊行節目參加。這天晚上，遊行隊伍有3裏路長，燈火通明，鑼鼓口號震天，頗為壯觀。東門外原有一個迎神賽會的镋叉會，我召集會眾，進行排練，推一個人扮汪精衛，叫他口講投敵的胡言亂語，後麵有群眾大聲斥責，把他打倒，“汪精衛”爬起來就逃，镋叉隊響起朗朗的鐵板镋叉追上去戳死他，叫他死有餘辜。這個活報表演，一路演去，觀眾看了感覺很新鮮。為了配合大遊行，思敬小學還在東門外街上出了一期彩畫大壁報。

1939年12月，國民黨鎮海縣黨部派來一個婦女工作隊，朱祖燮招待了她們。隊裏派樂溪影辦一個婦女識字班，要借用小學課堂，並協助招生。黨小組事先得到鎮海縣工委通知，樂溪影要求進步，要思敬黨組織注意並協助她工作。樂溪影也由縣工委卓子英同誌關照過，到龍山後會有人找她。我就把婦女識字班接到思敬來辦。識字班教識字，唱救亡歌曲，講抗日道理，搞得熱氣騰騰。這樣就在思敬周圍團結了一群婦女群眾，有的後來還發展為共產黨員。一個月後，婦工隊回縣後解散，樂溪影通過虞天石（鎮公所事務員，已在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向朱祖燮介紹，留在鎮公所當辦事員。她在鎮公所又辦了一期識字班。

1939年，米價已逐步上漲，窮人生活困難，而且買不到米。秋收後，朱祖燮主張把地主、富農的一部分餘穀用平價買下來辦平糶，我認為這是善政，積極擁護。他與我在東門外兩保中召集保長、地主、富農開會，我們還親自去查倉，登記能賣平價穀數量，在思敬堂中礱穀賣平價米，直到第二年麥收時才止。東門外享受平價米的戶口則是由思敬小學按議定條件協助鎮裏填發，公平合理，不徇私情，大家滿意。這時的思敬小學與鎮公所的關係很密切，學校成為兩個保社會活動的中心。兩個保長有什麼事都要同我商量一下，其中一個保長常外出經商，幾乎由我代理。我似乎已不是一個外地人，而在本地生根了。

1940年上半年開學，姓王的代課女教師不來了，我就找了青年教師方宗嶽補充。方宗嶽能與學生打成一片，使學校有了生氣。夏天，王鍾麟逝世。這樣一位年輕有為的共產黨員，過早逝世，未能充分發揮他的作用，我們對此感到很痛惜。上半年，劉承延決定到富陽去，我們勸阻不住，但他到富陽後就脫黨。

1940年下半年，縣工委要思敬黨組織安排張謙德（黨員）的職業，通過虞天石介紹他到虞洽卿辦的龍山小學教書。思敬原有的兩位教師這時都已離校，就調賈德裕、樂溪影來接任。當時，我、賈德裕、樂溪影、方宗嶽都是共產黨員，隊伍就很整齊。在思敬成立了黨支部，賈德裕任書記，張謙德與我是委員。

秋天，龍山戰時服務團演出多幕抗戰話劇《鳳凰城》，黨內外的團員都積極參加演出或做後勤工作，連國民黨龍山區分部書記、縣立演進中心小學校長魏約平也被邀請上台演出，團結氣氛很好。演出也相當精彩，在群眾中獲得好評。

初冬，鎮海縣政府要龍山鎮公所辦一所民眾夜校，沒有一所小學願意接辦。因為這要增加教師勞動而毫無報酬。最後我接受下來，思敬開3個課堂，連我在內隻有4個教師，已夠辛苦了。但這是一個宣傳、組織群眾的機會，不能放棄。回來經黨支部研究，大家一致讚成舉辦夜校。招生對象為不識字的雇貧農。次日，馬上進行家庭訪問。有的地主、富農不願意雇農進夜校，怕雇農以後不聽話以及影響第二天勞動。我們一麵講道理，一麵也用鎮公所的名義稍稍施加壓力，結果招了30多名學員。開學之日，我們特地請朱祖燮來吃晚飯，參加開學典禮講話，為夜校壯聲勢，使地主、富農不能在背後阻撓。

夜校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們大家分擔一些課程，通過識字、唱抗戰歌曲、講抗日革命道理、講形勢，把貧雇農們帶到一個新的天地中。但這樣做必然觸及一個階級關係問題。貧農訴說交不起租，借不起錢，有病不能醫，屋破無錢修，年齡大了無法結婚，等等，感到生活沒有出路。雇農差不多都是外地（溫州、台州、餘姚）人，單身到這裏來出賣勞動力，一天工作10多小時，回來與牛、豬、羊同睡，平時常受東家辱罵，個別雇農甚至還會挨打，與東家同桌吃飯時，連吃菜都要看東家麵色，最使他們傷心的是生了病，稍重了些，東家怕死在自己家裏，就把病人抬到涼亭或破廟中去，無人照顧，造成死亡。他們舉了一些實例，講到這裏，聲淚俱下。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訴苦”這種教育方法，但這種自發的訴苦，教育了雇貧農自己，也使我們受到一次實際生動的階級教育。出路在哪裏？說到底，要跟共產黨抗日革命。雇農貧農與我們的關係，已不僅僅是師生關係，開始進入了階級兄弟式的關係了。夜校大約辦了兩個半月，到小學放寒假時暫告一段落。

這年發展的共產黨員有樂溪影、方宗嶽、鄭仁秀、虞和英、洪品高、邱煥高，還有農民夜校中發展了袁慶高等3人。邱煥高是大資本家虞洽卿老家保衛團的班長。當時根據上級的指示，估計浙東可能會淪陷，各級黨組織要做敵後打遊擊的準備。思敬黨支部要張謙德就近對邱煥高進行觀察教育，經過支部多次研究，才發展邱煥高為黨員。後來邱由虞天石直接聯係。

1941年2月開學，張謙德就調走，支部又發展鳳浦嶴方顯域為黨員。

這時朱祖燮與國民黨龍山區區長董國瑞鬧翻了。朱堅決辭去鎮長職務。我們認為朱任鎮長對我黨工作有利，虞天石和我曾去勸說朱打消辭意，但無效。鎮海縣工委要我去爭取當鎮長。於是賈德裕把虞天石從灣塘找來（虞原負責龍山戰服團日常工作，由於國民黨縣黨部的種種限製，工作陷於停頓，虞才由黨組織安排到灣塘小學教書），要他把我向朱祖燮推薦，由朱通過保長與士紳公舉我繼任鎮長。但上報到縣政府後，還沒有批複下來，鎮海就淪陷了。

思敬的農民夜校，雖已告一段落，但好多雇貧農夜裏還經常到校裏來。因此在雇農中秘密成立了一個雇農會。這時物價不斷上漲，而雇農工資照舊，引起生活困難。大家準備在春耕開始後向地主、富農提出加工資，如果不答應要求，就以罷工的形式迫使他們屈服。黨支部對此予以支持，並且在貧農中進行教育，要支持雇農，秋後爭取減租減息時，雇農支持貧農。但又感到龍山鎮20個保，隻有兩個保的雇農罷工，力量不足，要去別的保秘密聯係發動。加工資的談判代表也沒推定，工資要增多少，還有什麼條件要提出，如果談判不成，就罷工，萬一罷工後地主富農不屈服，怎麼辦？夜裏，雇農在一個墳地的樹林中秘密開會，賈德裕化裝了去參加，傳達了黨支部的意見；但他們不耐煩，急於進行鬥爭，認為有的保也曾個別去聯絡過，沒有成功，東門外先行動起來，別的保自然會跟上（後來事實並非如此）。後來代表是推定了，談判內容大致是：一、增加工資若幹成（我已記不清，主要照米價加）；二、改善夥食、睡覺等生活待遇；三、對雇農不得打罵，侮辱人格；四、雇農有病應給予休息機會，不得隨便向涼亭破廟一拋，加速死亡；五、雇農有成立雇農會與進夜校讀書的權利；六、解雇要經雙方事先協商，不得到農閑時單方解雇。但當時主要的是第一條要加工資。其他決定如：貼出通告：規定談判日期以及組織糾察隊等。黨支部根據不能給群眾潑冷水的精神，當夜為他們寫了要求加工資的通告貼出去，要地主、富農派代表進行談判，如果不來談判，後果（即罷工）由他們自己負責。地主、富農開頭有些驚慌，但後來看到隻有東門外兩個保在行動，觀望態度，不來談判。第三天，兩保雇農就罷工，並組織糾察隊，不許少數落後的雇農去上工。貧農這時候到處散布同情雇農言論，認為地主、富農應派代表談判，以此支援雇農。

地主、富農開始對罷工以為是威脅之詞，到了真的罷工，在農忙季節，猶如晴天霹靂，急得雙腳直跳。但他們還是不願談判，而是以武力鎮壓，如富農王文舟，就動手打自己家裏的雇農。雇農集合起來，扭住王文舟不放，逼他當場在街上點紅燭放爆竹賠禮才息事。富農加流氓的王誌康，先去扭打一位本地社會青年黃宗華，因為他曾在農民夜校中幫過忙，他家不種田，以為是他發動罷工的。結果雇農們出來幹涉，王誌康隻得罷手。接著，當天傍晚王誌康陪了國民黨龍山區署的文書唐笠僧（王的妻舅）、區署密探鄭品法（西門外人，小名阿狗），帶了手槍突然闖進思敬小學來找我。這時房間中有我、賈德裕和方宗嶽在。他們把手槍向桌上一甩，氣勢洶洶問我為什麼要叫雇農罷工。雇農是你們在夜校裏教出來的。我把麵孔一板說，我們雖然在夜校教過雇農的書，但與他們罷工無關。現在米價物價高，工資低，要求加工資，是很自然的事；但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我們不知道，你們與他們去談判就是，何必來問我們。他們見我這樣一副腔調，倒有些猶豫起來。這時房間外已來了好多雇農，手持鋤頭鐵鈀，怒氣滿麵，並大叫：“與戚先生有什麼關係？罷工是我們的事，你們來找我們談判。誰動戚先生一根毫毛叫他走不回去！”這3個家夥像癟了氣的皮球，口頭說：“蠻好，蠻好，以後再說。”夾著尾巴，穿過雇農的人群後溜掉了。我們3人哈哈大笑。但鬥爭還僵持著，我們需要促使地主、富農與雇農談判。不料第4天（即4月19日），日寇在鎮海登陸，占領寧波等地，人心惶惶，形勢大變。那個區長董國瑞當天就逃走了。我們認為在當前民族矛盾突出的情況下，再罷工下去會不得人心，勸說雇農照顧大局，采取分小組與地主、富農分散談判方式，適當增加工資與改善生活待遇，以暫時結束鬥爭。地主、富農看見國民黨區長已逃跑，再也沒有後台可依靠，對淪陷後的局勢又未可預知，也願意做些讓步了事。思敬小學支部，由於敵人登陸，也避免了國民黨政府來找我們的麻煩。這次加工資鬥爭雖然存在著一些缺點，如事先沒有發動其他的保，光兩個保容易陷於孤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方式上也還可以有所講究，如可以先寫個公文給鎮公所與區署，先禮後兵，爭取合法地位，不必一出通告，不來談判就罷工，做法較簡單生硬。當然寫個公文不一定能生效，但從鬥爭策略上來講是需要的。雇農在這次鬥爭中表現了他們的階級覺悟、鬥爭精神、組織紀律性和團結友愛精神。這次鬥爭長了雇農誌氣，滅了地富威風，使我們深受教育，也使雇農們更看清了地富們的猙獰麵目，更痛恨他們，增強了可以與他們鬥爭的信心。

淪陷後，虞天石從灣塘學校回到龍山鎮老家，就到思敬小學來報到，談到灣塘鄉公所把兩支步槍以及子彈藏到他們辦學校的祠堂裏，我一聽，連夜請他帶方宗嶽到灣塘去取來。他們去時翻低嶺經覺渡寺，回來時取捷徑過澥浦鎮，來回五六十裏，過澥浦鎮時，碰到保衛團巡夜隊，兩人把機柄一扳，大喝一聲：“你哪一個？”立即把對方嚇退了。一出澥浦，拔腳就跑，跑出邱王後，已到後半夜，眼睛發花，把小河當路，雙雙連人帶槍掉進河裏，爬上岸來，又下河撈槍。回到思敬已渾身是水。我還沒有睡，煮了一鍋粥，等著他們。

淪陷後，鎮海縣工委把賈德裕調到江南去，思敬支部由我負責。但過了一二天他又來了，說江南王賀鄉要成立部隊，縣工委要從東門外調人去，這樣把方宗嶽、黃宗華（社會青年）以及袁慶高等5名雇農調到江南去了。思敬小學也就停了課。接著縣工委介紹鎮海民眾教育館的流動施教團的支部書記李平、施教團團長沈邦祺、團員林勃、沈一飛（女）、餘也萍（女）等共產黨員來思敬小學找我。李平告訴我，縣工委要他來商量組織遊擊隊的。我臨時招待他們吃午飯。飯後，李平要沈邦祺先回老家沈師橋去看看情況，其餘4人由我安排在東門外群眾家裏住下。夜裏，我和李平、林勃3人就在思敬小學裏商量建立遊擊隊的問題。

第二天，虞天石來報告說有消息：澥浦警察派出所的一批槍已被一些地方人士用錢收買下來，今天下午將經過雁門嶺邱王一帶運到西邊去。這時槍就像寶貝，我們幾個人就化裝到邱王西邊的一個涼亭去等候，準備攔路奪取。但一直到天黑，未見有動靜。

過了一天，沈邦祺回到思敬，談了他老家沈師橋的群眾條件與地理條件如何有利於成立遊擊隊。李平親自到沈師橋去看了一次，回來後，就決定到沈師橋去成立遊擊隊。他說當地有不少知識青年與農民可以發動，海地寬廣，青紗帳起，到處可以隱蔽，並把沈一飛、林勃、餘也萍也調到慈北去了。

這時，300多名鬼子突然要下鄉來“掃蕩”，前一天下午我已獲得情報。當天深夜，我與樂溪影把保裏的兩條步槍、一支左輪手槍（已壞）和虞天石、方宗嶽從灣塘取來的兩條步槍以及所有子彈（這些槍彈後來都給鎮海江南獨立中隊抽調了去），還有一箱子書，從思敬堂角落取出，放在一隻大木浴盆中，泅過河，放到東北角200多米外一個土地堂的神龕下麵去。第二天上午，果然有300多名鬼子兵經澥浦、邱王來“掃蕩”。一到龍山所東門外，把大部隊停在大路上，派一個班直衝遠離大路的思敬小學，大肆搜查，什麼也沒有搜到。又去搜查土地堂，也沒有查出武器與書籍。後來鬼子兵到伏龍山上火燒伏龍寺，殺死了和尚，然後在龍山所吃中飯，在西門外搶了100多擔貨物，於傍晚翻雁門嶺回寧波去了。鬼子到邱王時沒有搜查啟文小學，在西門外沒有搜查演進小學（它是縣立的中心小學），到山下沒有搜查龍山小學，而獨獨搜查思敬小學，並且還去搜查土地堂，這事很奇怪，什麼原因，我到現在還解答不出。

鬼子走後，我與李平再到思敬小學商量遊擊隊問題，決定去繳虞洽卿老家保衛團的槍。通知虞天石與邱煥高來到思敬與我、李平見麵，具體布置了繳槍計劃，要邱做內應。鬼子來“掃蕩”的前一天，保衛團已把步槍藏到旁邊花園裏的一座空墳中，外邊隻留駁殼槍，團丁雖沒有解散，但行動已散散漫漫，有的住到自己家裏去了。這些給我們以很大便利。去繳槍的那天，天快黑時，我與虞天石去查看一次，隻見李平、沈邦祺帶著慈北來的同誌已分三處在指定地點隱蔽好，負責帶路進花園的樂溪影也已等著。天黑人靜後，繳槍隊伍分頭到保衛團附近，邱煥高利用夜間由他值班的機會，早已打發團丁去睡，把中隊長反鎖在寢室中，把所有駁殼槍（連中隊長的）都收集來掛在身上，用燈光發出信號，同時把花園門大鎖打開，大家進去掘開空墳，把槍支彈藥全部搬走，非常順利。邱煥高隨隊撤走時，為了防止虞家對邱煥高家屬（住邱王）報複，我們要邱事先寫好一張啟事貼在保衛團牆上，大意說，我借了槍是去抗日的，不會去做壞事，你們放心好了。如果對我的親屬為難，我要對你們不客氣。我和虞天石看到一切都順利後，當夜他故意到龍山小學裏去過夜，我跑到一位士紳家裏去聊天，以掩飾我們的行動。第二天，這件轟動龍山鎮的消息傳開了，但以為邱煥高與慈北、姚北的人有什麼聯係，沒有懷疑到我與天石，因為繳槍前我們與邱的接觸都是很秘密的。

繳槍是順利的，但他們回去時在海邊迷了路，隻能把步槍沉到河裏，帶短槍與子彈回去。第二夜再組織人去運步槍，回去時，不願再走海塘，改走大路，所有步槍在掌起橋被慈溪國民兵團截去。更不幸的是李平、沈一飛、沈邦祺又在沈師橋等地被慈溪國民兵團捕去，先後犧牲。隻有邱煥高當場被子彈劃破頭皮血流滿麵而昏倒，反動派以為已死，把他推下海塘，潮水漲時，海水把他浸醒，他盡力在塘石上磨斷手上反綁的繩子，逃到龍山來找虞天石。虞天石馬上來告訴我。我們商量後，經過多次轉移地方，秘密治療，兩個多月後傷口痊愈，這中間虞天石出了不少錢和力。後來我們介紹邱煥高到三北遊擊司令部第五支隊第四大隊工作，1945年在一次戰鬥中不幸犧牲。林勃、餘也萍他們在西蔡村設聯絡站。我要樂溪影帶路去找到他們，要林、餘趕快回到東門外，然後到江南向縣工委報告李平他們出事經過。這次繳槍事件由於我們缺乏軍事常識，政治警惕性不高，教訓是十分慘痛的。

思敬小學中的黨組織在短短的兩年半中，鬥爭的經曆是複雜的、豐富的，教訓也是深刻的。與思敬支部曾經有工作關係的同誌，有的早已為革命犧牲或病故，尚存的都已年老多病，人數很少。我有責任記錄其史實大概，以作紀念。

另外，我們校內黨員教師雖然積極從事革命工作，但還是保證教學質量，常常工作到深夜。所以在龍山所的學生還有從別的小學轉學到思敬來的。高年級同學中，後來有好幾位參加革命，如方之光同學在解放戰爭中犧牲。1941年3月，龍山區小學國防體育比賽，思敬小學曾獲得全區第一名。這雖然是小事，但說明我們有競爭精神。

再，我們生活很艱苦。當時物價高漲，工資無法增加，吃飯兩稀一幹，副食品隻是素的，難得吃頓葷菜。為了革命，大家咬緊牙關，艱苦奮鬥，從無怨言。生活雖苦，精神上是愉快的。

（選自《風範——戚銘渠同誌紀念文集》）

中共思敬小學支部活動補遺

虞天石

1939年5月，敵機轟炸龍山山下村，造成屋塌人亡，隨後即成立救護隊，戚銘渠任隊長，邱惠民為技術指導；戰服團派人慰問死難家屬。

1939年秋，青黃不接時，糧價高漲，支部積極擁護辦平糶，救濟貧民。平糶工作在支部所在地思敬小學進行。以後各鄉、村紛紛舉辦起來。

1939年10月，支部通過鎮長朱祖燮舉行了反汪反投降提燈遊行大會，並演出活報劇，20個保均參加，隊伍有三裏長。

1939年12月，鎮海縣婦女隊進駐龍山鎮“鞏院”，在思敬小學創辦婦女識字班，負責人為樂溪影（當時是婦工隊員）。

1940年8月，支部通過關係介紹原縣工委書記張謙德到龍山小學教書，並參加支部為委員。

1940年秋，龍山戰服團在支部領導下於“鞏院”內演出多幕抗戰話劇《鳳凰城》，獲得好評。

1940年冬，在思敬小學舉辦民眾夜校，學員有30餘名，主要是貧雇農，進行抗日愛國教育和階級啟蒙教育。這批學員中有3人入了黨，有許多人後來成了增資鬥爭的骨幹。

這一年發展樂溪影、方宗嶽、鄭仁秀、虞和英、洪品高、邱煥高入黨。

1941年2月，張謙德調走。支部又發展鳳浦嶴方顯域入黨。

1941年4月15日，春耕時，東門外兩個保的雇工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鬥爭得到貧農支持，到第四天，日寇在鎮海登陸，形勢大變，沒有繼續下去，鬥爭獲得部分勝利而結束。

1941年4月下旬，縣工委調回賈德裕，思敬支部由戚銘渠負責。

思敬支部派虞天石、方宗嶽把灣塘鄉公所藏在學校裏的槍支、彈藥起出背回思敬，為成立遊擊隊做準備。

思敬支部動員7名青年雇工和抗日青年去江南參加王賀鄉遊擊隊。

思敬支部會同縣工委派來組織遊擊隊的李平、林勃、沈邦祺等組織一批群眾夜間秘密繳取龍山保衛團全部長短槍及彈藥。但這批槍支由於缺乏軍事常識和警惕性不高，又被慈溪縣反動武裝國民兵團十三中隊劫去，李平、沈邦祺、沈一飛三人被捕，先後犧牲。這是一次血的教訓。

1987年8月

（摘自鎮海縣黨研室檔案）

伏龍山下黨的優秀兒女

餘忠源

1941年4月，日本侵略者侵占甬、紹地區後，我黨領導下的淞滬遊擊隊陸續來浙東沿海三北地區（鎮海北、慈溪北、餘姚北）和當地黨組織及武裝部隊相結合，進行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1942年五、六月間，日寇沿浙贛線南犯，蔣軍潰散。在三北地區名目繁多的遊雜部隊紛紛投敵。這樣，抗日救國的重任進一步落在我黨、我軍身上。為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相繼建立了中共浙東區黨委、中共慈鎮縣工作委員會（後慈鎮縣委）。11月，龍山區建立了黨的區委員會，屬慈鎮縣工委領導。

龍山區共轄15個鄉鎮，原屬鎮海縣。當時日偽軍姚華康部占據澥浦、邱王、河頭市一線，因此被分割成龍北（7個鄉鎮）和龍南（8個鄉鎮）兩部分。龍南8個鄉鎮於1944年11月初成立了沿山區，由施惠敏同誌任黨的區委書記，毛元仁同誌任區長，沈宏康同誌為區委候補委員、組織科副科長。1945年春和龍山區合並。

中共龍山區委員會成立於1942年11月，由我任書記，第二年春，鍾林同誌來龍山區工作，經上級黨委決定，擔任區委組織委員（稱組織科長）、洪品高任宣傳委員（稱宣傳科長）。1943年10月，鍾林同誌調走，由包雪浪同誌（女）任組織委員。洪品高於1943年脫離去滬。1943年秋，黨派邵一夫（益甫）同誌來龍山區任宣傳委員，1944年秋調其他地區工作，即由石秀同誌接任。在這段時間裏王大政同誌（女）來任龍山區長，參加區委活動。1944年底，我調浙東區黨委第一期黨訓班學習，由田井同誌兼任區委書記（當時田係慈鎮縣委委員、組織部長），華一鳴同誌於1944年11月調龍山區任區長，並參加區委工作，1945年12月在海甸戎家被日寇所捕，後在寧波壯烈就義。柴一清同誌接替田井同誌工作，任區委書記。包雪浪同誌調莊市區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部隊先準備解放寧波市，後決定去解放上海市。當時區黨委決定，由地方部隊堅持浙東鬥爭，因此，決定由我兼任（當時鎮海縣委委員、組織部長）龍山區委書記，因形勢變化未到職。9月20日，接到中共華東局轉中共中央電報，命令浙東縱隊及地方部隊、黨、政、民幹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數秘密武裝人員外，全部撤離浙東，開赴長江北部。為此，龍山區委、區政府及民運工作同誌，部分麵目紅的地方黨員幹部，於10月7日晚隨部隊“北撤”。龍山區同其他縣、區一樣，改為黨的特派員製度。

龍山區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有黨員如戚銘渠同誌等在活動。1941年下半年，陸續從外地調來少數黨員。1942年7月，為了培養地方工作幹部，慈鎮縣工委通過國民黨鎮海江北辦事處，在鳳浦嶴資敬庵裏，舉辦了第一期小學教師暑期訓練班（約一個月時間），參加者除部分龍山、莊市區的青年教師外，大部分是進步的知識青年（內有部分黨員），結束後，這部分知識青年大多數分配在鎮海縣江北辦事處和龍山區工作。九月、十月間成立了鎮海縣農會輔導隊，不少同誌成為該隊工作人員（即民運同誌）。當時輔導隊隊長是我，副隊長王誌英同誌（女）、隊委陸子奇同誌（女）、蔣惠敏同誌（女，即蔣震虹）。

縣農會輔導隊成立後，龍山區的群眾運動就蓬勃地開展起來。各鄉鎮先後成立農會，提出了“二五減租”和開展“保永佃權”鬥爭，由於當時封建勢力較強，鬥爭尖銳。首先是範市鎮以範道倫（鎮長）、範秋濤為代表的範市宗祠反對減租，揚言在冬至前不交清地租，就收回佃權；並離間範姓佃農和太平閘等地的外來佃農的團結，矛盾極為突出。而其他各鄉的地主與宗祠代表，眼睛都盯著範氏宗祠。當時，區委就請示了縣工委李長來同誌（鎮海縣江北辦事處副主任），由縣農會輔導隊出麵，發動了以太平閘佃農為主的對範氏宗祠的鬥爭，鬥爭取得勝利，影響所及至其他兄弟地區。1943年春夏之交，以海甸戎胡玉麟、施阿林、王家路的許梅生等黨員為主，發動了增加雇工工資的鬥爭，不久，6個鄉鎮的雇工聯合起來，近千人的聲勢浩大的鬥爭，迫使當時雇主答應增資和不得無故解雇的條件。趁此勝利之勢，組成各鄉鎮雇工會，名義上屬各鄉農會，實由農會輔導隊領導。這兩場大的鬥爭，對鞏固龍山地區這塊抗日遊擊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在這幾次鬥爭的同時與以後，組織起各鄉、村的抗日自衛隊（即民兵）和遊擊小組（即基幹民兵）。全區成立了自衛大隊，由區長任大隊長，區委書記任政治教導員。

通過對敵鬥爭，通過“二五減租”“增資”鬥爭，通過經常的教育和活動，雇貧農中的積極分子大量湧現，黨在這個大好形勢下，個別的地方發展了一批黨員，如沈宏康、胡阿燦（胡玉麟）等同誌。後來又通過個別教育，有計劃地讓他們參加各種鬥爭鍛煉，有意識地安排他們在工作中擔任領導職務，舉辦了兩期農會幹部和積極分子學習班，各鄉鎮都發展了一批雇貧農和手工業工人入黨，如範雪倫、任文祺、施阿林、孫永三、範寶元、岑德林等同誌。這樣除了雁門鄉外，龍北的其他鄉鎮都建立了黨支部。由於鄉黨支部的建立，各項抗日活動更為活躍了。

鳳湖中學開辦於1942年下半年，是培養幹部的另一渠道。有學生七八十人，大部分是思想進步的青少年。教職員中李健民同誌是黨員，還有一個受秘係領導的黨員陳文舟同誌。1943年10月，偽鎮北保安團包圍搜查中學，要把中學遷到龍山區山南去。龍山區署把大部分教師和學生動員到西邊甸山鄉、靈湖一帶去，辦流動訓練班，待機分配工作，進行政治、軍事、文藝學校（隊）學習。在這一年多時間裏，教師中發展黨員3人（王伯暄、毛元仁、吳永祿），學生中發展黨員10多人，第一批是鄭延倫、虞順澂、蔡彥博。在學校將結束時和在訓練班中發展了王愛珍、方驥洛、鄭愛芳、鄭稚華、王淑英、蕢國龍、蕢國標等10多個同誌入黨。分別建立了鳳中教師黨支部，李健民同誌任書記，學生黨支部，鄭延倫為書記。

小學教師黨支部建立於1942年6月（主要是田央鄉和甸山鄉幾個小學的教師黨員），支部書記是我，後又發展了吳逸平、周聯奮、吳漁渭等同誌入黨，共有七八名黨員。太平閘屬範市鎮，是以餘姚縣來的開發海塗的農民為主的集居點。他們受剝削壓迫重，受歧視，所以反抗精神強烈。在“二五”減租勝利後，太平閘首先建立了黨支部。以後相繼在範市鎮、靈湖鄉、甸山鄉、田央鄉、龍山鎮等地建立了黨支部，其中太平閘、範市、田央、甸山鄉黨員較多，均在10人左右，龍山鎮黨支部隻有三四個黨員。在國民黨的鎮海江北辦事處曾建立過黨支部，1943年春北辦結束，黨支部撤銷。龍山區政府和區常備隊為一個支部。縣農會輔導隊（包括區委大部分委員）有一個黨支部，這個黨支部一度起過中心支部的作用。在各鄉鎮未建立支部前，發展黨員都在這個支部討論通過，報區委批準。當時民運同誌絕大多數是黨員，輔導隊在各鄉的工作人員在鄉黨支部初建立時，大部分兼任支部書記或副書記。龍山區在1944年底黨員已達100名左右。

龍山區的黨員是從鬥爭中得到鍛煉的，絕大多數覺悟較高，對黨的發展前途和抗日戰爭的必定勝利，充滿信心。執行黨的決定，完成黨的任務是比較好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因此，在對敵鬥爭、對高剝削的地主（包括宗祠代理人）和雇主的鬥爭中能團結群眾，起先鋒作用，在各項工作中能起模範作用。但由於大部分出身於農民，黨齡較短，黨的基本知識缺乏，工作方法簡單化。大部分農民出身的黨員是文盲半文盲，所以，對黨員的教育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為此，區委在上級黨委領導下，把教育黨員和發展對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們當時教育的重點，放在提高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提高抗日戰爭必勝、新中國必將建立、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教育。前途與勝利信心的培養，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日、偽、頑聯合大掃蕩和在國民黨軍隊反共摩擦時，形勢惡化對我暫時不利情況下更為必要。在教育方法上我們采用經常性教育與集中辦學習班相結合，個別教育、自我學習與集體學習相結合。如經常閱讀進步書報（當時有《新浙東報》，向當地小學和有進步書刊的人去借閱），學習黨內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如《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反對自由主義》等，總結當時形勢和任務，識字學文化（自編提高階級覺悟，增長民族意識的課本），通過一個鬥爭或一段工作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等等。特別強調個別教育，做深入細致的一人一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斷提高覺悟，這在當時環境裏是有效的辦法。

1943年冬，我們利用農閑辦了兩期訓練班，每期50到60人，參加的有黨員，黨的發展對象，農會、自衛隊的幹部和積極分子。由農會輔導隊出麵，名稱為農會幹部積極分子訓練班。地點在潘嶴山的洞山寺。學習內容：一、社會發展史；二、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問題；三、農會的作用與活動方式。采用先講解後討論，理論聯係實際，使之消化。在學習中采用集體教育和個別教育相結合的方式，利用間隙由黨員對發展對象進行談話，通過學習，各支部分別發展了一批黨員。在這兩期訓練班中，學員和民運同誌還帶了部分武器，進行軍事訓練。學習了武器構造、瞄準與射擊，利用地形地物，投彈、放哨等。每期搞一次夜間緊急集合和夜行軍訓練。這對於基層民兵和黨員也是一次遊擊戰爭訓練。

黨支部設若幹個小組（隻有3~5個黨員不設小組），初期曾規定小組與小組之間不發生橫的關係。發展黨員由黨小組討論提名，黨支部委員會討論，報區委批準。批準前一般的由區委組織委員或區委書記談話，進一步了解入黨動機，對黨的認識，平時表現，家庭情況與社會關係等。批準後再談一次話。主要是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特別強調要執行黨的決定，服從黨的需要，保守黨的秘密，保持黨員氣節，提出今後努力方向。

1944年夏秋，我們對未舉行入黨宣誓的黨員，分別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當時已和黨的秘係分開，黨支部可開支部大會）。會場布置嚴肅，掛有黨旗，唱國際歌，舉手宣誓，重點放在黨員“無事不可對黨言”的自我思想總結上。由黨員個人談入黨後的思想狀況、工作表現等。參加宣誓的黨員絕大多數能主動談自己的進步、存在的缺點與錯誤。最後由參加儀式的區委成員講話，再進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用的教育。這次分別舉行的入黨宣誓儀式，對參加的黨員教育深刻，有的同誌在新中國成立後談起此事，還說：銘記在心呀！

黨的小組會議一般每月舉行一至二次，除了傳達上級黨委和支部的意見和研究如何貫徹外，主要是彙報研究黨的發展對象的情況，彙報各階層代表人物的動向，群眾中出現的問題。主要目的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起初的批評大多數放在生活方麵的問題，後來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以及外地和自己摸索的經驗，提出批評重點放在黨交代的任務完成情況，查鬥誌、查作風等。當時的批評確實是嚴肅認真的，能著眼於政治方麵。所以絕大多數黨員鬥爭意誌旺盛，工作認真負責，作風正派踏實，生活嚴肅儉樸。由於嚴格的組織生活，黨支部戰鬥集體是生氣勃勃的，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突出。

由於上級黨的正確領導，縣委和縣政府的領導人的細致工作，武裝部隊的有力配合，各鄉村自衛隊和遊擊小組的積極活動等，因此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到北撤，龍山區經受了敵偽頑的“掃蕩”、反動地主的破壞等等考驗，抗日紅旗始終飄揚在龍山的上空。這和當時100名左右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100名左右的黨員除個別的後來叛變變節，少數脫黨外，絕大多數同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土地改革、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軍隊現代化建設中兢兢業業地工作著，鬥爭著。

1982年12月

（選自《鎮海革命鬥爭史資料》第三期）

回憶範市鎮黨組織及對敵鬥爭情況

範寶元

1941年5月寧波鎮海餘姚等地全部淪陷，黨領導的浦東抗日武裝渡過杭州灣，在三北地區登陸，彙合當地地方黨開展組織發動對敵鬥爭。當時範市已在1941年下半年在古窯浦發展起弟兄會的抗日組織，我是鄰居農民胡永懷介紹參加的。到1942年春，人員漸多，就正式成立，名為“青年服務團”，選隊長範長德，屬鎮海縣江北辦事處領導。我參加過1942年初在靈湖任佳溪舉辦的農民訓練班後，就組織農會選葉賢嶽為會長（幹事長），還有任慶祝、岑先章。在1942年秋收時曾開展減租減息。同時又組織了農民自衛隊，隊長李裕挺。還有在自衛隊中幾個骨幹組成一個遊擊小組，又名“鋤奸小組”，大都是黨員。從1943年起自衛隊擴大，凡16歲以上青壯年都參加，成為大隊，大隊長由鎮長範秋濤兼，大隊副李裕挺。

範秋濤當時是我黨統戰對象。他家曾有兩支手槍，一支交給我們遊擊小組使用。另一支手槍是送給三北遊擊司令部所屬第三支隊林有璋（又名林達），另外還送他一隻軍 用手表和一張地圖。遊擊小組隊員一般都有兩顆手榴彈，集體使用一支手槍、一支長槍。對掌起、曆家、洞橋頭的偽中警駐地附近，我曾常去貼標語、打冷槍，使他們不得安寧。這就是敵駐我擾。還有婦女組織，組長王月英（葉賢嶽妻子），她們曾發動婦女做軍鞋活動等。

抗日戰爭時期，範市共有3個支部，一是太平閘村支部，二是王家路村支部，三是範市支部（與王家路支部有分有合，活動都是在一起的）。王家路村支部書記許梅生，黨員有金錦生、邱小毛、劉仙權、王長亨、方增法（是西村舊閘橋邊上，他在王家路村做雇工）。王來法，後來有田金康。還有範市街上的秘係黨組織小組長岑鴻章、葆元堂藥店夥計和一個學徒，另在洋布店有一個黨員（名不詳）。在任溪官有岑小保、陳竹平，在西村花屋裏一個範正明，1945年脫產後在部隊，1948年在四明山王莊犧牲。我聽楊漢耕講他是這個支部的。這個支部領導人叫馬平，新中國成立後在省委工作。在1986年我調查曆史遺留問題時，為陳竹平黨籍問題我曾去過，陳竹平黨籍是由他證明的。

範市支部，書記李裕挺，支部是1943年初建立的。李裕挺是1942年初入黨。在1942年入黨的還有陳再夫、範聰法、陸寶忠。我是1943年3月入黨。1942年下半年已參加了遊擊小組，那時曾參加過黨小組會。因我年齡還不到16虛歲，在1943年3月經集體宣誓為正式黨員。1943年入黨的有我和範品耀、徐杏紀、史仁友、範雪倫、周成富、邱品九。1944年入黨的有王紹鈿、範祥飛。1945年1月支部書記由範雪倫擔任。李裕挺從1943年建立範市支部，他一直擔任支部書記兼遊擊小組長。當時他領導支部首先發動農民在龍山區委領導下，開展對範市的封建地主階級進行了鬥爭實行減租減息，帶領遊擊小組對敵偽駐掌起、曆家、洞橋頭的偽中警隊夜間打冷槍和張貼標語，特別配合區常備隊在範市邊沿的三眼橋打埋伏，擊潰敵人，被我民兵俘獲偽軍1名，步槍1支。另外還拾到敵人逃跑時丟棄的步行機1架，後交到部隊。為此偽軍對範市民兵恨之入骨，幾次前來襲擊未果。後來又一次前來突擊到李裕挺家搜捕，李早就不在家。結果他妻子範阿娟被他們捕去。揚言要李裕挺去換人。當時就托掌起偽鄉長去保，但偽連長提出一個條件要李裕挺本人去一趟見見麵。生命安全由偽鄉長作擔保。當時李裕挺迫於其妻父兄妹所求，反正犧牲自己一條命想過去，當時區委不同意。嚴厲批評指出，你去敵方，不是你個人犧牲，而必然造成組織損失。區委書記還警告他說，你如果過去，等於去做叛徒，你走過三眼橋我們就把你打死。後來其妻經組織上通過偽鄉長保了出來。但他思想上對組織想不通還有意見。當時李的父親在平湖蠟燭店做師傅，得悉後即來信要李去平湖做臨時工，李當時沒通過組織，去了6個月，回來後被組織處分留黨察看一年。而早在他離開範市時，支部書記就有範雪倫接任並兼遊擊小組組長。

北撤後最後一次支部會議是在範雪倫家中召開的。區委同誌說，為了大局我浙東遊擊縱隊都要北撤。我們同誌大部分隨部隊北撤，有少部分留下隱蔽工作。不能隱蔽的隨部隊北撤或去上海親友處找工作。對在鄉下隱蔽下來的，我們是有同誌來聯係接關係的，支部活動就此停止。當時範雪倫、範祥飛已決定去山南地區做隱蔽工作。史仁友、周成富、邱品久、範炳炎、範紹基、羅森寶、胡忠恕等人他們決定參加部隊北撤。當時李裕挺也決定北撤，暗地裏離家出走，其母到處尋找無著。北撤前幾天，原係同支部黨員史友仁請假來家與其姐告別時，被李母曉得了，即向史友仁打聽其子消息，史被迫沒辦法，暴露出李裕挺還在東山頭錦堂師範學校。李母當即趕追到錦堂師範，當時李在做草鞋，李母硬迫李回家，李不肯跟母回家，李母就以跳下大河自殺相逼，部隊領導就盡力動員李回家。

北撤後，由於慈鎮縣特派員蔣子瑛同誌帶武工隊在莊橋大袁陳時因偽保長告密，被國民黨何九峰部包圍，其在戰鬥中犧牲了，龍山區特派員林之山同誌生重病在龍山海地舍養病，後又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因此龍山區各黨支部全部失掉關係。

1947年年底，原王家路村支部書記許梅生同誌，北撤時被委任為觀城區特派員（隱蔽在陳家阿謙嫂家），這時他常來王家路金錦生、邱小毛家，與我碰過兩次麵，並布置我要接近偽鄉職人員以利於隱蔽並能得到些情報。因此在1948年初各保青年壯丁推選偽保隊副時我當選。當時我托邱小毛向梅生同誌請示彙報，經縣工委同意我和邱都擔任了偽保隊副，擔負了搜集範市地區及偽自衛隊保警隊的活動情況等情報工作。從此我經常到謝家彙報，當時支部仍未建立，黨組織生活直到1948年冬範市敵據點被我摧毀後才恢複，由許梅生領導。

2008年11月23日

（根據範寶元同誌回憶材料整理）

鳳湖中學學生黨支部的建立和活動

虞順澂①

鳳湖中學學生黨支部，是在1943年二三月間成立的，地點在龍山所西門外的娘娘殿裏，記得那天是李健民老師通知我去開的會，說要成立一個學生黨支部，並說浙東區黨委派江嵐同誌來參加。當時，我也不知道學生中還有誰是黨員，到了娘娘殿見到鄭延倫同學和蔡彥博同學也在那裏，大家都非常興奮。因鄭延倫是我在龍山小學補習班裏的同學，蔡彥博則是我來鳳湖中學報到時認識的，那時學校放寒假他沒有回家，而是到我家裏住了一段時間，他為人忠厚老實，待人誠懇熱情，我們很談得來。我到鳳湖中學來讀書是這樣的：1942年春，日本飛機轟炸龍山後，我就離開了龍山小學補習班。當時一心想去參軍，終因年齡小而未能如願。後來，由天石同誌（他是黨派去江北辦事處任指導員）介紹我去“江北辦事處”南門涼亭稅務所工作了一段時間。是年秋，他又介紹我到“西邊”我黨辦的民運訓練班學習，年底他介紹我入了黨。入黨後，他征求我意見是否到鳳湖中學做學生工作去，我同意了。他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給了李健民同誌，這樣，我就又過起學生生活來了。後來陳文舟先生還打趣地說我是吃飯不給錢、入學不考試的“二免”學生。

那天支部成立會上，我和蔡彥博選鄭延倫為支部書記。蔡彥博為組織委員、我為宣傳委員，選鄭延倫同學為支部書記主要是他為人，處事老練，性格內向（不會太暴露），又是西門外人，對環境熟悉。學生黨支部由李健民同誌單線領導，支部分工也是得到他的認可的。最後，會上由李健民同誌介紹了鳳中師生的一些情況，要大家注意鬥爭策略，不要搞得太紅了。來參加旁聽的同誌也介紹了一些三北地區的鬥爭形勢。會議是秘密的，但開得很熱烈。鳳湖中學的學生黨支部，就這樣誕生了。有了組織，也就有了主心骨，我們幾個人對今後做好學生工作，也就充滿了信心。

支部成立後，討論的第一件事，是如何成立第二屆學生自治會和競選學生自治會主席的問題。蔡彥博是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下一屆他不想當了，因他要畢業了。支部決定由我去參加競選，如果競選成功，這對開展學生工作無疑是極其有利的。

1943年2月25日（根據虞金迅先生日記記載），第二屆學生自治會成立，我當選為主席。這樣，就把學生自治會完全納入黨支部的領導之下。在工作中，根據學校方麵的安排，積極開展了有益於同學身心健康、內容豐富多彩的各種活動。校內，號召大家學會自治自理，積極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鍛煉，建立圖書館，成立歌詠隊，組織劇團，編輯牆報、校刊，還有膳務股、消費合作社等。校外，組織與參加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活動，慰問抗日部隊，參加軍民聯歡晚會，捐獻破銅爛鐵等活動。通過以上有組織、有意識的活動，大大豐富了同學們的校園生活，大大激發了同學們抗日愛國熱情，也增強了對共產黨和抗日的三五支隊的認識，全校一片熱氣騰騰，個個好學上進，政治空氣濃厚。

支部討論過的第二件事是，為了更好地團結廣大同學，曾想建立一個黨的外圍組織“少年救國團”。表格、團證都印好了，支部還討論了第一批發展對象。還能回憶起來的，有二年級的劉楚珍、鄭慧蓀、華天譓、王淑因、黃雪雲，一年級的鄭愛芳等同學，後來因為那時不宜搞外圍組織而作罷。

支部討論的第三件事是發展蕢國標同學入黨。第二學期結束，蔡彥博同誌要離開鳳中，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和支部建設，經組織上同意，由我發展蕢國標同學入黨。這是支部成立後發展的第一名黨員。

1943年7月，第二學期結業時，支部曾討論了第二學期的擴生工作。因為，第二學期在教育改革上，有了明顯成效，教師隊伍得到了加強，三北地區鬥爭形勢亦有很大改善，因此，學校提出要擴大招生。支部根據學校的安排，號召同學們在暑期回家期間，通過各種途徑，開展擴生活動。這次的擴生工作成績很大，有的學生還是從敵占區來的。學生人數由原來的8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了170餘人。

1943年10月25日，偽軍姚華康部突襲鳳湖中學後，妄圖把鳳湖中學搬到澥浦據點裏去，這就激起了鳳中全體師生的憤怒，大家同仇敵愾，堅決護校。當時，支部決定堅決與姚華康作鬥爭，發動同學開展護校鬥爭，公開舉行示威遊行，揭露、控訴姚華康賣國求榮的無恥嘴臉，擴大影響，爭取社會各界同情。沿途得到群眾的擁護，亦得到民主政府縣、區領導的好評。示威遊行時，偽軍姚華康雖然派了便衣跟隨遊行隊伍，但也無可奈何。在我記憶裏，那時參加示威遊行的同學，都很勇敢，沒有一個猶豫、畏縮的。特別是一些低年級的同學，年齡雖小，熱情很高，隻要一號召，都能積極響應，跟著我們一起幹。鳳湖中學的教育成果，在這次護校鬥爭中，完完全全地顯現出來了。當時我們都很興奮。

1943年10月底，鳳湖中學被迫解散了。根據上級指示，部分同學準備西撤至莊黃，在沈師橋、樂家畈、宓家埭一帶組成流動訓練班繼續學習。當時根據上級黨委指示，可在這些同學中發展一批黨員。經研究，那時填表入黨的，畢業班的有王愛珍、董閨俠，三年級的有王淑因、方玲琴、黃雪雲、黃綏春、沈達三、孫振冠，二年級的有鄭愛芳、鄭稚華等同學。從那以後一直到流動訓練班結束，支部也就停止了活動。隨著形勢的發展，同學們也都先後走上各自的工作崗位。

鳳中的曆史是短暫的，鳳中學生黨支部從成立到停止活動的時間就更短。我所能回憶起來的凡經支部討論研究過的，就這麼幾件事吧。

（選自《鳳湖中學建校60周年紀念文集》）

①虞順澂，現名肖禺。鳳湖中學解散後，1944年4月參加新四軍浙東縱隊，在政治部鋤奸科、新四軍一縱三旅政治部保衛科工作，先後任一縱三旅七團保衛股副股長、二十軍炮團保衛股長、總政保衛部副處長、二十軍六十師副政委。現離休。

三北範市鎮太平閘村抗日鬥爭紀事

沈宏康　岑祥紀　馮德傳　岑水榮　餘柏靜{1}

199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為紀念這個重大節日，居住在上海的餘柏靜、餘姚的岑祥紀、寧波的沈宏康、範市的馮德傳、太平閘村的岑水榮5位古稀老人，於6月下旬，聚集在範市鎮開了兩天會議。回眸50年前的往事，猶曆曆在目。我們5個人，曾經都在太平閘生活過，並在抗日時期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現在都已離休，深感沒有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沒有新四軍的英勇善戰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不可能有太平閘的今天，同時也深感有總結曆史經驗、存史傳世之必要，以頌揚黨和新四軍的功績。關於這方麵，當時“五支四大”的周明曾有專題回憶，現在我們僅從自己的經曆作些回憶。

首先要說明的是，太平閘村成為三北敵後抗日根據地之一的堡壘村，有兩個階段。自1941年6月18日，我黨領導的“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在姚北相公殿重創日寇，打響了三北敵後抗日第一槍之後，“宗德三大”即向西發展；而“五支四大”則向東挺進，進至五洞閘、古窯浦、太平閘……太平閘村是1941年7月開始，先由“五支四大”部隊開辟建設的。1942年7月，浙東區黨委、中共三北地委和中共慈鎮縣工委建立後又以太平閘村為點發動減租減息鬥爭，開始建黨工作，部隊也繼續關心和支持太平閘村。因此太平閘村不僅開辟較早，而且是部隊和地方聯合共建的根據地之一。

一、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莊

在杭州灣南岸，臨東海的海邊，由西向東有一條淞浦河，是原慈溪縣和鎮海縣的一條分界河，淞浦的北岸（原）屬慈溪縣觀城區，南岸（原）屬鎮海縣龍山區，太平閘村在南岸，屬龍山區範市鎮管轄，是一個離範市10餘裏的海邊偏僻小村。淞浦河從範市直達東海，帆船可候潮進出。為什麼以太平閘為村名？因為太平閘是範市所有土地向淞浦排澇蓄淡的一個小閘，20世紀20年代，範市宗祠在海邊建有一間閘屋，供管閘人居住。

30年代開始，逐漸有鎮北、姚北、慈北一帶貧困的農民，逃荒到此地，因為這裏不僅地多人少，同時租息較輕，而且不要付頂息，還可以開墾荒地（三年不交租）或者向範氏地主或宗祠管理者租種土地，種植棉花、大豆，還可以兼捕撈海產為生。破產農民既可避債，又可躲避抽壯丁，因此陸續遷入搭草舍居息。在抗戰初期才形成五方百姓雜處的隻有六七十戶人家的一個小村，以太平閘為村名。

太平閘村是一個“五無”村，第一，全村沒有屬於農民自己所有的一分土地；第二，全村沒有一戶地主，地主全集中在範市；第三，村民居住的都是草舍，沒有一間瓦房；第四，全村無一所小學，村民大多是文盲；第五，村內沒一條石板路，全是泥路。由於太平閘村都是旱地，曆來主種棉花，沒有一分水田，再加上抗戰開始，日寇入侵，奸商囤糧居奇，賣高價，糧價一天上漲幾倍，太平閘村的農民常年隻能是雜糧充饑，上半年以麥、蠶豆為主食，夏天以高粱、六穀（玉米）充饑，秋後則以番薯和薯幹度日，常年見不到一粒大米。當地流傳有幾首民謠：“一斤花皮四兩米，賣賣出眼淚，不賣餓肚皮”；“逃荒逃到太平閘村開荒，百姓都是長年幫，住住茅草房，睡睡蘆柴床，燒燒擱擱灶（用爛泥糊起來後中間挖個洞放上鍋子燒飯），吃吃草籽番薯湯。”太平閘村農民過著這種悲慘生活，一年勤勞，仍不得溫飽。在舊中國，農民還受封建剝削和反動政府欺壓，太平閘村的農民也不例外，他們首先是受範市宗祠地主的欺壓，地主煽動宗族勢力，橫行霸道。不僅範市到海邊水田和旱地大多數屬範姓地主和宗祠，就是太平閘村海邊漲出去圍墾的土地也屬於範姓地主和宗祠。太平閘村農民將荒地開發成熟地後，他們就收回去或者加租。太平閘村的農民在政治上被歧視，甚至挑著擔子上範市，在路上遇見地主，如不退讓，要遭斥罵。國民黨反動派重捐苛稅之外，也隨時欺壓百姓。1941年4月19日鎮海淪陷前夕，有國民黨一九四師一個排駐太平閘村，名為抗戰，實為欺壓百姓，士兵態度凶橫。太平閘農民收獲一些番薯，用船裝載，準備到範市出賣，調換一些大米度日，可是國民黨軍士兵無理扣押，既不準運往範市出賣，又不準運上岸藏放，以致番薯受凍爛光。太平閘的農民靠捉些魚蝦為生，國民黨士兵又把魚搶走。農民餘祥榮（餘柏靜的父親）收了村裏的棉花裝上船，準備運往範市出賣。一個排長企圖敲詐，胡說棉花裏藏有子彈，有通日嫌疑，把全船棉花倒在爛泥地上，使餘祥榮蒙受重大損失。另一支國民黨軍隊士兵到農民姚家榮家裏強借被子，姚家實在借不出，這些士兵就把姚家榮打成重傷致死。

二、來了抗日武裝

太平閘村的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41年6月18日，南渡杭州灣的浦東抗日武裝“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在姚北相公殿首創日寇。7月，“五支四大”向慈北、鎮北挺進，然後在古窯浦建立辦事處，“四大”領導蔡群帆、林有璋和部隊辦事處陳平主任分析了淞浦和古窯浦地理環境：兩地均為出海口，相距僅一箭之遙，淞浦南岸為鎮海縣（現劃歸慈溪市），北岸屬慈溪縣（現為市），南北的兩個村子，南岸是太平閘村，北岸為古窯浦村，這兩個村子對物資集散運輸、人員來往都極為重要。但是，日寇占領浙東後，隻有200多戶人家的古窯浦進出的船隻多了起來，旅客和跑單幫的也很多，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而太平閘村，67戶人家，大多是貧苦農民，比較純樸，是共產黨的天然同盟軍，而且太平閘村是剛剛形成的村子，外界並不熟悉這個村子，可以說地圖上還找不到這個村子，比較隱蔽，地形很好，既可成為浙東部隊進出港基地，也可成為聯係其他抗日根據地（通浦東、舟山、蘇北、山東）的門戶。

“五支四大”的領導人蔡群帆、林有璋，還有盛坤中隊長、周才榮（周明）區隊長、辦事處陳平主任親自在太平閘村發動群眾。他們先找村裏的副保長餘祥章（是餘柏靜的叔叔）、保長林有根等人做細致深入的思想工作。

餘祥章是太平閘村唯一的一個師範生，有文化，有愛國心，林有根雖然是範市資本家解恒泰的外甥，但為人比較正直，在村民中有威信。蔡教官（蔡群帆同誌對外稱教官）和林有璋大隊副，先說自己的部隊是專門打日本鬼子的。接著，以6月18日在相公殿抗擊日寇，擊斃擊傷日軍16名，鬼子棄屍而逃的事例，說明日軍並不是不可戰勝的。同時揭露日寇的暴行，從“八一三”在上海燒殺說起，到南京大屠殺，又講到在浙東的燒殺搶掠。蔡教官說：“抗日是全民族的事，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中國人做了亡國奴，就變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隸，所以蔣委員長說，抗戰一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之責。”

林有璋說到太平閘村子：“我看我們三北老百姓都是願意抗日的，相公殿一戰，老百姓為部隊帶路做後勤，還送大豆來慰勞，許多青年雇工，就跟著我們參了軍。現在我們太平閘的農民就是要組織起來，隻有組織起來，才能把抗戰進行到底，因為要打走日本鬼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持久抗戰。”

三、“這樣好的隊伍從來沒見過”

太平閘村的農民深受國民黨軍隊的欺壓，對拿槍當兵的沒有好印象，而且十分害怕。但是“五支四大”的實際行動，徹底改變了農民們的恐懼心理。

1941年7月，“五支四大”在深夜大雨中進駐太平閘村，他們看到餘柏靜家的草舍比較大，在門外輕輕敲門。餘柏靜的祖母從門縫中看到又是拿槍的，嚇得不敢開門。可是盛坤中隊長、周才榮區隊長還是輕輕地喊：“大媽，是我們，你不要怕。”態度和藹。餘大媽才開了門，一看戰士們已淋成落湯雞了，就趕忙準備燒水、倒茶。周才榮忙說：“大媽，我們自己來，自己會燒，就是用你們的柴草要稱一稱，我們付錢。”餘大媽聽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果然，部隊燒柴付錢，水缸裏的水用光了，又給水缸挑得滿滿的。晚上向農民借了竹簟，早上起來，把竹簟卷起，把地上收拾清爽，把院子內外打掃得幹幹淨淨。

農民們問部隊是幹什麼的？部隊戰士都回答：“我們是抗日的隊伍，不趕走日本鬼子，大家要遭殃，我們不能做亡國奴！”

有一次，有一個班戰士住在馮德傳同誌家裏，有一個戰士晚上拉肚子，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上海浦東人，生活習慣不同，因此把大便拉到草舍後的空的吃水缸裏。馮德傳的老爹看到後，有了意見，班長知道後，立刻批評戰士，而且向馮老爹道歉，發動全班把缸洗清，又把水挑滿。第二天一早，把睡過的竹簟卷起還掉，發現竹簟一角有些損壞，班長堅持要賠償，馮老爹執意不要賠，軍民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

太平閘農民常年以番薯幹和大豆雜糧充饑。馮德傳4歲的弟弟孟傳，當時正生病，看到部隊開飯時吃的白米飯，非常眼饞，戰士就每餐給孟傳盛白米飯吃。因此，太平閘的孩子們也和部隊親熱得很。過去看到部隊逃之唯恐不及，現在一看到部隊進村，就牽衣拉袖，跟著打轉。部隊有一段時間不來了，大家就十分想念：“三五支隊為啥還勿來？”

有時，部隊的幹部晚上起來查夜，把戰士們掀掉的被子蓋好。房東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互相議論：“三五支隊官兵平等，互相愛護，這樣好的部隊，從來沒見過。”

“五支四大”還經常在晚上，在村子的空地上宣傳抗日，教唱抗日歌曲，全村的青年、老人與部隊打成一片，親密無間，甚至連婦女、娃娃也去聽宣傳，學唱歌，軍民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大家一齊唱：

河裏的魚兒要用水來養，

抗日的軍隊要老百姓來幫；

軍隊打仗在前線，

老百姓幫忙在後方；

軍民大家一條心喲，

捍衛國土保家鄉。

部隊不但教太平閘村青年和姑娘們唱抗日歌曲，還聯係太平閘村佃農和雇農的生活生產情況，編唱了《雇工四季調》：

春季裏雨綿綿，

肩背鋤頭去翻田，

從早做到天墨黑，

苦呀苦，長工生活真可憐。

夏季裏熱難擋，

刮子削花忙又忙，

全身皮膚曬起泡，

苦呀苦，長工不如牛和馬。

秋季裏秋風涼，

雪白棉花收滿倉，

做得發汗沒氣力，

苦呀苦，東家吃米我吃糠。

冬季裏雪花飛，

辛辛苦苦做一年，

兩手空空歸家來，

苦呀苦，早上無米夜無被。

雇工們快起來，

快快參加三五支隊，

打倒日本狗強盜，

安居樂業好種田。

抗日宣傳提高了農民的愛國主義覺悟和革命覺悟，太平閘村的農民把部隊當成了自己的知心人，遇到問題，都來找部隊商量。

四、抗糧（蠶豆）鬥爭給太平閘村農民以實惠

太平閘村屬範市鎮管轄，1941年7月20日左右，國民黨的範市鄉公所下文通知，每畝土地要征收蠶豆20斤，限10天內繳齊。

林有根和餘祥章一接到鄉公所通知，犯了難。繳了糧（豆），就要餓肚皮，不繳又沒有辦法。太平閘村村民都是以蠶豆做主糧的，有的戶要交100多斤，有的要交200多斤蠶豆，今後日子怎麼過呀？全村都人心惶惶，正好，“五支四大”部隊又來到太平閘村。

餘祥章和林有根去找蔡教官和林大隊副商量。“奸商囤糧居奇，我們太平閘以豆代糧，繳了出去，全村就要餓肚皮，請部隊領導支持。”

餘祥章說：“國民黨一聽說日本人來了，就逃了，他們收了糧去有什麼用？”

林有根說：“這鄉公所收了糧去，還不是揩油分了。”

蔡、林兩位部隊領導很同情太平閘村農民的處境，但也感到為難，最後經反複商量，表示：“我們不便公開出麵交涉。我們給你們出個主意。”

蔡教官說：“怎麼做到不繳，我看隻有采用磨和拖的辦法。”

林大隊副則具體地說：“待鄉公所來人那天，你們太平閘村裏的男人都下田去，請村裏能說會道的婦女出麵，還要弄一批小孩子哭叫，用磨的辦法，使鄉公所收不到一斤蠶豆。”

部隊出了主意後，當晚即流動到別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範市鄉公所事務員範紹基從範市帶著幾個征糧人員背著大秤，撐著兩艘大船來到太平閘。船一靠岸，就是保長林有根的家，範紹基問：“保長林有根在嗎？”家屬回答：“下地勞動去了。”這時，以蔡阿月為首的十幾個婦女圍了上來，說：“我們這裏沒有白米飯吃，蠶豆是當飯吃的，今年收成不好，自己也吃不飽，繳了後全村要餓肚皮了。”這時一大批小孩子，哭的哭，叫的叫，說：“媽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其他婦女也說：“保長又不在，男人們下地去了，我們婦女不管事，挑也挑不動。”在這爭吵之間又磨又拖，等了半天時間，征糧人員找不到男人，得不到一顆豆。又聽說有一支部隊在太平閘村附近活動，隻得悻悻而去。抗糧鬥爭取得勝利，使太平閘農民得到實惠，幾乎每戶人家都有200~300斤蠶豆留下，太平閘農民因此與部隊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也提高了鬥爭的信心。

五、一把筷子難折斷，組織起村弟兄會

抗糧鬥爭的勝利，鼓舞了太平閘村的農民。1941年8月，“五支四大”和辦事處同誌，根據當時形勢和上級指示，要在浙東敵後建立根據地，為此，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放手發動群眾，建立各種抗日群眾組織。一天晚上，部隊總辦事處主任陳平從古窯浦來太平閘開會做報告，地點是在塘南王靜萬家門口空地上，他拿來一把筷子放在桌上，大家感到很奇怪。

陳平先揭露日寇暴行，又講到相公殿戰鬥和全民抗戰的意義，他講得很生動，而且可以由村民提問。有的村民問：“抗日是要抗的，可是我們沒有槍啊，怎麼抗日？！”陳平回答：“抗日也不是每個人都拿槍上前線打日本，送情報，送軍糧，抬傷員，做軍鞋，也都是抗日的具體行動。”村民又提出：“老百姓一家一戶有啥力量？！”陳平就拿出一雙筷子，用手一折，就折斷了。他又把一束筷子，用兩手折，折來折去折不斷。然後他說：“大家看到了吧，一雙筷子可折斷了，一束筷子就折不斷，這是為什麼，這就是人多力量大，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像一束筷子一樣抱在一起，就再也折不斷了。”村民們大家都笑了：“這道理很清楚，陳主任你說怎麼辦吧？”

這時，餘祥章和林有根說了：“人家古窯浦已經成立了抗日弟兄會，男的凡是18歲以上，50歲以下的都可參加弟兄會。”陳平見時機成熟，說：“古窯浦村已經成立了弟兄會，我們太平閘村可以成立分會，大家可以自願報名，隻要讚成抗日，擁護抗日的，18歲以上的都可參加，可以根據住的地段分成幾個大組，大組下麵再分個小組，選出分會長和副會長、大組長和小組長。”

於是大家報名，有的一家四兄弟都報了名，有的父子報了名，一共有150多人報名參加弟兄會。弟兄會的會長餘祥章，副會長林有根，根據地段，分成閘西、塘後、塘南等4個大組，大組長為戚瑞林、陳協生、陸堯貴、史永康。大組下又設各個小組，選舉出小組長。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是積極分子，沈宏康被選舉為陳協生大組中的小組長。組織起來後，每天晚上以組為單位經常活動，作用很大。

這是太平閘村在抗日時期，在黨和部隊幫助下建立的第一個群眾性抗日群眾組織。為什麼用弟兄會這樣一個名稱？據部隊同誌後來說起，這是因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利用三北民間這種形式，既能團結大多數，又不會過於暴露。弟兄會這種抗日群眾組織把分散的小農團結起來彙集到抗日洪流中去了。

六、減租減息，成立農會

1942年7月，浙東區黨委成立後，各級黨委相繼成立，地方黨開始進入太平閘村發動群眾。是年秋，為了徹底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減輕農民經濟負擔，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政治地位和抗日熱情，中共慈鎮縣委選擇龍山區範市鎮為點。龍山區委分析：範市鎮出租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範市宗祠族長、柱首手中，鎮長範道倫是政治代表。“減租減息”鬥爭如果在這裏打開缺口，全鄉以至龍山全區“減租減息”就可比較順利地進行。而範市鎮的太平閘村，大多是貧雇農，也有工作基礎，群眾覺悟高，鬥誌強，還有群眾骨幹。就以太平閘村為重點村，以他們為先鋒，聯合全鄉各村佃農，提出減租減息要求。

減租減息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廣泛宣傳、深入發動階段。當時，通過鎮海縣江北辦事處副主任李長來（共產黨員，中共慈鎮縣工委委員）派出了以鎮海縣農會輔導隊名義的工作隊，開展“二五”減租鬥爭，隊長是王傑三（後來黨內職務是龍山區委書記），隊員有陸子奇、蔣震虹、於承懷等（都是共產黨員）。輔導隊廣泛宣傳“二五”減租的意義和目的，業主要減租減息，佃農要繳租繳息，目標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家衛國。陸子奇同誌還通俗地給農民講：土地不是地主帶來的，太平閘村土地是我們農民一鋤頭、一鋤頭開墾出來的。農民們聽了後，越想越對，覺得他們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為勞動人民著想。在此基礎上組織了農會，戚瑞林為村農會會長。

另一方麵在範市鎮專門召開了業主代表會議，進行教育，著重指出減租減息既保護農民利益，也有利於業主，農民也要繳租繳息，目的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在廣泛宣傳，深入發動的基礎上進入第二階段，選出佃、業雙方代表加上政府代表進一步統一思想，看花估產，民主協商，確定“雙減”方案。全鄉減租減息有三次大會，在王家路順聖廟開的。第一次大會主要統一“二五”減租的重要性認識，有業主和佃農、政府三方麵代表參加，100多人。“北辦”李長來副主任講抗日形勢，全民抗日、持久抗戰和減租減息的關係，提出了業主要減租減息，不減租減息，農民飯吃不飽，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糧食種不上來，軍糧繳不出來，日本鬼子趕不跑，地主財產也保不牢。農民也要在減租減息後交租交息，聯合業主一起抗日救國。李長來同誌的話通俗易懂，句句講到農民代表的心裏。

第二次也是在順聖廟，也是這些代表，太平閘村戚瑞林、沈宏康、岑祥紀、岑加表等去了。業主和佃農在同意減租減息基礎上，研究怎麼減？要根據年成減，什麼年成就要踏畈估產。第三次仍舊在順聖廟，研究如何分等級定政策，鬥爭開始尖銳起來，最後也達成協議。但範市以範爾君、範道倫為代表的業主，認為這樣做“吃了大虧”，不肯執行協議。因此區委發動以太平閘村農會為主，全鄉各村農會助威，去範市要業主執行協議。10月25日出現了一場鬥爭高潮。

第三階段，通過鬥爭，雙方執行“雙減”協議。10月25日（農曆九月十六日），太平閘村農會聯係全鄉各村佃農，到範市大祠堂向業主提出要執行減租減息協議。範市族長範爾君串同鎮長範道倫，打鑼聚眾，大開祠堂門（開祠堂門是一件大事），煽動說：“外姓人要造反，欺阿拉範家人，要把外姓人抓起來！”當時目標對準太平閘村農會。雙方對峙，千鈞一發，農會輔導隊隊長王傑三跳上長凳大喝一聲：“我代表政府，誰敢煽動宗族勢力，挑起械鬥，誰負責。”佃農在農會輔導隊隊長王傑三等支持下，盡量克製，加上減租也有利於範姓佃農，未釀成事端。王傑三又說：“雙方派代表到龍山區署去，由政府仲裁。”太平閘農會代表戚瑞林和沈宏康、岑祥紀、岑加表去了莊黃四維堂區署，與此同時我黨掌握的鎮海縣江北辦事處、龍山區署聞訊後，也傳了鎮長範道倫，範不肯走也走不動，就用腳劃船把他送到區署。在龍山區署，沈宏康等農會代表親眼目睹戚銘渠區長（中共黨員）嚴厲訓斥範道倫，說他“破壞減租減息，就是破壞抗日”。範道倫被迫承認錯誤，同意按協議減租減息。晚上戚銘渠又與戚瑞林、沈宏康等促膝談心，肯定這次減租減息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取得勝利是正確的。沈宏康等深感李長來、戚銘渠等支持農民，站在農民一邊。農民取得了經濟鬥爭的勝利，鎮長範道倫又下了台，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再加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每戶農民減租幾十元到百餘元，大大提高了生產和抗日的積極性。太平閘農民揚眉吐氣，農會隊伍迅速壯大。在太平閘組織農會的同時，在8月份首先發展了戚瑞林、茹嶽忠兩人入黨，離太平閘五裏路的新塘村又發展了吳紹田入黨，建立了黨小組，戚瑞林為黨小組長。10月，陸子奇又發展了沈宏康入黨。

七、在鬥爭中建立黨支部，太平閘村有了領導核心

1942年初冬，部隊三北總辦事處，龍山區委聯合決定培訓民兵骨幹，對外稱冬防訓練，選派太平閘村的沈宏康、馮德傳、岑祥紀、岑銀康、胡永仙5人去三北總辦警衛中隊培訓一個月，隨部隊行動，學政、學軍，並一起行軍，參加戰鬥。他們在部隊中聽課，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育，也有誰養活誰的階級教育。呂指導員講：共產黨現在的最低綱領是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最高綱領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但又說：“我們不是共產黨”，大家感到很新奇，但又深信三五支隊一定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也隻有共產黨領導才有這樣的軍隊。指導員這樣說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們完全軍事化，跟隨部隊編入各班（還有其他村培訓的），在慈北、姚北和山區行軍、宿營、站崗、放哨。

一個月的軍政訓練，培訓了三北各地一大批抗日骨幹，也使太平閘村農民得益匪淺。通過抗糧鬥爭、減租減息和冬防培訓，提高了太平閘村積極分子的素質，龍山區委決定在太平閘村建立黨支部。

1942年10月25日之後，負責建黨的陸子奇，根據龍山區委的指示，找沈宏康談了在太平閘村建立黨支都的問題。她說太平閘村原有3名黨員，除戚瑞林外，一名因經濟上犯有嚴重錯誤已除名，一名在鬥爭中自動要求脫黨，現在區委要在太平閘村建立黨支部，她與沈宏康商議，要積極慎重秘密發展岑祥紀、岑水榮、馮德傳、岑銀康等入黨。

太平閘村黨支部經區委批準在1943年初成立，支部書記沈宏康後兼鋤奸組長，組織委員馮德傳，宣傳委員岑銀康。於同年春天還舉行一次入黨宣誓儀式，對太平閘村黨員進行一次黨性教育。

一天傍晚，沈宏康鄭重地分別告訴馮德傳等黨員：今晚10時去他家開會，並要大家絕對保密，準時到會。那天晚上一片漆黑，而且還下著毛毛細雨。9點半左右，馮德傳悄悄離開家去太平閘塘南沈宏康家，距沈家10米外，突然看到有個黑影，馮德傳正要問是誰時，對方輕聲叫“德傳，你來了”。馮德傳一聽是沈宏康父親，便喊了聲“長福伯”。沈父說：“宏康為了今晚開會安全，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並說“人都到齊了，上級領導也來了，快去。”馮德傳跨進那間狹小草舍，隻見桌上點著一盞煤油燈，牆壁上“入黨宣誓儀式”幾個字特別醒目，正中還掛著一麵紅旗，紅旗中鐮刀和錘子閃閃發光。沈宏康介紹了區委書記王傑三，還有區委組織委員鍾家林等領導。王傑三親自主持入黨宣誓儀式。他說：“今天晚上太平閘支部全體黨員舉行入黨宣誓儀式。”他指著壁上的黨旗說：“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黨旗，她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考驗，是無數革命先烈的生命換來的……從今天起，我們每個黨員的一切，包括生命，已不僅僅是屬於個人的了，而是屬於黨，屬於人民了。”參加入黨宣誓儀式的黨員有沈宏康、岑祥紀、戚瑞林、岑水榮、馮德傳、岑銀康、蔡大友7人。黨支部成立後接著又發展了餘柏靜（女）、姚春堂、岑雲鈿、餘祥新等入黨。

當時發展黨員都堅持積極、慎重的方針，先由支部個別談話，然後由區委派同誌考察。餘柏靜入黨的過程，就是先由沈宏康找餘柏靜個別談話。沈問：“三五支隊好不好？”餘答：“好。”“三五支隊誰領導？”“不知道。”“三五支隊是共產黨領導。你要入黨嗎？”“到哪裏去找這樣好的黨？”“我找到後，給你講。”1943年3月，由區委派來陳英民對餘柏靜進行談話考察後就填寫入黨誌願書，入黨介紹人沈宏康，並且告訴餘柏靜，要保密，給日本鬼子知道要殺頭。餘柏靜回答：“我不講出，誰會知道。”因為照顧到當時農村裏的習慣，對餘柏靜采取由支書個別聯係方式，一般不叫她參加支部大會活動。

太平閘村在抗日戰爭中一共發展了15個黨員，除了上述黨員外，後來在小施山村（10戶小村）又發展了任增貴、陳其昌等（因工作關係由太平閘村統一領導）。

黨支部建立後，沈宏康又奉命參加了中共慈鎮縣委在屏山寺舉辦的為期一周的黨支部書記訓練班。沈宏康後來參加龍山區委為區委候補委員。為了提高黨員覺悟，中共慈鎮縣委組織部長田井親自在太平閘辦了“黨訓班”，進行了比較係統的黨的基本知識和形勢、任務、方針、政策教育，第一期即以太平閘村黨員為主，第二期擴大到龍山區各鄉黨員，集中到太平閘村受訓。

黨支部建立後，一方麵如上所述加強了黨的自身建設，不斷積極慎重發展黨員，加強對黨員的係統教育，一方麵也加強了對民兵婦女等群眾組織的領導，保證民兵和婦女們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八、民兵配合部隊抗日

自1943年初冬，派了5名農民跟隨三北總辦警衛中隊訓練後，又選派另外10名青年農民去龍山自衛隊培訓，為期10天。開始隻稱“冬防隊”，1943年11月，正式成立了民兵隊，提出“保家衛國”的口號，隊長林有根，副隊長史永康。1943年秋，黨支部以民兵為骨幹，先發動全村18~50歲青壯年農民到虞洽卿辦的三北輪船公司的龍山碼頭挖鐵軌（當時有小火車），大家熱情高漲，不但挖起了全部鐵軌，還把廢棄在碼頭的火車底盤抬來支援部隊造手榴彈。

1944年5月，黨支部得悉有4名特務攜槍在淞浦活動，即報告了“小海大”，配合部隊捉住3人，當場擊斃1人。

1944年秋，“偽中警”搶了三北農民6船花皮，每船約1000市斤，被我部隊截擊後奪回。6條船的花皮集中在石湫頭，太平閘黨支部又以民兵為骨幹，帶動青壯年農民，把6船棉花運回，裝上海船，下麵放的是廢鐵，上麵蓋著棉花，運往山東膠東解放區。

1945年初，太平閘黨支部派出10餘名黨員和積極分子，攜帶鋼鋸和肥皂到三七市石埠村參加鋸鐵軌的工作。他們把當地群眾從甬（寧波）曹（娥）鐵路挖來的鐵軌一鋸為四。然後與慈西區群眾翻山運抵宓家埭石湫頭，再由慈北、龍山區群眾一起運到淞浦下船裝到膠東解放區製造手榴彈、地雷。

1945年4月7日早晨，太平閘村黨支部接到情報，“偽中警團”7名偽兵攜帶武器彈藥，到淞浦口搶劫商船，準備落海為匪。支部立即開了個簡短的支委會。作了決定：一是速派人去海防大隊送情報，請他們協同作戰；二是緊急動員全村30幾位民兵，從中抽出8名精幹的民兵各帶一枚手榴彈直奔淞浦口。

臨時組成的戰鬥隊伍由民兵隊長岑祥紀率領，埋伏在包底塘南麵觀察敵情，隻見淞浦口泊著10艘左右商船，其中一隻“大沙飛”停泊在海塗上。民兵一時摸不清敵人到底在那隻船上，於是派民兵岑雲鈿、楊如漲假裝是漁民在海塗上捉蟶子，繞著船隻進行偵察。摸清了確有7名偽軍攜帶“三八”機槍1挺、步槍6支窩踞在“大沙飛”上。

“大沙飛”商船是三五支隊來往於蘇北根據地運送抗日物資的船隻。偽軍在此船上，說明此船已被劫持。時間刻不容緩，眼看潮水開始漲上淞浦口，擱在海塗上的“大沙飛”，已經被潮水晃動，過不多久，船上的偽軍就會駕起“大沙飛”逃遁，可是海防大隊還未趕到，不能再等了，30名民兵集中到淞浦口的另一隻商船上，扯起風篷，裝出追擊敵人的樣子。敵人果然起了恐慌，垂死掙紮，向民兵打了一陣子機槍。因為船隻顛簸，沒有傷著民兵一根毫毛。敵人掃過機槍之後，丟掉了船上的10多箱肥皂，以減輕載重量，扯起篷帆慌忙向西北方向逃竄。正當民兵心急如焚時，勇敢善戰的“小海大”在何育芳排長率領下，猶如猛虎下山，直插淞浦口。雙方會合後，“小海大”為主攻，乘1隻商船，再用3隻商船各乘10名民兵尾隨主攻船追擊，其餘商船也都出動隨後助威。我們的船隊排成八字形直逼“大沙飛”，何排長命令戰士用老套筒步槍排射，敵人因船大裝載重，船速緩慢，待我們追擊到海黃山背後的海麵上時，“大沙飛”就被我們包圍了。那7名偽軍迫於我們的火力和強大的政治攻勢，隻好乖乖地揚起白毛巾，舉手投降了。何排長和戰士們未待船隻靠攏，一個箭步跨上“大沙飛”，幹淨、利落地俘虜了這批偽軍，並繳獲“三八”式機槍1挺、步槍6支、子彈300多發。最後部隊獎勵太平閘村參戰民兵每人1件汗背心。

1943年冬天，根據龍山區委的決定，調沈宏康去三北自衛總隊訓練一個月。

從1942年到1945年，從膠東、蘇北、浦東運來大批物資和武器彈藥，如花生油、藥品、紙張、牙粉、肥皂、子彈、重機槍、大批榴彈等。太平閘村黨支部以民兵為骨幹，青壯年農民參加，一起卸貨、搬運，完全是義務性的勞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太平閘黨支部又由岑祥紀、馮德傳帶領幾十個民兵，到掌起橋陳家，配合觀城區民兵圍攻偽軍周光華大隊，後在三北特務營進攻下，迫使周光華大隊全部投降。

九、共產黨和抗日政府關心太平閘村，辦起了第一所小學

太平閘村作為抗日根據地，得到了上級黨和抗日政府的關心和支持。在1943年春，辦起了第一所學校。

太平閘村從來沒有一所學校，餘祥章先生曾在家裏臨時教過十六七個孩子。兒童和成人大多不識字，文盲占相當大比例。中共慈鎮縣委和龍山區委為了提高太平閘兒童和農民的文化，進一步提高農民的覺悟，撥出一批毛竹，由太平閘農民義務勞動，搭校舍，並派了共產黨員李偀民（李長來的妹妹）、餘毓秀、李炯先後來校執教。她們的生活費都由政府按月發給。

太平閘村黨支部發動黨員和全村農民先去海邊割茅草和蘆柴，搓草繩，數天之內就割了6000多斤茅草和大批蘆柴，架起了一間占地70平方的教室，用蘆柴作牆，用茅草覆蓋作屋頂，每戶又自動搬來了桌、凳為課桌。李偀民、餘毓秀等教師白天教兒童，有30多個10歲上下的孩子可以不繳學費上學，餘柏靜年齡雖然較大也上了學，她的妹妹利靜也上了學。晚上又辦成人識字班，馮德傳、岑祥紀等數十個農民也來學文化。

教師自編課本，如根據三北地方特產和抗日形勢編成快板式的句子：鎮北、慈北和姚北總名叫三北／三北地方真正好／出豆出棉出水稻／楊梅李子水蜜桃／庵東食鹽木佬佬／抗日勝利在眼前／人民生活好改善／今年任務比去年急／種田更加要努力。這樣既能識字，又能受到曆史、地理和形勢教育。老師也教唱抗日歌曲，如《軍民合作抗日歌》《長城謠》等等。這所小學校不但實施義務教育，而且實施革命教育，不但成為識字學知識的場所，而且成為村裏的文化娛樂中心，成為政治學習的中心。

1944年8月間，一場台風，吹倒了太平閘百分之三十草舍，太平閘小學也被吹倒，龍山區抗日民主政府又撥了3萬斤毛竹，幫助受災農民重建家園，鼓舞農民生產自救的信心，小學校舍也重新修複。

特別要提到的是，1945年初夏，當“偽中警”突然竄入太平閘村時，女教師餘毓秀同誌和村民一起逃到海邊塘外，偽軍發覺餘毓秀同誌身上有鋼筆，而且很有訓練，把餘老師抓走。作為校董的餘祥榮，親自去“偽中警”營部保釋，偽軍營長對餘祥榮威脅說：“這個女先生是三五支隊，你保她是要殺頭的。”餘祥榮毫無懼色地說：“這個女先生是我請來的老師，我以身家性命擔保。”使餘毓秀同誌得以安全脫險。

十、發動婦女搞生產，掙脫封建束縛

1943年春，黨和抗日政府宣傳貫徹南泥灣精神，在保證海塘安全的情況下，號召在太平閘村內塘可以開荒生產，農民們一共開墾了幾十畝荒地，種植了毛豆、玉米等。

1943年春，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又在太平閘村正式建立了婦女會。婦女們也唱出了“家有姐和妹，組織婦女會，做鞋子做襪子，慰勞三五支隊。為什麼慰勞三五支隊？因為三五支隊愛國愛人民，保衛家鄉……”幾乎把全村婦女組織起來，會長蔣彩玲（上海回鄉工人），副會長華鳳仙，還有蔡阿月。在該村傳唱開：“太平閘婦女有力量，蔣彩玲、華鳳仙做會長，支援抗日有力量。”婦女會成立以後，黨和抗日政府不但組織婦女生產，進行抗日擁軍活動，而且還支持婦女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她們首先養了綿羊。婦女們去割羊草，輪流放牧，增加了收入，又提高了社會地位。她們還自己編一首歌謠，相互傳唱：“太平閘村婦女力量強，養起一群老綿羊，南泥灣精神大發揚，支援抗日打勝仗，婦女姐妹喜洋洋。”婦女們通過參加各種抗日活動，政治覺悟有了提高，她們也有掙脫封建束縛的要求。黨員餘柏靜的祖母為她訂了婚，男家是上海水果店小開，經濟比較富裕。餘柏靜堅決反對包辦婚姻，而且覺得一嫁到上海去，就離開了三五支隊，就脫離了抗日，就沒有了政治前途。但祖母認為女兒婚事應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意孤行，訂了婚約。餘柏靜就向黨支部彙報，由黨支部向區委彙報，安排她離家出走，去四明山，後分配在浙東行政公署工作。餘柏靜抗婚，成為村中新聞，支持了一批婦女的婚姻自主，如葉亞素，她媽原來也要為她定親，她堅決不同意，她媽終於作罷。

當時農村生活困難，父母養不起女兒，往往在她們未發育成熟時就把她們嫁出去，做童養媳，受到男方欺淩。這些可憐的女孩子痛苦不堪，向婦女會申訴，在黨支部的支持下，婦女會敢於為她們撐腰。有一位才15歲名叫沈阿英的女孩子，解除了婚約，感到非常高興，可是又為其父母養不起她而痛哭流涕，婦女會蔣彩玲就向駐在村裏的後方醫院領導請求，讓沈阿英在後方醫院燒飯。這樣，不但解決了她的生活問題，還把女孩子領上了革命道路。

十一、婦女們做軍鞋、做軍衣，擁政、擁軍

三五支隊和機關（部隊辦事處、稅卡、工商管理局、膠東辦事處等）、後方醫院經常在太平閘駐紮，軍政幹部，如三北軍分會書記後為海防大隊政委的呂炳奎、海防大隊大隊長張大鵬、浙東工商局的王博平也經常住在這裏，幹部、部隊與群眾心連心，建立了魚水之情。婦女們隻要一聽部隊來了，就自動為部隊燒水、燒飯，安排住處。為後方醫院傷病員洗血衣、喂茶、喂飯。大魚山島戰鬥後，送回來近10個傷員，他們就在太平閘村養傷，婦女們進行護理，初愈後送往四明山。為什麼婦女們會這樣做？因為她們不會忘記抗糧和減租減息給他們帶來的好處，更忘不了黨和政府為他們辦起了一所學校，特別是1944年秋的一場台風，又是政府幫助他們重建家園，鼓舞他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一件件、一樁樁感人肺腑的好處，教育了太平閘村的婦女和農民，他們更加熱愛部隊和幹部。

太平閘這樣小的一個村子，在1943年到1945年的兩年時間，一共做了三批軍鞋約800雙，兩批送往四明山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司令部，最後一批送給海防大隊。婦女會長蔣彩玲說出大家心裏話。她說：“打遊擊戰就是要跑路，要做到不讓戰士赤腳跑路，就要多做軍鞋。三五支隊要去打田胡子（田岫山），田胡子的堡壘外圍布滿竹釘，如果同誌們不穿布鞋穿草鞋，腳就要被竹釘戳進，就不能打勝仗了。所以我們做軍鞋像上前線打敵人一樣重要。”她們常常自己找舊布、衝糨糊、背布粕、納鞋底，在昏暗的菜油燈下挑燈夜戰。她們也縫製軍衣，布料是辦事處發下來的，她們裁剪的裁剪，縫製的縫製，為部隊趕製了一批又一批的軍衣。

1943年海防大隊幹部周才榮（周明），因病在葉浩昌家休養達兩三個月，浩昌全家對周明進行細致照顧，使周明感到像回到家裏一樣。浩昌嫂不但悉心護理，還想方設法給周明吃棗子湯、蓮心湯，這在當時是難得的補品。所以周明的病很快好了，重返部隊。1944年周明在庵東附近海上被日軍逮捕，他說自己是跑單幫的。日軍把周明從庵東解往餘姚，再押到寧波憲兵司令部，海防大隊大隊長張大鵬得悉情況後，要太平閘浩昌爸爸鬆元老伯去寧波，以親戚名義保釋。葉老伯二話沒說，就通過龍山華鴻章關係去寧波，再通過關係把周明保出來。1944年的一天，偽“中警團”來太平閘村“清鄉”，三五支隊的高郎主任正好在太平閘。高主任雙眼高度近視，和一個小姑娘餘利靜（柏靜妹妹，8歲）一起向海邊逃去。小姑娘很聰明，叫高主任快把眼鏡藏起來，高郎又把錢塞給小姑娘，小姑娘把錢塞在泥塗的蟹洞裏，上麵蓋上草。偽軍追趕上來盤問，這個小姑娘突然抱住高主任的大腿說：“阿爸，我要回家去喝茶。”高主任乘機拉起小姑娘的手說：“好，我們回家去喝吧。”偽軍以為是當地人，高主任就這樣脫了險。慈北征收處主任葉伍，他晚上工作，白天在太平閘孫如衝家休息。當偽軍來搜查時，孫如衝家屬叫醒他，要他趕快躲避。他慌忙起身，穿著長衫，包起稅款出去，迎麵碰到一個農民。農民說：“你這樣打扮，目標太大，請把長衫脫下來，把稅款交給我代為保管。”並把笠帽、刮子交給他，叫他扮著農民到棉地去削草。偽軍一走，那位農民馬上把長衫和稅款交還了他。有一晚，海防大隊準備來太平閘宿營，正好碰到偽軍，夜裏天黑，又不熟悉路徑，正在為難時，一個農民自告奮勇為海防大隊帶路，把部隊轉移到潘嶴宿夜。

太平閘群眾支援部隊，掩護幹部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十二、青年男女踴躍參軍、參幹

1944年10月，中共三北地委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區鄉幹部訓練班，由三北地委宣傳部長謝飛主持，沈宏康被選調去學習。他在學習結束後正式脫產，並由鎮海縣委調到沿山區委任組織委員，太平閘村黨支部書記由岑水榮接任。

抗戰期間，太平閘脫產參軍、參幹的青年男女有22人，大部分在各個崗位上發揮骨幹作用，犧牲的4人，具體名單如下：

陳其昌；1942年參加海防大隊，1947年在慈鎮縣武工隊時犧牲於太平閘。

胡清生：1942年參軍，東蔡戰鬥中犧牲。

高茂榮：1943年參軍，在龍山自衛中隊當炊事員。

尚年雲：參加姚海自衛隊，在戰鬥中犧牲。

龔阿照：1943年參加海防大隊。

桑阿衛：1944年參加海防大隊辦事處為交通員。

徐福根：海防大隊辦事處通訊員。

岑紀嶽：海防大隊辦事處通訊員。

戎小毛：海防大隊通訊員。

陳堯暉：參加三北總辦事處工作。

胡炎堯：參加龍山區自衛隊

岑祥紀：1945年隨軍北撤。

戚瑞林：1945年隨軍北撤。

餘柏靜：女，1944年脫產。

翁玉英：女，1945年1月，參加工商管理局任炊事員。

沈阿英：女，參加部隊後方醫院燒飯。

王阿能：1943年參加慈姚一中，1948年在“頑強”部隊，於陸埠戰鬥中負傷，不幸犧牲。

葉亞素：女，1944年參加四明山被服廠工作。

張炎水：1942年上半年參加海防大隊，1943年因患嚴重氣管炎，部隊動員其回家。

黃昌炳：1943年參加海防大隊，半年後因家境困難，兩個弟弟討飯求生，部隊安排回家生產。

史小康：1944年參加海防大隊，北撤到奉賢後離隊。

沈宏康：1944年脫產。

十三、從抗戰勝利到新四軍北撤

1945年6月，當時抗戰勝利在望，在三北也是這樣，日軍已經龜縮到寧波、慈溪等城市中去，偽軍也大部退到小城鎮據點內，我軍進入了大反攻的階段。

龍山區委的許梅生同誌到了太平閘村，在一天晚上，於野外召開支部大會，提出為適應新的形勢需要，由馮德傳、姚春棠為太平閘村正、副保長，黨內先統一思想，由黨支部提名，通過村民大會選舉產生。這個提議，得到全體黨員通過，並作出決議，第二天晚上在小學校裏召開村民大會，正式選舉了馮德傳、姚春棠為正、副保長。

8月15日，抗戰勝利消息傳來，太平閘村農民興高采烈。誰知，過了一個月左右，9月下旬，黨支部接到龍山區委的通知，要所有黨員到莊黃四維堂參加緊急會議，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區委書記王傑三宣布“為了照顧大局，為了和平，上級命令浙東新四軍和所有幹部北撤”。他說：“麵目已經暴露的同誌要轉移，麵目尚未暴露的可以留下。今後白色恐怖肯定要嚴重了，黨活動要轉入地下，決定黨員個別活動，但我們要保持黨的旗幟，以後會派人來聯絡。”

支部決定活動暫時停止，黨員之間用結拜兄弟形式聯絡，團結在一起；祥紀幾個人積極搞船，準備送部隊北撤。

大概是10月初，運來了24個傷員，部隊還撥下4000斤大米，作為傷員養傷之用。說是五支隊在周巷時，國民黨頑固派聯絡偽軍突然包圍，企圖阻撓新四軍北撤。五支隊被迫自衛，俘虜頑軍200餘人槍，但是我們戰士也傷亡了不少。太平閘村群眾眼看新四軍在浙東浴血奮戰4年，隊伍從小到大，想不到抗戰勝利，遠在內地躲著不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反而來進攻新四軍。黨支部和鄉親們悉心護理傷員，有5位重傷員不幸犧牲了，馮德傳等就把烈士掩埋好。這時國民黨範市鄉公所已經恢複了，鄉隊副張達已經放出空氣，要到太平閘村來搜查。黨支部就立即把19個輕傷員抬到海邊閘屋內養傷。最後，大部分輕傷員痊愈，當時主力已撤走了，祥紀也隨最後一條船北撤了。馮德傳、岑水榮等商議讓這些輕傷員疏散到他們的老家和別地，每人發400斤大米，用船悄悄運走。

1945年11月，傷員都轉移了。有一天，突然從觀城方向來了兩個便衣，一個穿長衫，一個穿芝麻布短大衣，一找到馮德傳，不分青紅皂白，拔出手槍抵住胸口，另一個用手銬銬住德傳，押到古窯浦方向去。一路上又踢又打，問：“教書的女先生是不是三五支隊？”“三五支隊在太平閘藏著什麼東西？”馮德傳推說不知道。柏靜的爹餘祥榮跟著到古窯浦，找到民主人士虞家芝。虞出麵請兩個家夥吃飯、談判。這兩個家夥要勒索480斤花皮。餘祥榮回村商量，全村黨員、民兵32人，你出5斤，他出10斤，湊齊了480斤花皮的錢，最後把馮德傳保釋回來，因為大家認為這不是馮德傳個人之事，而是有關全村安全之事，要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範市鄉鄉隊副張達來到太平閘。他看到新四軍部隊和幹部都走了，就住在葉浩昌家。張達說：“上麵規定，凡參加過奸黨奸匪民兵的都要登記自首。”馮德傳和岑水榮都說：“我們太平閘村民兵是沒有的，隻有民夫。”張達又問：“三五支隊把槍藏在什麼地方？”村民們眾口一詞地說：“槍，新四軍全帶走了。”張達又查問：“沈宏康到哪裏去了？”而且把沈宏康的老爹叫來審問。沈老爹回答：“這個兒子不是我自己親生的，是我老婆帶來的。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來過太平閘，也不知道他在哪裏？”其實這個口徑是黨支部一起商議好的。大家也說：“他這個兒子不是他親生的，到哪裏去找我們也不知道。”實際上，沈宏康接受隱蔽任務堅持在莊市後，曾經到過家裏向父母告別。而且餘柏靜也從四明山回來，住在家裏，她也是奉命留下的。可是村民們保守秘密，從不泄露。

太平閘村，抗戰開始時隻有70戶人家，抗戰勝利時也不過94戶，解放時達到156戶，現在有1041戶。剛解放時，太平閘沒有一間瓦房，現在1041戶，家家戶戶都住上瓦房，有的還是小洋房，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情況變化更大。太平閘村居民過去常年飲用鹹水、髒水，現在全村戶戶都飲用自來水；而且村裏還裝上程控電話、閉路電視；村裏過去全部是泥路，一下雨汙泥滿足，不堪行走，現在從範市到太平閘有一條5公裏的公路。還有一條從滸山到寧波的公路，從北到南在村中穿過，再也不用走泥濘路了。

太平閘村的經濟與橫向比較，雖然還排不上前列，但是從本村縱向來比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94年全村鄉、鎮、村辦企業和個體小工廠一共有28家，產值共計530萬元，年人均收入10年前不過600元左右，現在達到1557元。太平閘村人民不忘先烈功績，在村裏建立了王阿能、陳其昌兩烈士碑亭，譚啟龍和邢子陶同誌還為碑亭題了字。值此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緬懷先烈和先輩，展望將來，心潮澎湃，是為此文，以誌紀念。

（選自《浙東抗戰與敵後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四卷）

{1}沈宏康：離休前曾任中共寧波地委副書記、寧波專員公署專員；岑祥紀：曾任餘姚市政協副主席，已離休；馮德傳：曾任慈溪第一棉紡廠黨委副書記兼廠長，已離休；岑水榮：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曾任太平閘村黨支部書記；餘柏靜：上海新華書店離休幹部。

關於龍山區黨的秘密係統的一些情況

周明　胡章生　趙平

1942年12月15日，浙東第一次反頑自衛戰爭勝利結束，當天浙東區黨委發出了“關於三北地委建立雙重組織”指示，提出要加強黨的秘密工作，建立黨的秘密係統。

根據區黨委的指示，三北地委決定抽調周明擔任三北地區“秘係”特派員，餘先、胡章生、李默君（不久調趙平）分別擔任餘上、慈姚、慈鎮縣特派員。下麵再根據需要與可能，選派若幹區一級負責人。“秘係”黨組織分布在西至百官、東到寧波的城鎮點線及其附近。

在慈鎮縣，鎮北以範市為中心設立秘密據點，從百官調來馬平為區負責人，在範市鎮上藥鋪中有一個黨小組，黨員有岑鴻章（組長）、沈星德、楊祖耕、郭士寶等；範市鄰近有任溪官一個黨小組，黨員有陳竹平（組長）、岑小保等4人；在施公山和龍頭場各有兩名農民黨員；在筋竹嶴小學有程乃健、孫XX兩同誌；在麵目較紅的鳳湖中學有陳文舟同誌。

三北黨的秘密係統直屬三北地委領導，由周明經常向地委書記王仲良、組織部長黃知真彙報請示。隨著形勢發展，估計暫時撤離三北的可能性已不複存在。但黨考慮到在敵占區城鎮的秘密黨員，以及可能被敵人暫時占領的點線上尚未暴露的若幹黨員，仍然要避免與公開的組織接觸，仍需保持秘密狀態，於是從1944年（月份記不清了）起把三北秘密係統改稱為“點線工作委員會”。幹部與機構依然是原“秘係”的班底，上麵的領導關係改由王文祥同誌單線領導，其機構設在鎮北海鶴庵。

“秘係”上下間采取單線領導，上級對下級黨員定期不定期傳達形勢，進行教育，聽取彙報，布置任務。對“秘係”黨員的基本要求是：

一、盡力利用各自的社會關係，接觸就近敵偽人員，伺機打入敵偽內部，掌握敵情，瓦解敵偽，配合鋤奸。

二、以灰色麵目接觸社會各階層，廣交朋友，開展統戰活動，了解社會動態。

三、在不暴露自己政治麵目的前提下，向周圍群眾揭露敵偽罪惡和頑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宣揚共產黨、三五支隊抗日愛民業績，在敵人控製區域，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

現就記憶所及，將“秘係”的若幹工作介紹如下：

範市的“秘係”黨員團結、教育群眾方麵做了不少工作。馬平與鳳湖中學的陳文舟保持經常聯係，經常以傳遞學習資料之機，傳遞信息。範市黨小組發覺鎮上鑲牙店的店主有特務嫌疑，即彙報上級，由部隊出麵拘捕審查。

筋竹嶴小學有一個由程乃健（鄭菊英）主持的我們“秘係”的聯絡點。程乃健在周圍群眾和親戚中做了不少工作，她還從家中拿出金首飾，獻給組織作為革命經費。鳳湖中學的陳文舟同誌在李默君同誌的協助下，籌建龍山難童教養所，並在教職員中開展工作，發揮了有益的作用。

1945年初，隨著形勢的發展，組織作了調整，“秘係”被撤銷，所屬黨員，大部分劃歸當地區委，主要骨幹與敵占區內黨員劃歸浙東城工部。

（根據周明、胡章生、趙平《回憶三北黨的秘密係統的一些情況》摘編，原載《慈溪抗日回憶》，標題為編者所加）

關於範市的秘係黨組織活動情況

陳剛　馬平

1943年11月，馬平調三北範市鎮工作，與在該鎮葆元堂藥店工作的地下黨員岑鴻章接上組織關係後，與上級領導人趙平發生聯係。在範市，馬平的工作對象，有範市的一個黨小組，小組成員有岑鴻章、郭士保（協大百貨店學徒）、楊祖耕（同春堂藥店店員，後因該藥店關閉楊到河頭市藥店任職），黨小組組長岑鴻章。這個黨小組曾發展過兩名黨員，是沈星德（葆元堂滿師學徒）、範正明（童家漕頭青年學生）；馬平到範市後上級決定將原由岑鴻章單線聯係的任溪官一個黨小組，組長陳作平劃歸馬平負責聯係，這個黨小組的黨員共有作平、宏章老頭、小寶等人。另外馬平還單線聯係的幾處個別黨員，如王家路一個老農民黨員（姓名都忘了，橋邊小屋裏餘姚人，家裏隻一位老母親），施公山有兩名年紀較輕的黨員（名字都記不清了，也是農民，家庭生活條件尚好），夏布行有一青年農民姓範（名字記不得了）。這些黨小組或黨員，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最秘密的黨員，組織上稱之為第三線。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敵、偽、頑和我方鬥爭最激烈的遊擊區，同時也可以說，基本上是被我軍所控製的範圍內。原因是附近地方離範市不遠的曆家、觀城直到河頭市都是偽軍據點，特別是偽中警團常出來騷擾，日本鬼子也不定期地出動。頑方的活動較隱蔽，在敵、偽、頑、三角鬥爭頻繁的地方，我三線的地下黨員也起到了黨的眼睛、耳朵的作用。作為組織領導經常與黨員保持密切的聯係，一般一個月1至2次接觸，做到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如傳達黨內外形勢和對黨員的要求和任務等。要求黨員彙報的主要是黨員交友聯係和宣傳先進群眾的情況，以及敵情動態等。就葆元堂內的黨小組來說，作用也是很大的，例如馬平到範市後，組織上決定在該鎮設立一個黨的聯絡站，要馬平以做小生意的合法身份住下來，並在鎮上租房開設小店等，都是通過黨小組長岑鴻章的合法身份和社會關係來解決的。據馬平所知葆元堂裏黨小組以前已經有一二個黨員脫產參加三五支隊去了，如沈伊、楊祖耕、郭士保均先後參加浙東遊擊縱隊後隨軍北撤的，範正明同誌留下來，解放戰爭時堅持四明山鬥爭，1949年3月在與偽浙保戰鬥中犧牲。郭士保南下至雲南省後在財政廳任職。楊祖耕南下後在寧波軍分區任職。根據以上記述，說明範市這個黨小組是有貢獻於黨的事業的，至於別的細小事跡也就不說了。

1988年2月22日

（摘自慈溪市檔案局檔案，本文有刪節）

慈鎮縣龍山區堅持抗戰教育

虞金迅

一、地理、環境、形勢

慈鎮縣地處杭州灣南畔，東、南、西南與駐有日寇重兵的鎮海縣城（今鎮海區）、寧波市、慈溪縣城（今慈城鎮）相連，管轄龍山、莊市、莊橋（1945年2月劃歸慈溪）、沿山（1944年11月成立）四個區。

龍山區以澥浦為界，山之南稱山南，有8個鄉鎮，與莊市、莊橋兩區毗鄰；山之北稱山北，有7個鄉鎮，與慈姚縣觀城區接壤。姚華康偽軍“鎮北保安團”在澥浦設立團部並在河頭市、邱王建立據點，山南山北被分割開來。山南是平原，處於姚偽與慈溪國民兵團宋清雲部（後也投敵）包圍之中；山北背山麵海，中間平原，便於回旋，我軍經常活動，成為縣委領導各區人民與日偽頑進行艱苦鬥爭的後方基地。但是觀城地區的汪偽精銳“中央稅警團”在鄰近龍山區的掌起橋築有據點（後來是宋偽軍），與姚偽南北呼應，不時到龍山區騷擾、搶糧、捉人；配合日寇進行“掃蕩”、“清鄉”，並想在龍頭場構築據點，被我軍殲滅其一部分後撤走。伏龍山上駐有日軍。

盡管環境險惡，戰鬥頻繁，但軍民一條心，敵人無法摧毀這塊堅強的基礎。龍山區教育界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並在教育戰線上與日偽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為抗戰教育、造就抗戰人才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頑方對教育的態度與日偽對教育的摧殘

在淪陷之前，國民黨對龍山區的教育工作控製甚嚴。他們在重要的、有影響的學校裏安插了區分部書記一類人物當校長，以便監視附近學校。如龍山區的演進中心小學校長魏約平、施山小學校長錢鵬等人。1938年期間國民黨鎮海縣黨部就是通過這些人在各小學裏強迫教師集體入國民黨，狂妄地宣稱“不入黨，不能教書”而對不肯入黨的教師則暗中審查、歧視和退聘，他們還在教師中散布“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反動思想。魏約平甚至到了1942年還在鳳湖初級中學多次宣揚這種謬論。

淪陷後，國民黨鎮海縣政府江北辦事處主任汪立本隻想發展部隊、搜刮民膏。在1941年6月至12月的六個月中就與姚華康部火拚了三次。後來刮了不少錢財就逃之夭夭了。他們對學校這個無錢可搜刮的事情，也就不感興趣，雖曾設過教育科，徒有其名，而且不久就取消了。

淪陷後，寧波、鎮海的偽政府粉墨登場，汪偽教育部編印的教科書乘機推銷起來，對城市及城市邊沿地區發行較多。但龍山區這種偽教科書較少，因為淪陷不久淞滬遊擊隊“五支四大”就到這一帶流動，設立辦事處，他們打日寇，守紀律，有很大的軍事、政治影響。但姚華康投敵後就兩次衝“小教訓練班”，一次衝鳳湖初級中學，日、偽軍還毆打、逮捕其據點附近的小學教師與學生，環境是險惡的。然而師生們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更仇恨他們。

三、堅持抗戰教育方針，重視教育事業

龍山區小學較多，幾乎村村有一所，如雁門鄉王家與邱王為一個自然村，卻有兩所小學。淪陷初期這些學校隻能憑著教師的認識和愛國心在維持著“識字教育”而已。1942年6月華中局派來主持浙東工作的譚啟龍同誌到達三北；7月，中共三北工作委員會和慈鎮縣工作委員會先後成立，月底浙東區黨委成立；8月三北遊擊司令部成立，三北地區開始建設浙東抗日根據地，抗戰教育的方針才在教育界中貫徹執行起來。在這之前，5月下旬，國民黨鎮海縣政府派張誌飛擔任江北辦事處主任，李長來任副主任（兼莊市區區長），戚銘渠任龍山區區長，虞天石任“北辦”指導員。由於張誌飛熱心抗日，要求進步，因此能與李、戚、虞三位共產黨員（都是慈鎮縣工委委員）合作得很好，許多抗日措施得到貫徹。李長來是從延安學習回來的，當過小學校長、鎮海民眾教育工作館館長，曾寫過《壕溝與教育》一書，後通過其父李琯卿向當地教師宣講。由於他對教育是內行，在“北辦”裏就分管宣傳、教育、幹部訓練和群眾工作。戚銘渠、虞天石也教過書，他們對在敵後必須堅持抗戰教育的意見是一致的，張誌飛也同意。所以舉辦“小教訓練班”、創辦“鳳湖初級中學”和成立“龍山區教育會”等工作，就在1942年下半年先後都實現了，並取得很好的成果。

（一）舉辦“小教訓練班”（“小教研究會”），培養小學教師與革命幹部

鑒於農村小學教師和失學知識青年是一個吸收幹部和培養幹部的源泉，這就是舉辦“小教訓練班”的目的。第一期“小教暑期訓練班”，第二期“小教寒假訓練班”，這兩期都是以“北辦”名義主辦的，李長來親自主持並講課。第三、四期是以龍山區教育會的名義主辦的，改稱“研究會”。第一期：1942年7月14日至8月6日，地點在鳳浦嶴資敬庵，學員40餘人；第二期：1943年1月19日至1月31日，在田央鄉跳山廟，學員68人，因敵情而轉移，最後在任佳溪仁美小學結業；第三期：1943年4月5日至4月7日，在跳山廟開學，後移葉家祠堂結業，學員94人；第四期：1943年7月12日至8月2日，在龍城鎮西門外演進中心小學直到結業，學員96人。人數逐漸增多。

學員的來源，第四期最為廣泛，除慈鎮之外，還有來自姚北、鄞西、鄞東等地的。小學教師外，也有鳳湖初級中學教員和部分學生，有抗日救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有社會上失業失學的知識青年，政治素質一般較好。一、二期結業學員，有三分之二分配在民運、婦運和機關裏工作；第三期是現任小教集訓性質，第四期以培訓小教為主，結業後基本上分配在小學裏。四期還發展了一批黨員。

四期訓練班（研究會）都是以“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一“抗大”精神作為準則的，教學方法上采取理論聯係實際，聽課與討論結合；生活上是集體與個人自由相結合；管理上是采用民主集中製。所以生活雖然艱苦，但氣氛很熱烈，比如睡在地板上，夥食（由公家供給）又清淡；學習時席地而坐，膝蓋當課桌，遇有敵情要緊急轉移（隻有第四期較安定，生活也有較大改善）。盡管這樣，幾乎沒有人中途離開。是什麼力量吸引著他（她）們呢？那主要是課程的內容使他們的抗日熱情得到升華，思想認識得到充實，精神世界得到滿足，並進一步引起對於人生哲理的探索和真理的追求。

訓練班（研究會）的課程以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當前國共兩黨關係和抗戰教育（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學校工作與社會工作的結合）為主。一、二期還研究了“二五減租”和農運、婦運等；第三期隻有三天，僅研究“國內外形勢和浙東形勢”、“當前的教育工作”。第四期著重於教育方麵，如“教育原理”“教育簡史”“非常時期的小學教育”“民眾教育”“鄉村工作與鄉村教育”。區教育會製定的《教育會組織法》《戰時教育工作方案》兩個文件在學員中征求了修改意見。三北遊擊司令部的文教處長黃源著重講了“思想方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二萬五千裏”和“三北教育界大團結”等。同來的顧春林講了政治常識、青年問題、民運工作等。這些課程據學員反映：一是能理論聯係實際，二是能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非常生動。特別是李長來講到共產主義美好前景時，學員們群情激奮，無限向往。直到今日，他們仍記憶猶新。

訓練班（研究會）那活躍的課外生活也使學員們難以忘懷，他們非常喜歡學唱抗日救亡歌曲和革命歌曲。那膾炙人口的反映軍民情深的歌曲“河裏的魚兒要用水來養，抗日的軍隊要靠老百姓來幫”，是學員們最愛唱的。第四期編刊兩期壁報，定名《三北教育》，投稿踴躍。7月21日晚上開同樂會、聚餐，龍山區領導還送來慰問品。同樂會上除了集體歌詠外，還有拳術、越劇清唱等個別表演，戚銘渠區長唱了歌，老教師張幼棠、士紳朱祖燮、黃大祖和國民黨新派來的“北辦”姓戴的副主任都講了故事（張任“北辦”已於3月被撤銷，罪名是所謂“通共匪”）。黃源聯係他參加抗戰以來的經曆，作了聲淚俱下的發言。學員們極為感動。許多人灑下同情之淚。大家振臂高呼“反對內戰，促進團結”的口號。當場就是要求戴“副主任”召開各界反內戰大會，起先他不肯，最後由於群情激昂也隻好答應了。7月24日全體學員去孫家祠堂參加“鎮海江北各界人民阻止內戰促進團結大會”，會上向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電呼籲團結抗日，不要在四明山打內戰。這些政治活動也使學員們受到生動的形勢教育與階級教育。

偽軍姚華康企圖破壞“小教訓練班”，兩次來衝襲，第二次受到我軍主力有力還擊，學員們有秩序的迅速轉移，情況一過，馬上又集中起來。第三期結業時，黃源沉痛宣告李長來在江南被國民黨殺害的噩耗後，學員們無不悲憤，全體起立默哀，飲泣之聲不絕。第四期原定於8月6日結業，聞寧波日軍來“掃蕩”鎮北的消息，即提前4天結束。通過這些反麵教育和對敵鬥爭的實際鍛煉，更激發學員們抗日革命熱情，懂得跟共產黨走的意義，從而成為抗日的動力。

1944年暑期由於小學教師中黨員多，辦過一次為期半月的“小教黨訓班”，由黨員、慈鎮縣文教科長李健民負責，地址在田央鄉湖山庵。學習內容有《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謝飛作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報告，參加學習的有鄭稚華、袁國珍、周聯奮、楊旌、王愛珍等。

訓練班（研究會）這種培訓革命小學教師、革命幹部的短訓班，雖不能與老解放區的抗大、魯藝等相比，但確是抗大雛形。訓練班（研究會）的特點是緊密結合現實鬥爭形勢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通過教育，通過對敵鬥爭，提高他們的覺悟，有好多小學教師加入了黨組織，參加了革命隊伍，成為教育、民運和政府機關以至軍隊的骨幹。

（二）創辦鳳湖初級中學，培養革命青年

中共慈鎮縣工委鑒於鎮北地區的廣大農村沒有一所中學，青少年都不願進城去受奴化教育，因此失學問題比較突出。經向中共三北工委彙報，取得同意在龍山區創辦一所初級中學。一方麵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另一方麵可通過辦學校這個合法形式，提高青少年的覺悟，培養抗日救國後備力量。

當時地方人士也有這個願望，經與龍山士紳朱祖燮商量，由他出麵與龍山區鄉鎮長和地方士紳商量組成校董會，朱祖燮為董事長。又通過“北辦”向國民黨縣政府備案以取得合法地位。校址選在我與敵偽力量的緩衝地帶龍山所鞏院。為了盡量不引起敵偽矚目，有意不用“龍山”兩字，而定名為“私立鳳湖初級中學”（簡稱“鳳中”）學校經費主要是從龍山區各鄉鎮“畝穀捐”中劃出一部分來解決的。

學生來源：一是本區（包括山南）各鄉鎮高小畢業生和失學青年，二是龍山鎮中心小學辦了一年的初中補習班的12名學生成為二年級的基礎，三是其他區及鎮海、江南、鄞東、餘姚、諸暨、舟山、奉化等地來的青年，甚至個別從上海國強中學轉學來的。近的走讀，遠的住校。第一學期招生74名，第二學期83名，1943年7月3日有9名畢業生，第二學期結束前發動學生開展“擴生”運動，第三學期達158名。學生不斷增加，教師也相應增聘。這不僅是量的變化，鳳中從一開始就著力於質的提高。

鳳中的教育方針是：除普通初中的課程外，特別著重政治思想教育，其中包括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激發學生抗日熱情，以達到快速培養幹部的目的。增加“經濟學”與“教育學”（一說為教育概論）兩個選修課，這是根據士紳們的建議而設置的，以培養商業人才和小學教師。

校長和教師的選任，是關係到把這個學校辦成什麼樣學校的問題。當時演進中心小學校長魏約平很想鑽進來當校長，此人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思想頑固，如果這樣的人當上校長，會把學生引導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自然不會同意。李長來與朱祖燮研究了這個問題，決定請鄭芳華擔任，他是龍山區山南一個有名望的小學校長，地方士紳，曾任緒三鄉鄉長，抗戰初期為鎮海青年救亡宣傳團團長，與我黨黨員有交往，有進步傾向，他當校長各方麵都容易接受，我們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第一學期聘請教師有：李健民、陳文舟、王載榕、王賜恩、林世堂、魏均長、吳永祿和兼任教師虞金迅、魏約平。9人中兩個政治思想上與我黨有較大距離，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有矛盾和鬥爭。開學不久，就在教育方針問題上與魏、林開展了激烈的交鋒。

朱祖燮建議要設一門三民主義，說這樣可以衝淡一點色彩，為了不搞壞統戰關係，學校作了讓步。開始時由鄭校長自己講課，後因他不常來執教，就讓給魏約平。魏乘機大發謬論，宣揚國民黨是正統的，販賣三個“一個”，並發表敵視共產黨、反對三五支隊的言論。他在講“教育學”課時又大肆鼓吹學生隻能讀好書，不應參加社會活動，說什麼要辦高質量的學校，必須是關門讀書。林世堂是教導主任，他一開始就吹噓自己和魏約平、王賜恩是屬於國民黨政府規定的“無試驗檢定的甲級中學教師”，而其他教師則都不合格，開口閉口總是“要根據教育部頒布的規定辦事”，因此師生們送他一個“部頒先生”的外號。林世堂也反對學生參加社會活動，也主張關門讀書。兩人於是一唱一和，互相呼應。這與我黨辦學方針是背道而馳的。終於在校務會議上由爭論而交鋒，雖然最後是朱祖燮來個折中調和，但原則是不能放棄的，不顧魏、林的反對，堅持實施抗戰教育方針，並逐漸增多課外和社會活動。林世堂知道不可能按他們的方針來辦學，第一學期結束時與王賜恩一起自動辭職而離去。留下魏約平一人已起不了什麼作用了，他也自知孤立，態度上才有所收斂。第二個回合又取得了勝利。第二學期由李健民任教導主任，另聘毛元仁、李良棟兩位老師，並把“三民主義”課撤了。第三學期又添聘王綏英、毛崇偉兩位，因鄭校長經常不在校，由虞金迅任教務主任。這樣，從第二學期起，教師隊伍起了根本變化，大家的心情也非常舒暢。1943年上半年，黨開始在教師中開展建黨工作，有進步傾向的教師進一步靠攏黨。在學生中，由地方黨員鄭若穀負責，先後發展了幾名黨員，成立了學生支部，鄭延倫任書記，由黨員李健民領導。學生的自治組織也活躍起來，自己募書辦圖書館，自己動手辟球場，自己寫稿編刊《鳳湖周報》《讀與寫》；還組織歌詠隊、劇團，把抗日歌曲和《煙葦港》《寄生草》《收租穀》《中國婦人》《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送到校外去演。這種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不僅培養了他們獨立活動的能力，而且盡到了宣傳抗日的一份力量。課堂教育結合課外活動、課堂教學又結合形勢教育和現實生活，是能夠收到促進同學們進步的效果的。鳳中每個同學都有一份浙東區黨委宣傳部編印的《時事簡訊》（報上的文章往往就當做課文來讀），同學們曾自豪地說:“我們的學校校舍、設備雖簡陋，但關心時事、熱心抗日救國的勁頭卻是很高的。世界上哪個學校學生能給每人訂閱一份報紙？！”另外老師的身教對於同學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他們看到李健民老師自挑行李來校，平日生活艱苦樸素的情景，從他的身上看到共產黨人的形象。鳳中存在時間雖不長，同學們進步卻很快，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出人意料的。有不少同學不顧父母的拉腿、親友的勸說、權勢人物的阻撓，毅然參加了革命，在第二學期就有方之光等5位同學參軍。方之光於1946年10月在山東魯南馬家樓戰鬥中英勇犧牲，孫振冠在抗美援朝中被俘後在巨濟島集中營與美帝侵略者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近來，我們作了粗略的調查，鳳中學生遍布全國，在各個領域裏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團處級以上幹部就有26人，有的已是部隊的軍、師級幹部，還有不少是業務骨幹。證明鳳中完成了黨交給的“培養革命後備力量”的任務。

第二學期中期，浙東形勢發展很快，三北一帶除敵偽據點外，廣大鄉村都已在我軍控製之中；鳳中發展也很快，抗日救國的氣氛越來越濃，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引起了敵偽的注意和嫉視，特別是姚華康十分惱怒。

第三學期初期，國民黨已在全國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浙東的國民黨部隊也陰謀準備向四明山進攻。姚偽內部由國民黨縣黨部幹事任政訓主任，區分部書記任秘書，縣黨部委員搞稅務。姚本人原是國民黨的連長，投敵後仍與國民黨暗中通氣，他們勾結在一起，為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四明山。就提前向鳳中下毒手。

1943年10月25日淩晨，鳳中鄰居進步青年虞振若在澥浦得到地下黨員胡漢庭的通知，姚偽在三四點鍾集合，認為有可能突襲鳳中，即冒險騎車來通知，學校就立即進行了“堅壁清野”式的清理。學校原訂有“應變”辦法，每人有一隻“應變”包，各班備有“應變”袋，遇有敵情，把書跟教材集中到袋裏後，挑到校後北城外，放進“草紮棺材”中去。清理後再檢查，不留一點痕跡。所以，當姚偽7點以後帶了數十名偽軍包圍學校搜查時，除了一部《魯迅全集》說是“反動書籍”被帶走外，沒有搜出一張他們認為“違禁”的紙片。姚偽自然不肯罷休，“勒令”限期三天把鳳中遷到他的據點——澥浦附近去。

李健民即去找到戚銘渠，金如山也在，兩位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姚偽這一行動不是孤立的，不是鳳中一個學校的問題，是配合國民黨反共進行的。因此鳳中的出路隻有一條，便是堅持鬥爭，應發動師生堅決不去澥浦；並指示即作西遷準備，教師、學生根據自願原則決定去留，願留的參加流動訓練班。在姚偽三天期限的第三天晚上，戚銘渠帶區中隊及兩隻大船趕到學校，組織師生向西撤移。撤離前，他向師生講話，斥責姚偽賣國求榮、破壞學校的罪行，鼓勵師生發揚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堅決反對奴化教育，拒絕學校南遷。師生們即高呼“寧可無書讀，決不受奴化教育”等口號，含著眼淚與母校依依惜別。師生們將重要的校具、圖書、個人行李裝上船，把搬不盡的笨重校具用油墨寫上抗日反偽標語，後來姚華康來搬，把標語也隨之帶去，一時傳為笑柄。第二天未西撤的同學舉行了反奸護校示威遊行，從龍山所到莊黃，沿途張貼標語，高呼口號，圍觀群眾深為感動。隊伍在莊黃受到金如山、戚區長的接見和慰勉。這學期鳳中同學大部分是新生，到校僅一個多月時間，在這次鬥爭中卻個個鬥誌昂揚、毫不畏懼，充分顯示了抗戰教育方針的效果。11月10日《時事簡訊》以《寧可無書讀決不受奴化》為題報道了以上情況，對鳳中作出了“堪稱為浙東敵後抗戰教育之模範”的評價。

西遷的教師5位（後剩2位），學生編入流動訓練班的20餘人。學習班采用半軍事化管理，分4個小組，民主選舉正、副組長，正的管學習，副的管生活，一律輕裝。11月7日在慈北沈師橋承誌小學正式開學，以後就在中心地區流動。課程以語文、政治、數學為主，並以政治與語文結合、自學與講課結合的辦法進行啟發式的學習。始終保持蓬勃向上的氣氛。12月10日夜，在鎮北莊黃養正小學附近“修德堂”補行創校一周年活動。“鳳中萬歲”四個紅色大字掛在正中，引人注目和深思。是的，鳳中精神將永存的！那天除流動班師生外，在家裏的同學也聞訊趕來。還有龍山區教育會代表、各小學代表參加。戚銘渠區長講了話。會後有餘興，歌聲響徹夜空，氣氛熱烈。至8時半，才戀戀不舍地離去。由於敵偽軍將到三北“掃蕩”，氣候又轉冷，根據縣委指示，辦到月底結束。結束時又有一批同學入黨，並全部分配了工作，包括西遷時就直接參加革命的，共達60餘人之多。

西遷師生繼續流動學習，標誌著一個有固定校舍，按時作息、按日程教學的鳳中在敵偽的摧殘下已經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更具活力、更有生氣、更具革命性的新鳳中的出現，這段時間雖不長，但它確是西遷師生從向往革命到人生觀轉變的開始，是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鳳中一年半，在慈鎮抗戰教育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成立區教育會，團結知識分子

中共慈鎮縣工委鑒於小學教師是一支堅持抗戰教育的重要力量，他們人數多，有知識，有正義感，有民族自尊心，有抗日救亡要求。自從三五支隊到三北後，現實給予他們以深刻的教育，更增強了他們的抗日熱情，加深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信任，認為應當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教育戰線上一支可靠的隊伍，並引導他們參加革命和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作用。

1942年9月17日，“北辦”邀請龍山區山南、山北四位教育界代表鄭芳華、朱一靖、虞金迅、周幼卿座談討論區教育會的機構任務、學校經費和教師待遇等，這次座談會實際上成為區教育會的籌備會議。翌日，在施公山葉家祠堂召開的“九一八”紀念大會上，“北辦”主任張誌飛宣布要成立龍山區教育會。會後，區文教指導員洪品高等請各校校長留下討論機構和人選，經選出9人為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並為各小學編了組。列表如下：

理事中有共產黨員、進步分子、中間人物和國民黨員（有個別比較頑固）。這個理事會，既體現了黨的統戰政策，以團結、教育、爭取知識分子。以後又經過三次改選、補選，先後補選的理事有毛元仁、童誌潔、吳逸平、應士欽、吳永祿、鄭若穀、鍾林等，有的連選連任。1944年9月後,常務理事由吳永祿擔任。1944年10月,區文教指導員王載榕調走，1945年3月,吳永祿調部隊工作，這樣區教育會的活動不免受到影響，但小組聯合活動，仍在因地製宜地進行，直到1945年9月浙東新四軍北撤。

1942年6月，以第二小組的養正、施山、蓬山小學的黨員教師為主，曾建立過中共龍山區小學教師黨支部，支書王傑三。

為了適應鬥爭環境，理事會作出了靈活而富有實效的措施：1. 理事會分定期（每兩月一次）和不定期兩種，開會地址臨時通知，但基本地點是田央黃蓬山小學（中共龍山區小學教師支部所在地）；2. 理事有二分之一出席就算到了法定人數；3. 常務理事不到會時由李健民、虞金迅、魏約平三人之一代理。凡是下達的任務和活動，都是經過理事會通過的。理事會成員常被邀請出席擴大區務會議。活動經費亦由區署列入預算撥給。

擴大區務會議委托區教育會審核甄別師資。這是區領導對教育會的信任。這項工作政策性很強，在統一安排教師的工作時（主要在山北），既要考慮教師的各課種的業務素質，又要考慮政治素質，使每所學校能夠保證抗戰教育的實施，提高文化教育的質量。1943年5月教育會曾進行一次在職教員的普查、填表工作，下半年開學前將山北各校人事按上述原則調換，如施山小學校長葉某因學校經濟不公開、追求女職員，地方上反映強烈，即予撤換。政治素質差的，配以政治素質好的教導主任輔佐他。校長人選不足就從小教研究會中挑選和現職教師中培養。對於一般教師，可不調動的不調動，特別是老年教師；中青年教師采取邊實踐邊提高的辦法，使文化水準不高的，通過實踐，參加研究會學習和在職學習，一年半載之後就成為一名可以勝任的教師了。調整工作每半年一次。

龍山區署還委托教育會發放教育穀。教育穀是從畝穀捐中撥給的。它的範圍，一是確定補貼學校行政經費，經過調查了解，對校產收入、校董捐助和學費收入，除付給教師薪金後尚不夠開支的，給予一定的補助；二是學校收入不夠支付教員薪金的予以補足，以月薪200斤穀為基數，校長、主任等略加職務津貼30~50斤，中心小學與一般小學稍有區別。山南山北一視同仁。教育會根據以上原則確定每個教員的薪穀標準，分散發放（如付現金，按市價折算）。這一措施說明了抗日政府對教育事業的重視，也保證了抗戰教育事業得以維護和發展。

以上兩項工作使教育會的威信大為增強（實際上是黨的威信），使全區教師團結在教育會的周圍（黨的周圍），教育會的每項決議迅速被接受貫徹下去。即使原是國民黨員和較頑固的人，在發放學穀這件事上是信服的，因為小學教師的生活一向是非常清苦的，社會地位也不高，共產黨來了後，教師地位大大提高，生活有了保障，而且以實物為單位，不受物價變動的影響，撫今思昔，頗覺滿意。影響所及，在敵偽據點裏的教師，他們艱苦地堅守崗位，與敵偽作各種程度不同的鬥爭，深深向往根據地的教師生活。

以上兩項工作也推動了教育措施上的改正。1943年6月7日開始起草《教育會組織法》和《戰時教育工作方案》，於7月23日在小教暑期研究會上廣泛征求意見，修改後報區領導批準，成為當時教育界共同遵守的行動準則。這兩個規章是一年來堅持抗戰教育實踐的總結，是今後工作的準繩。其基本精神是“跟上時代，爭取進步”，“配合當前形勢，堅持抗戰教育”。具體地說，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麵發展，思想符合時代要求；使教師提高政治與業務素質，並使課堂教學與社會活動相結合，激發師生們的愛國熱情、抗戰決心，鍛煉學生成為革命的後備力量。

教育措施上的改正，首先是建立校務會議製，發揚民主辦校精神，通過集體決議，減少執行阻力；其次是健全學生組織（名稱不求一律），教育會中的每個小組還成立學生聯合會，培養學生獨立活動能力；第三是課程上的改革，把史地課與形勢教育相結合，讓學生懂得抗戰形勢與政治生活的關係，為將來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打下基礎；第四把勞作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每年兩次農忙期給假讓學生幫助家裏幹活），使學生養成勞動習慣和獲得農業知識。課本仍用淪陷前的版本，偽教科書隻是必要時用來擺樣子。另外，理事會編發補充材料、參考資料和組織教學示範。語文教材編纂委員會到1944年2月止印發了26課、2本形勢地圖、若幹散頁的抗戰歌曲、4期《時事研究》，還編印過4期《龍山周報》，介紹各校改進情況和經驗。教育會還加強對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的組織和領導，通過勞軍、軍民聯歡、寫慰勞信、反“清鄉”宣傳以及節日慶祝活動等，增強他們的愛國抗戰激情。

教育會在全區各民眾團體聯合會（包括農會、民兵、婦女會、商會和教育會）中曾起過積極作用。建立這個聯合會是擴大區務會議上決定的，教育會派了虞金迅、童誌潔兩人參加，在籌組聯合會常務委員會時，虞金迅（化名虞見）被推為主任委員。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從1943年7月至同年11月的五個月中，做了四件事：1.參加李長來追悼會的籌備工作，包括4月19日在葉家祠堂舉行追悼會、編印紀念刊、教唱“追悼歌”；2.籌辦長來圖書庫（後改為“館”），山南征集的兩箱書在山南各校流動傳閱；山北發動“一元”募書運動，至1944年2月已有1000餘冊，設館址在莊黃，並分批流動；3.安排各校教師成為民兵（鄉自衛隊）組織中的文化教員（1943年10月6日《時事簡訊》有記載）；4.幫助各鄉舉行第一次保民大會（1943年5月7日在筋竹嶴示範後推開）和在反“清鄉”鬥爭中協助宣傳動員。

教育會還與慈北區教育會進行聯誼活動，商定每學期舉行兩次聯席會議，雙方各3人（慈北是俞明、陳孟庸、高某；龍山是李健民、虞金迅、黃荇之），一次在鎮北，一次在慈北；還有教育界代表人物互訪，交流教育經驗；出版聯誼刊物《三北教育》，輪流編發，第一期稿件已齊，最後由黃源定稿，但由於形勢變化沒有出版。龍山區教育會還與莊市區教育會有過一次接觸，但後來因被敵偽分割開沒能進行互訪和交流活動。

教育會為應付當時遊擊環境，曾於1943年4月開始，每個理事用代號的辦法與有關方麵聯係，在敵人路過學校時就臨時放假，措手不及時就換算術課或體育課、勞作課。各校都有各自的應變措施，能把抗戰教材妥善保管好。

教育會還創辦《三北大眾報》和文藝團體。前者是1943年11月20日理事會上決定籌辦的，由毛元仁、王載榕、吳永祿負責。12月1日創刊，不定期，曾引起三北地委的重視，組織部長黃知真來莊黃時特地找毛元仁等三人麵談，予以讚揚和鼓勵。三個月後因毛元仁等3人另行分配工作，即停辦。後者是在第四期小教研究會結業前於7月31日創辦的濱海藝社和聯聲歌劇團。這兩個團體都擬訂過組織大綱、工作計劃，推選過負責人，還編印過一本歌集，發給各校和部隊，反映良好，受到一些領導同誌的讚揚和鼓勵。

教育會還推動各小組舉行校董、校長聯席會議，借以建立校董、校長間的融洽關係，交流各校情況，促進教育措施上的改正，支持抗戰教育。並幫助個別學校改善校董、校長間的關係；幫助甸山鄉路東、路西兩校和雁門鄉王家、啟文兩校的合並；糾正宗文小學在初中補習班教《孟子》的錯誤做法。

還有下麵幾樁事不僅與教育會有關，且對教育界有影響：1． 區教育會代表幾次出席“反對內戰，促進團結”大會：（1）1943年5月12日聞“北辦”主任張誌飛被“省府通緝”，6月17日“北辦”在振文小學召開各界代表座談會，國民黨縣政府有袁鏡人參加，會上揭露國民黨政府在敵後的種種罪行，會場情緒激昂，口號聲此起彼落；（2）7月24日，在孫家祠堂舉行“鎮海江北各界製止內戰促進團結大會”，會後通電表示鎮北人民反對內戰的真誠願望；（3）9月18日，在宓家埭舉行“九一八”紀念大會上，很多領導以及教育會代表李健民等紛紛痛斥國民黨打內戰的陰謀，會上滸山、莊市、龍山區等代表都提出民選三北地區政府領導人的要求，氣氛甚為熱烈。2． 鳳中被姚偽破壞後，演進小學也被衝擊，教師魏均長、沈文秀、黃旭英等被毆打，鳳中同學王淑因、思敬小學教員袁國珍、學生王亞娣等被帶走，以及龍山鎮中心小學教師薑進之老先生被日軍帶走。教育會曾設法營救，等他（她）們分別獲釋後，向地方籌款5000元作為醫藥、生活補助並向他們作了親切慰問。3．1944年9月，王載榕等十幾位教師（多數為骨幹教師）去“浙東魯迅學院”學習。4．1945年1月21日，區領導選派虞金迅代表龍山區教育界出席在四明山舉行的“浙東敵後各界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和“浙東行政公署成立大會”。

在敵偽據點裏學校，比如雁門鄉的三所學校，教育會的辦法是“盡量安排當地人任教師”，以免引起偽軍注意，教育會理事還冒險進去聯係工作。由於教師們靈活、機智和勇敢，小型的活動照樣進行，出來開會和參加小組活動也沒有被敵人發現。這主要是黨的政策暖人心，教師能排除阻撓，來完成他們的工作。

（四）推行社會教育

除上麵已提到的教師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之外，還辦了婦女識字班和難童教養所。

1942年11月30日，婦女識字班開學，參加者約20人，地址在龍山所保寧庵，利用婦會幹部陳文舟在鳳湖中學任總務主任的有利條件解決教材問題，由鄭菊英具體負責教課。對於提高婦女們的文化和政治覺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惜時間太短，鳳中被破壞，婦女識字班也結束。凡是婦女會建立起來的地方，都先後辦起婦女識字班。甚至敵偽據點澥浦鎮也於1944年春辦起了婦女識字班，由教師負責教課。

難童教養所於1942年12月30日成立，收容了20餘名青少年，選址於龍山所南門頭的同仁堂，這是由朱祖燮籌款創辦的。鳳中西遷，流動班結束後，有七八位同學分配在附近小學任教，朱祖燮兒子朱貽瑾就分配在龍山鎮中心小學，魏幼鴻在演進小學，黃雪雲、方玲琴兩人分配在難童教養所工作。難童教養所於此時遷入鳳湖中學原校址“鞏院”內，它是社會福利事業，又是社會教學工作，我們利用它的合法地位，作為我黨地下活動的秘密聯絡點。每逢周六，這七八位同學就集中到難童教養所，互通情況，布置任務，把收集到的敵情送給有關部門。敵情緊張時，年齡較大的難童往往就擔負起送信聯絡的工作。有一次朱貽瑾利用他父親的社會地位，把在難童教養所準備好的標語、傳單等帶到敵偽據點裏張貼，使敵人恐慌萬狀，紛傳“昨晚三五支隊來過了”。1944年後，國民黨龍山區“區長”姚鵬程利用我們當時在困難的形勢中把難童教養所遷到雁門嶺上雁峰寺去，黃、方兩位仍利用其職務之便收集敵情，至１944年10月撤出。

四、幾點體會

（一）我們辦教學，必須服務於抗戰，隻有高舉抗戰教育的旗子，才能取得抗日人民和師生的擁護，才有力量和敵人進行公開的和隱蔽的鬥爭，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已被曆史所證明了。

（二）黨對教育事業的重視和領導是辦好抗戰教育的必要條件。各條戰線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也很重要。如脫離黨的領導，得不到其他戰線的支持，就將孤軍作戰，一事無成。當時三北地區環境惡劣多變，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就很難應付這樣艱苦的環境。當然，我們重視文教工作，排斥奴化教學，不放棄文教陣地，它的生存和發展對於其他戰線也同樣有支持和促進作用，比如小教研究會學員、鳳中教師、學生為軍隊、政府、學校、民運等方麵輸送力量，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從長遠來看，為革命培養後備力量，為新中國造就建設人才，意義更為重大。但所有這一切都隻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辦成。

（三）充分發動群眾，讓教學界同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搞好教學工作的重要方法。當時區署裏隻有一位文教指導員，行政任務很多，無法兼顧，隻有依靠大家，才能辦好教學事業，所以區領導把甄別、調配、安排教師和發放教育穀的工作由區教育會辦理。這一決策是明智的，不僅使教育界氣氛活躍起來，而且也推動了教育行政、教育內容、課外活動等方麵的改進，更使全區師生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增長才幹，提高覺悟，鍛煉思想，堅定意誌，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入了黨，成了文教戰線上的骨幹。

（四）教育戰線上不斷與敵偽鬥爭，從反麵促使教師看清了他們的陰謀、罪惡，從而愛憎分明地堅持抗戰，堅持進步，抵製偽頑教育機關的一切措施，使他們根本無法下鄉活動，隻好局處在敵偽據點，一籌莫展。偽軍姚華康兩次襲擊小教訓練班，學員們的意誌反而更堅定了，參加的人數連年上升。第四期小教訓練班研究會全體學員參加了“反對內戰促進團結大會”後，更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共行徑。在鳳中師生與姚華康的鬥爭中，更加顯示了我們的力量，連入學才一個多月的一年級新生，都在遊行示威中表現得很勇敢，很堅定。說明了現實鬥爭給予人們的教育、鍛煉、考驗是比課本教育更為有效的。

（五）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對團結、教育教師們起著重大作用。區教育會就是統戰的產物，它對其他方麵起著啟迪的作用。教師中具有各種人才，通過教學會就把他們團結在一起。教員中國民黨員較多，我們知道他們絕大多數是被迫加入的，所以隻看他們現實表現，不問他們過去問題。對極少數替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政策說話的，如魏約平這樣的人，我們對他也是既有鬥爭又有團結，有時請他在會上發言，這樣做不僅教育他本人，也能教育其他人，這對團結大多數教師共同堅持抗戰教育無疑是有利的。對老中青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也很重要，那時農村知識分子中主要部分是小學教師，團結了小學教師，就是團結了廣大知識分子。我們特別注意團結老知識分子，如張幼棠、趙鳴皋等，請他們在小教研究會講課，發揮他們的知識才能為抗戰教育服務；對龍山鎮中心小學、範市宗文小學等幾位老教師均妥為照顧，不予調換，讓他們繼續發揮作用；莊市區老教師董杏芳、葛雲飛兩位在1945年1月更被選為教育界代表去四明山出席“浙東敵後各界臨時代表大會”，表現得都很好，這就使中青年知識分子更靠攏黨，跟黨走了。

1987年7月

（原載《慈溪黨史資料》第二十一期）

鎮海縣農會輔導隊與龍山區農民運動

——1942年9月至1945年9月龍山區工作紀實

餘忠源

我黨領導的鎮海縣農會輔導隊於1942年九、十月間在龍山區甸山鄉莊黃村建立，隊長由我擔任、副隊長王誌英（女，不久調離）、隊委陸子奇（女，後任副隊長）、蔣惠敏（女，蔣震虹），隊員（民運同誌）先後有20名左右，隊員中不少係中共黨員。輔導隊建有中共支部，在各鄉鎮黨支部未建立前，起中心支部作用。龍山區、莊市區、沿山區的民運工作均用鎮海縣農會輔導隊名義，實際工作由各區委負責，不由縣農會輔導隊統一管理。我是中共龍山區委書記，主要負責龍山區工作；副隊長陸子奇係莊市區委書記，主要負責莊市區工作；沿山區委成立後，民運工作也屬區委領導。

鎮海縣農會輔導隊，早在浦東抗日武裝到達浙東之前，就有這個組織。浦東抗日武裝到達浙東以後，為了便於開展抗日遊擊根據地的群眾工作，中共慈鎮縣委決定沿用鎮海縣農會輔導隊的名義來開展農民運動，由縣委委員兼江北辦事處副主任李長來同誌負責籌辦此事。李長來同誌給鎮海縣農會理事長顧荊庸寫了封信，由曾在輔導隊裏工作過的陸子奇同誌麵交並與顧協商，得到顧的同意，刻了印章。這樣，鎮海縣農會輔導隊就成了我黨領導下的民運工作隊。1943年秋冬，顧荊庸理事長曾來龍山區，了解輔導隊和幾個鄉農會的工作情況。陸子奇同誌去莊市區工作時，由我陪同，與住在龍山區山南的縣農會副理事長沈善根聯係，請他支持陸去莊市區和龍山區山南八鄉鎮主持農運工作。借以減少阻力，增加助力。

江北辦事處（簡稱“北辦”）給各區、各鄉鎮政權發出通知，說明縣農會輔導隊的任務，主要是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各鄉要在縣農會輔導隊指導下成立各級農會，實行合理負擔，二五減租，確保永佃權，使之發揮農民生產積極性，支援抗日戰爭。並指出縣農會輔導隊將向各鄉鎮派出工作人員，各鄉保長要協助他們開展工作等。

建立鄉村（保）的農會組織，采用先搭架子，後充實領導成員；先建立鄉農會，後建立村或保的農會小組的辦法，使工作人員站住腳，逐步發現、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使之成為村（保）農會小組的負責人，再充實到鄉農會的領導層中去；把少數不稱職、經過教育無效的負責人逐步改選出去。龍山區的農會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到1942年年底，範市鎮等農會先後建立起來，大多數農民參加了農會，但這些農會還沒有經過鬥爭的考驗。

發動農民實行二五減租

農會建立後，廣大佃農、貧農，包括一部分中農、富農迫切要求實行二五減租。二五減租，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關於土地政策的一項重要規定。毛澤東主席於1940年12月25日發表的《論政策》一文中指出：“現在的政策，一方麵，應該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方能發動基本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但也不要減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實行二五減租為原則；到群眾要求增高時可以實行到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過此限度。”在浙江，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也曾於民國十八年頒布過“二五減租”的法令及施行細則，民國二十一年夏又頒布過修正“二五減租”暫行辦法及施行細則。國民黨政府雖有這些法令，但並未實行，我們卻可以利用它。三北地委指示，要切實發動農民群眾實行二五減租，事先要認真調查研究，做好準備工作。輔導隊隊委召開了全體民運同誌會議，首先要統一認識，大家認為農民的減租要求是符合黨的政策的，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實行二五減租，是調動農民生產和抗日積極性，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大事，我們必須領導好這場鬥爭。其次，分析了縣、區、鄉農會的力量，輔導隊的力量，地主的勢力和可能出現的阻力等有關情況。大家認為範市農會的力量最強，特別是太平閘及新塘頭的農會小組骨幹鬥爭性強，工作基礎好，農民要求減租的呼聲最高。範市鎮地主特別是範氏宗祠勢力大，影響大，要是能把範氏宗祠的地租減下來，對其他鄉鎮的減租鬥爭將會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