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文章、寫詩、寫信從來沒有隨便用公家一張稿紙、一個信封，相反，他為這些事情付出的郵資卻全部自費。
天石同誌動手術後，像保爾·柯察金一樣，左眼半明，不能開閉（神經已抽），常常淚流不止，左耳完全失聽，右耳半聾；經常發燒，數次昏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堅持對地方黨史、教育史、婦女史、敵占區黨的工作、烈士傳記等文章進行一字一句的修改。有時癌痛發作，因事涉重要，仍給同誌們寫信，糾正曆史錯誤和理論錯誤。有時痛得滿身冒汗，還要硬挺著，實在挺不住時才要護士打針。這要有一種什麼樣的毅力和精神啊！好多人都說他“意誌堅強，精神可佩”；有人說他是“抗癌英雄”（原上海科學院黨委書記丁公量的評價）；更有人說他是“現代中國的保爾·柯察金”，而他自己卻說：“這都是溢美過譽之詞，我隻不過對黨對人民有一點責任心而已。”他寫的近8000首詩詞，可以說無一是歌詠“風花雪月”的，都是充滿激情，充滿戰鬥力，充滿對革命烈士、對共產主義精神的無限深情和堅定信念的。
艱苦樸素保持傳統 全家和睦平凡勞動
天石同誌是1983年4月28日離休的，是行政12級幹部。他的妻子和英也是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離休幹部。可是他們一直住在解放初分配的老房子裏，麵積也不大，十分簡陋。房屋內除了電視機、冰箱外，全是老的家具。破的藤椅，舊的桌子，就是他編寫出近百萬字書稿的工作地方。特別令人驚歎的是，他的5個子女中，除大女兒抗奮1968年大學畢業現在是高級工程師，大兒子建華先插隊農村，後經自己努力大專畢業在外省電視台當了幹部外，其他3個子女都是工人。建華曾對我說，“爸爸對我們說：一切靠你們自己，爸爸絕不會為你們謀什麼私利”。他的女兒也對我說：“爸爸經常教育我們要老老實實做工，樸樸實實做人。”
在上海的3個子女及婿、媳原先都和他倆住在一起。他將外間正房用纖維板半隔為兩，稍小的一間給小兒子結婚住，稍大的一間是大家吃飯、會客兼二老的臥室。裏間也用纖維板隔成兩間均為10平方米左右的小間，分別住著大女兒夫婦和二女兒夫婦。隻留下不到1米寬的過道通往衛生間，簡直像火車車廂一樣。這樣住了七八年後，組織上分配了一處住房，才讓小兒子夫婦搬出去住了。不久，外地插隊落戶的兩個子女的孩子按政策回滬就業和讀大學也需住處，其父母因而常來探望居住，這樣又顯得擠了。此時經組織上協調，增配了一處住房。直到現在，子女們相安無事，一家子和睦相處，有事大家互相幫助。
1995年，子女們早就計劃為爸爸做80大壽。天石同誌和老伴商量後說：“不要給我做什麼壽了（他和老伴從來不做壽），鎮海要建立海防遺址紀念館，就把這500元做壽錢捐獻給鎮海區，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為後代建立革命傳統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基地，這比做壽意義大得多。錢雖然少了點，但也表示我們的一點心意，我們是鎮海人，海防遺址記載著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英勇業績，這是千秋萬代的大事。”子女一致同意。
確實，天石同誌從來未為子女們謀求過什麼私利，子女們也從未有什麼要求。他常常對親友和子女們這樣說：“革命60年，似乎沒有得到什麼享受，但是問心無愧，這是最大的享受。”
關心家鄉情係老區 鞠躬盡瘁無私奉獻
天石同誌對家鄉龍山是很關心的。1985年，鄉下有一位幹部去看望他，他得知家鄉仍舊很貧窮，人均收入每年還不到300元，他落淚了，心裏很不安。中共黨員和革命老區心連心啊！他立刻和上海紡織局老同誌聯係，並通過老同誌和上海第五針織廠聯係，經他們下鄉調查、考察，不久給家鄉送去了設備，派去了技術人員，為家鄉培訓工人，解決原料和市場銷售問題，辦起了一所針織廠，不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還修鋪了一條往來通行的路。80年代末，鄉黨委書記黃嶽大去探望他，帶去了一筐楊梅。他堅持不收。黃嶽大說：“你為家鄉做了好事，家鄉人民很感激你，這不過是一點土特產，表表心意而已。”他隻好收下，事後折價25元，仍把錢寄去。諸如這樣的事有多次。
龍山有個鳳湖中學，是抗日戰爭時，他和縣工委委員李長來、戚銘渠同誌一起研究創立起來的，為抗日培養了一批好幹部。校內有個“長來圖書館”，是抗日戰爭時為紀念長來烈士而建立的。1986年複校，他和銘渠同誌一起送去賀詞，並積極支持辦好圖書館。鳳湖中學校辦廠是一個微型開關廠，需要緊缺的、當時我國還不能生產的日本進口冷軋薄鋼板2噸（後又需數噸）；龍山罐頭廠需要緊缺的鋁錠6噸，鄉下派人來滬求援。他知道生產非此不可，心急如焚，經過上海老戰友的幫助，以最低公價，不要一分酬金，很快予以解決了。鳳湖中學的校長很感激，到上海探望他時捎去了兩斤茶葉作為謝禮。這可難為他了，他想折價把錢寄給學校，又怕不能入賬，於是，除茶葉交人帶回去外，他又和別人一起，把鳳中創辦人李長來烈士的照片放大成12寸、24寸各一張，並配上相架，托人送到鳳中，作為紀念。
也有人問他：“你為鄉下這麼出力，想得到一點什麼好處？”他說：“我不想得到任何好處，我隻想老區人民能一天天好起來。我們是老區人民養育長大的，老區人民在民族解放中出力最多，犧牲最大，許多同誌長眠在這些大地上，忘記老區人民就是忘本啊！”
他在家鄉有一樓一底的祖傳樓房。1987年，他聽說自己的母校龍山小學居然還沒有電燈，教師晚上批改作業還是用煤油燈照明，校長寫信說捐助七八百元就可裝上；又聽說鳳中“長來圖書館”無錢購書。他就和老伴和英商量，把祖傳一樓一底的房子賣掉，得款5300元。他作了如下分配：給龍山小學1500元裝電燈；給“鳳中”長來圖書館1500元購書；上海市新四軍研究會浙東委員會和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浙東分會經費困難，他也各給了他們150元；分給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各250元。他說：“房子她們也有份，祖上沒有分給她們，就從我這房子裏照顧她倆。”餘下1500元全部作為黨費交給了組織，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分錢。老伴當然同意，子女也無意見。
老夫婦倆都是從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戰鬥過來的老黨員、離休幹部。他們省吃儉用，在1985年，一次就交了黨費2000元，而且還鄭重其事地給黨組織寫了一封信：“奉上人民幣2000元，作為我倆的黨費，以表達我們對黨的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敬的心情。我們都有離休工資，5個子女都有工作，一分錢也不必留給孩子。我們這些錢是微薄的，但我們的心是真誠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還專門給他們寄來了大紅的收據。
聽說我在為華一鳴、忻一波、施阿林三位烈士建碑，他又給我寫信，寄來了500元，托我轉給三北鎮政府。他說：“華一鳴、忻一波等烈士都是我熟悉的，我們活著的人不能忘記他們，要讓英烈精神永留人間。”
近十多年來，他經常寫信給我，他的信中充滿著革命的友誼，也洋溢著高尚的情操。對於少數離休幹部經常打麻將之風，他非常反感，常常說：“這是浪費時間。我們離休幹部年紀大了，時間不多了，根據身體條件，要抓緊時間多學一點，多做一點，講理想，講傳統，講黨性，無愧於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他還剪了《解放日報》上的一篇報告文學《命根在碑》寄給我，文章是介紹北京的一位將軍，為了建立狼牙山五壯士碑和百團大戰紀念碑，忘我奔走，不住賓館（招待所），不吃招待飯，常常在車站過夜，在攤頭上就餐，甚至獻出了自己兒子的生命。他說：“人就是要有這種精神！”
天石同誌的精神得到了上海許多老同誌的讚譽。1988年7月，他榮獲了上海市離休幹部老有所為精英獎，還獲得上海社會科學院頒發的優秀工作者證書，後又連續被評為上海市法院係統優秀黨員、上海市機關黨委優秀黨員。
天石同誌就是這樣一個堅強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完全徹底為人民無私奉獻的人。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他的精神世界是重要的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寫於1997年年底
作者後記：1997年，天石同誌病重住在華東醫院，我去探望，看到他的堅強精神，深受感動。回甬後，我將他平生經曆整理成上述文字，寄給天石，請他核實。天石同誌十分謙遜，壓下數月，說“不值得講”。我再三說明，這不是他個人的事，而是對曆史和後人有所交代，他才對史實作了核實後退回。
此文為追思天石同誌而寫，並作為《天石詩選》代序。
（選自《天石詩選》）
附：虞天石遺囑——後事一切從簡不要聲張
抗日戰爭後期的中共鎮海縣委書記虞天石同誌長期患病，於1998年6月24日上午7時30分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我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已是10天以後的事了。原來他在6月21日有一份遺書，是寫給黨組織的，茲將原文錄後。
人總是要死的，我無任何遺憾，唯一的遺憾是我沒有為黨和人民做些應做的事情，使我死後有愧！
至於我的後事，已再三叮囑和英同誌（編者按：天石同誌愛人）和兒女們，務必按中央精神辦事，一切從簡。屍體從醫院運往火葬場，不可聲張（請組織也不要聲張），火化以後五天或十天發出訃告。這有不少好處，使組織不必多費精力和時間；使戰友們和親友們不必勞民傷財；使家庭也可少去不少麻煩、忙碌和花費；請組織幫助監督。
骨灰待兒女回鄉之時撒在我戰鬥和生活過的伏龍山上和鳳浦湖中，餘灰埋在我父母親多年前埋身之處的旁邊，上寫虞天石骨灰埋葬處，用小石碑，此生就算完了，也悄悄進行。
我的一生，對黨的敬仰是堅定不移的；對共產主義理想也是堅定不移的；我希望兒女們也能堅持如此。
最後，向黨和組織告別，不勝依戀之至！致以最偉大和崇高的共產主義敬禮！希望人們能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偉大的、崇高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因為這是幾千年人類所向往的幸福未來。
黨旗下的一個小兵虞天石
（選自《天石詩選》）
紅星閃閃亮 照我去戰鬥
範雪倫
我出生於鎮北範市鎮一戶貧苦農民家庭，我和弟弟從小就給別人當雇工，13歲那年，又去上海虹口一家南貨店當學徒。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怕鬼子燒殺擄掠，我逃難回到家鄉。1941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日本鬼子舉著太陽旗橫行霸道，到處燒殺，浙東大地淪陷。正當我找不到出路而又不甘心當亡國奴時，1941年夏天，來了一支共產黨領導的從浦東過來的宗德部隊，他們經常在山區活動。我在山上砍柴時，有幾次叫我去幫他們挑東西。他們打鬼子，愛人民，同我們談心，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我從他們那裏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不久，在中共慈溪縣委領導下，在我村組織和發動群眾，進行抗日宣傳；又進行了“減租減息”鬥爭，使廣大佃農的生活有了改善，組織起農會和自衛隊，而且迅速發展壯大。之後，我又進入了由共產黨領導的鎮海流動教師團舉辦的夜校裏學習革命理論，懂得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現在的首要任務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革命的理論指明我前進的方向，黨的領導猶如紅星閃閃照我去戰鬥。1943年10月，年僅21歲的我，經過黨的教育考察後，由駐村負責民運工作的陸子奇和李裕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走上了像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一樣“紅星閃閃亮照我去戰鬥”的既光榮又艱險，既充滿革命激情又富有傳奇色彩的革命曆程。那時，我主要擔任丈亭區特派員和區工委書記兼西區武工隊指導員……
一、日寇投降，主力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國宣告無條件投降。我們終於盼來了抗戰的勝利，可是國民黨反動派蓄意反共，製造內戰。麵對複雜多變的形勢，9月19日黨中央及時作出戰略決策，規定我黨我軍在全國的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9月20日華中局，又轉發來黨中央電令：“浙東、浙南、皖南部隊北撤。”22日，華中局就北撤工作的具體安排，電示浙東區黨委、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及地方黨政幹部除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與群眾有聯係的幹部，領導堅持原地鬥爭外，全部北撤。為了爭取和平，9月30日起，中共浙東區黨委根據中央和華中局指示，忍痛北撤。三北的黨組織決定我和其他少數同誌繼續留在原地，堅持鬥爭。我是由三北地區中心縣委書記李樂山同誌找我談話。布置任務：“部隊北撤後，黨組織轉入地下鬥爭，地、縣、區實行三級特派員製，單線聯係，任命你為丈亭區特派員。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保存力量，等待時機。’”他要我充分認識地下鬥爭任務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思想上必須具備對黨的事業的堅定性和積極性，叫我兩天內趕到丈亭區就任。
二、改名換姓，隱蔽山村
第二天，我拿了李樂山同誌的介紹信，到掌起橋找到慈溪縣縣長謝仁安同誌，他當即寫了信，叫我下午隨同一位通訊員同誌去丈亭區找區委書記田風同誌。在崔夾嶴找到了田風同誌後，他介紹了丈亭區各鄉黨組織情況和進行單線聯係的主要黨員名單，決定我改姓換名為方順裕，同各鄉黨組織聯絡的暗號為：“一根扁擔、兩隻麻袋，三北人，賣鹽的。”後介紹我到三七市鄉一個隻有12戶人家的石泉村馮忠勤家落腳，以做雇工的合法身份開展地下工作。馮當時是個比較開明的民主人士，田風同誌派人把馮叫來，在室外同他個別談話，他表示同意。當晚，我就隨同他去馮家，名義上作為馮忠勤師兄的兒子在他家當雇工。這時正是中訊稻收割季節，我就幫助他家割稻。
10月初，我開始在丈亭區下屬的二六市、雲湖鄉、漁溪鄉、三七市鄉、祝江鄉活動。分別以砍柴人、賣梨人身份，利用節日、廟會之機，與各鄉黨支部書記接上關係，並布置了隱蔽埋伏、等待時機的任務，對極個別同誌害怕敵人的膽怯心理，及時做思想工作並作相應的組織調整工作。
19日晚飯時，我的直接領導、中共慈鎮縣特派員蔣子瑛同誌派範祥飛等兩個武裝同誌來石泉村與我聯係，並叫我與他們一道到他那裏去，蔣子瑛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向他彙報了工作後，他就當時的形勢對今後工作作了指示。他再三強調要做好黨員的思想工作，當前敵人白色恐怖是黎明前的黑暗，個別同誌膽小害怕的情況是難免的，但對思想動搖的人決不能接上關係。並說去三北回來後再來找我。
部隊北撤後，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員和鄉村幹部。我白天在田畈裏勞動，隻是在晚上曬穀場上獨自一個人盼星星、望月亮，想念領導，想念黨。可是一年時間過去了，蔣子瑛等同誌仍然沒有派人來與我聯係。我如孩子失去親娘一樣的焦急，口雖不說，心知有異。再加上馮忠勤怕時間長我會暴露而連累他，一個人悄悄去了上海避風頭，由他妻子告訴我不要再在他家做雇工。當晚我思想鬥爭很激烈。如果去別處找落腳點，就要同上級組織失去聯係。這是黨鐵的紀律所絕不允許的。這時，黨的教導我牢記在心上。“對黨的事業堅定性和積極性”使我最後決定：仍堅持原地鬥爭，前後5次轉移到同村黨員家裏和其他戶裏落腳，但又必須積極想法尋找上級黨組織。
三、茫茫大海，孤身尋黨
1946年11月，在做好與各鄉黨支部書記聯係後，我毅然離開這生我養我的三北地方，望著巍巍四明山、滔滔姚江水，帶著雄鷹展翅飛，不怕暴風驟雨的心情，冒著隨時有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的危險，孤身一人踏上去茫茫上海尋找上級黨組織的征途。
原來，我在北撤前擔任龍山區委組織候補委員時，曾布置王長亨、許梅生兩同誌去上海暫時隱蔽。我想，去找他們打聽一下可能還有希望。終於，通過他們兩人找到了我在鎮海工作時認識的原慈鎮縣聯絡站站長陳文舟同誌。由她帶我見到了小嚴同誌（原名嚴永潔，浙東區黨委書記譚啟龍同誌的愛人），見到了她如見到了親人，我向她彙報了一年多來堅持原地鬥爭的情況和來上海的目的。小嚴同誌熱情接待了我，要我在上海住幾天，留下地址，由華中局為了加強北撤後三北地區黨的領導從山東調回浙東擔任慈鎮縣特派員的趙士炘同誌來接頭。我聽到這一消息後高興得一夜未睡。
第二天，趙士炘同誌找到了我，在馬路上我跟在他後麵，邊走邊談。我當時激動得如同孩子跟著親娘一般。從他那裏得知許多我在山村隱蔽時難以知道的情況：1946年6月，我們北撤部隊在山東發起解放泰安的戰鬥，首戰告捷，攻城三日得勝的消息，我高興得跳起來；1945年10月下旬，蔣子瑛等6個同誌離開我後在莊橋洋墅地方被敵人包圍，除1人突圍外，其餘都在烈火中壯烈犧牲。我聽後悲痛得失聲痛哭。發誓回去後必向敵人討回這筆血債。最後，趙士炘叫我仍回丈亭區原地堅持鬥爭，並向我傳達了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敵後武工隊的任務。
四、夜接主力，出擊三北
1947年4月中旬，趙士炘同誌派葉子輝同誌來丈亭接我到掌起橋他的住處，在聽我向他彙報從上海回來後的工作情況後，即布置今後怎樣開展武裝鬥爭的任務。5月21日，他又派葉子輝同誌來我處，叫我到他住處，要我於25日晚上在丈亭鬱家灣地段接應四明主力部隊過姚江，召開區特派員以上幹部會議，並協助主力部隊出擊三北地區敵人。他並告訴我接頭時間和暗號：晚上10點鍾，劃3根火柴。對江亦劃3根火柴。我回到石泉村和同村黨員葉浪才商量後，決定叫熟悉這一帶地形的黨員陳大江一起去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經過暗號聯絡後，我們帶著主力部隊經太平湖、太池墩至五峰寺宿營。當晚，浙東臨委書記顧德歡同誌備信叫我連夜趕到唐李葉家灣民主人士葉子康家中接中共上海分局領導林楓同誌和王起同誌來開會。後來因林楓同誌改變了路線，我沒有接著。第二天轉移到史祥寺宿營。在史祥寺同敵人打了一仗，當場擊斃敵班長一名後，兵分兩路突圍。顧德歡同誌叫我帶陳布衣、薛駒和王起同誌等30餘人從後山撤出，經唐李葉家灣到香嶴後，陳布衣同誌叫我仍回丈亭區原地。
五、敵後武工，重任在肩
1947年7月，慈鎮縣武工隊派來陳龍虎、李貴浩、虞炳單、餘貴法4個武裝同誌來丈亭區活動，宿營在番薯廠村，被偽保長告密，三七市保警中隊40餘人包圍宿營地，虞炳章和餘貴法兩同誌被捕去，後在慈城大寶山中壯烈犧牲。8月，國民黨《慈溪日報》刊登國民黨慈溪警察局公告，提我腦袋，懸賞５０００大洋。這些不僅嚇不倒我們，反而更激勵我們去砸碎萬惡的舊世界，去創造萬裏江山披錦繡的雄心壯誌。這個月下旬，我們在趙士炘、沈宏康同誌的幫助下，成立了西區敵後武工隊，由我擔任指導員。開始隻有4人、1支步槍，兩支短槍和1顆手榴彈，後逐步發展到46人，各配有輕機槍、步槍、短槍、擲彈筒等武器。別小看武工隊的作用，它肩負著戰鬥、鋤奸、宣傳、征糧和發動群眾的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它必將以英勇頑強、敢打出生入死的硬仗而嚇破敵膽不敢進山區的小三五支隊的形象而載入浙東人民解放戰爭的光榮史冊。
開展武裝鬥爭，討還戰友血債，這是我們敵後武工隊隊員每個人必欲達到的一個目的，因此，我們白天上山，晚上下山，早出晚歸，與敵周旋，尋找戰機，作一殊死激戰。這樣，有時敵人上山清剿，我們就轉到敵人據點附近村去。大部分時間住在山上。在深山冷嶴中找隱蔽的地方，用竹席搭“公館”，蓋房子，依靠地方黨員和群眾送糧食、傳情報，有時一天吃不上飯，風雪天蹲在高山上，武工隊員沒有一個叫苦喊累。那時我們向往的目標是打倒蔣介石反動派，分田地，過上豐衣足食的和平生活。
武工隊沒有武器怎麼辦？我們先從民主人士葉子康處要來了4支短槍，再向偽鄉長地方去繳，向敵保警中隊去繳。至1949年5月23日，我們武工隊進行了向丈亭保警中隊二六市分隊開火、反包圍，二六市上王村突圍，蜀山渡繳槍，三七市塘李村策反，祝家渡幹嶴村突圍，二六市葉家灣接受起義等大小戰鬥中，共策反8人，接受起義36人和所攜全部武裝和子彈，擊毀敵機槍1挺、繳獲步槍16支、短槍1支。
特別是二六市相嶴村反包圍一仗，由我親自指揮。那出生入死的激烈戰鬥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那是1948年8月一天晚上，我和武工隊長徐策等12個同誌有意住在相嶴村偽鄉長虞樂君家。果然，他一邊叫妻子接待我們，一邊深夜向二六市保警分隊告密。對敵鬥爭的殘酷性，鍛煉了我高度的警覺性。淩晨4時，我就叫醒同誌們，撤離到山上。果然敵30多人前來包圍，我們就給他們一反包圍，與敵展開一場殊死激戰，整整打了半個小時後，敵人一部分迂回從後路包抄過來。我就命令武工隊撤到裏山去，但3個同誌（一個是由上海來的山峰同誌，另一個是患有哮喘病的周金寶和殿後的我）終因跑得慢撤不出去。這時，我決定在柴樹中隱蔽起來。敵人在柴山中繼續搜索。我們在樹叢隱蔽處看得見敵人，但不知敵人是真看不見還是怕死假裝沒看見而吆喝著離去了。這樣與敵人鬥智鬥勇有驚無險地到唐李與其他同誌會合。這一硬仗，嚇破敵膽，使敵人不敢再進山區半步。群眾中，關於“共產黨領導的三五支隊真的回來了”的消息也迅速在慈鎮大地上傳開。
通過這一偽鄉長告密事件，我們認識到鋤奸工作的重要性。第二天，我們武工隊就潛入二六市據點捉拿虞樂君。連捉3次都沒有捉著，最後他不得不逃到天津。然而他最終逃不出人民的嚴厲懲罰。1950年鎮反運動中把他從天津捉回來鎮壓。在鋤奸工作中三七市保警中隊密探搗蛋阿興，二六市保警中隊密探徐誌生、師永貴等一個個在我武工隊員正義的槍聲中倒下去。
征收愛國公糧、愛國特捐，這是我們武工隊的又一重要任務。因為我們三北地區是比較富裕的，是四明山主力部隊重要的經濟補給來源。經過我們武工隊發出並必須由我親筆簽名的愛國特捐，從現在價值來說有100多萬元人民幣，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四明山根據地，作主力部隊供應所必需的糧食、棉衣、藥材之用。當時，我和隊長徐策、會計周士謙都腰纏萬貫，身帶黃金。同誌們都戲稱我們為“過路財神”。但我們個個都深知這些錢是無數戰友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決不可丟失，更不可隨意亂用
當時，武工隊中流傳著一首順口溜：“一粒子彈兩個洞，帶著鈔票做啥用？”它真實描述了我們這些武工隊員為黨、為革命、為浙東解放，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更視錢財為身外之物的革命英雄主義本色。
六、勝利曙光，浙江解放
1949年5月24日，慈溪解放。我們終於迎來了浙東解放的勝利曙光！我也走完了這段光榮、艱險、充滿激情和傳奇色彩的“紅星閃閃亮照我去戰鬥”的革命曆程，勝利完成了黨組織交給我的丈亭區特派員、西區武工隊指導員的光榮任務，參加支援前線解放全中國的工作。
2006年6月26日，選用時有刪節
從戰場到大漠再到海洋
朱貽瑾 ①
執中、稚華和泰棟多次來信，囑我為鳳中紀念文集《報效祖國》欄目寫一篇從事國防科技事業的經曆。之所以久久不能動筆是因為這個事業無比偉大，而我從事的工作又是那麼平淡微小，不敢下筆也不好下筆，經子型一再來電催促，隻好擷取一些片斷寫成權作向母校彙報吧。
1945年1月，我從三北平原上了四明山，在梁弄參加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到1990年在江陰遠洋測量船基地離職休養的46年軍旅生涯中，有三分之二時間工作、戰鬥在國防科工委所屬的單位。這31年中親身經曆了我國尖端武器研製試驗，從初期的艱苦創業到一次又一次震驚世界大振國威的巨大勝利的全過程。憶及往事，曆曆在目……
一、從朝鮮戰場到大漠深處
1958年，我和周曼雲同誌所在的第二十三軍作為最後一批從朝鮮撤軍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回到祖國，駐地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這是一座有“東方莫斯科”之稱的充滿俄羅斯風韻的繁華城市，對於我們這些在朝鮮山溝的坑道、地窩子裏住了七八年的誌願軍官兵來說，簡直是進了天堂。
8月，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哈爾濱出生了，組織上給分了一套兩居室，我們樂融融地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不到半年，一紙命令，讓我們到大西北的某地去報到，隻知道是一個絕密部隊。我們含著淚把孩子送回上海，帶著簡單的行李走向大漠深處……
由於尖端武器的巨大破壞力和出於保密的需要，決定了進行這種研製和試驗的人們隻能在遠離城鎮沒有生命的地方去從事自己的事業。酒泉衛星導彈發射試驗基地就建在大戈壁灘上。周圍四五百公裏荒無人煙（相當於整個浙東）。極目望去，全是鋪滿灰褐色礫石的戈壁和沙丘，山上則是赤裸的怪石，沒有樹，沒有草。隻有在流經的季節河邊才有一些耐鹽堿的胡楊樹、駱駝刺和沙棗。白天沙漠裏燙得可以烤熟雞蛋，晚上就得蓋著皮襖睡覺。那裏一年下不了幾場雨，洗了衣服用不著曬，晾在屋裏不到半天就幹得刮刮響，好多初來的人都幹燥得嘴唇開裂，鼻孔流血。一刮起大風更是沙塵蔽日，伸手不見五指，正如唐詩裏描繪的：“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
我們進入場區時，許多宿舍樓還沒有來得及粉刷，為了搶時間，就投入了緊張的設備調試，操作訓練。當時正值全國大災荒年，供應十分困難，連製度規定的基本口糧都不能保證，而且還要每天扣出三兩救濟甘肅、內蒙古的災民，我們隻好去采集野生的沙棗和駱駝刺磨成麵摻在玉米麵裏蒸糊糊充饑，雖然苦澀不堪，也隻能強咽下去。待接來另兩個孩子後更是發愁，他們幼小的年紀就得跟著我們吃苦，內地帶回的一小包奶糖和餅幹都成為隻有在節日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偶爾分來幾個蘋果，連削下的皮都吃個精光……
曆史可以作證，在那些日子，我們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就是在這樣嚴酷的環境和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為兩彈一星的偉大工程而夜以繼日地探索著，攀登著……很多人得了浮腫病、夜盲症，甚至暈倒在工作台上，這件事驚動了聶榮臻元帥和周恩來總理，為此特地向各大軍區請援，從東北調撥來一批黃豆救急，但也隻能給工程師職稱和團以上幹部每人每月四斤。四斤黃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屑一顧的，但那時可是激動人心的大事情嗬！
我們的兩彈一星研製工作又是在國家剛剛從戰爭破壞的廢墟上初建，工業體係尚未建立，人才、資金極為缺乏的大地上進行的（1957年，全國預算支出僅為308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僅為139.9億元，鋼產量為535萬噸），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在技術、原材料、精密儀器設備方麵嚴密封鎖。赫魯曉夫又背信棄義，悍然宣布在1960年9月1日前撤走全部援華專家，撕毀了全部合作協定，更是從背後捅了一刀。我們的科學家沒有被困難嚇倒，而是更加奮發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在短短的十年中試製成功一係列威力強大的導彈核武器，並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從事導彈核武器的發射試驗，又是一件相當危險的工作。每次發射前得加注幾十噸甚至上百噸的燃料和氧化劑，它們具有極強的毒性，稍有泄漏和汙染都可置人死地而且極易爆炸。前蘇聯的戰略火箭總司令就是在一次發射試驗中爆炸身亡的。特別是1966年10月27日，我們首次在導彈上裝上實戰用的核彈頭並在本土進行兩彈結合試驗就是冒著極大風險的壯舉。為了防止萬一核彈頭在發射場爆炸，那天離發射場60公裏的居住區——某城的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全部登上升火待發的列車，彈體飛越的村鎮居民也作了緊急疏散的準備。
那次在發射架底下掩蔽部的操作人員壓縮到隻有6個人，而發射部隊的政委堅持留下陪同給大家鼓氣壯膽。他們7人事先都留下遺書——誓以生命來換取導彈核武器的試驗成功。據說這份遺書被送到正在守候的周總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閱後極為感動，當即揮筆寫下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主席把國防科研戰士比作民族英雄文天祥，這是對我們的最高褒獎。
核彈頭經過9分多鍾的飛行終於在千裏外的上空精確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從此我國真正擁有用來還擊敵人的作戰實力，任何妄圖動用核武器來侵略的狂人都得考慮也將降臨他們頭上的災難。正如鄧小平同誌後來曾經深刻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這樣的國際地位……”
為了紀念我曾經參與的這一偉大事件，我在事後向回收分隊要來第一級火箭脫落的殘骸上的一段鋁合金導管，一直保留至今並擬贈母校保存。畢竟它在推動核彈頭飛向目標的壯舉中，也曾經起過些許微薄的作用。
二、衛星在召喚
隨著我國導彈技術的飛速進步，多種型號威力更大的火箭試製成功，已經有能力把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太空了。
早在1958年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就說過“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因為發射衛星是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綜合體現，它要以每秒７．９公裏的速度擺脫地球引力，它將在各大洲上空遨遊，為中華民族在宇宙空間爭得一席之地。我們更要有自己的通信衛星、氣象衛星、偵察衛星、導航衛星等等才能在平時擺脫超級大國的控製和擺布，在戰時取得主動權。
為了測量衛星的軌道，及時掌握衛星內部各種情況和它發送來的信息以及控製它的行動，就需要在全國建立一個測控網，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須建在我國領土的最邊遠的地方。
1970年，“東方紅”衛星發射在即，各測量站正在厲兵秣馬，迎接戰鬥，經過我主動請纓，基地決定派我去西域某測量站。從戈壁灘到更加艱苦、更加邊遠的西域，這是一場更加嚴酷的考驗。但是，衛星在召喚，神聖的使命感在催促，我們全家毅然登上西去的列車。
當時鐵路隻通到烏魯木齊，到那裏還要坐汽車走１５００公裏，要翻越終年積雪的天山，通過我國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因為那時隻有一條簡易的沙石路麵的公路，好多地段像搓衣板一樣，有些險要地段又有坍方雪崩的危險。我們沿著唐僧西天取經的路顛簸了整整7天，大卡車上裝著行李、雜物，還有站裏的器材，我們全家隻好蜷縮在木箱上，車輪揚起的沙土直往頭上和脖子裏灌。兵站裏隻供應玉米麵窩窩頭和鹹菜，好在三個孩子跟著我們在戈壁灘吃苦慣了，都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
這個站位於祖國的最西端，距阿富汗、巴基斯坦很近，而到北京有３５００公裏，晚上9點半太陽還沒下山。當地居民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走在街頭似乎到了《天方夜譚》裏的阿拉伯國家，那時由於交通不便，經濟十分落後，且維吾爾族農民基本上不吃蔬菜，禁吃豬肉，當地供應十分困難。部隊發揚南泥灣精神，全靠自己在鹽堿地上挖排堿溝，修水渠，開荒種地來解決吃菜問題。科技人員也不例外，他們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為了迎接我國衛星的上天，都義無反顧地走向大沙漠的邊緣，在極差的生活條件下從事最尖端的科學事業。我在1979年曾接待過一批美國的科技人員，他們十分驚訝中國頂尖的技術軍官竟是過著這樣清貧的生活，連連伸出大拇指說：“中國人了不起”。並說：“我終於理解了為什麼現代化的美國軍隊會敗在中國人民誌願軍手下……”
衛星發射前，全國各測控台站都要進行多次設備檢查和模擬合練，機房徹夜燈火通明，為了確保實現周總理提出的“萬無一失”的要求，做到設備絕對可靠，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硬是對幾十台設備的幾十萬個電子元件和線路焊接點用人工一個一個測量。我們領導幹部也跟技術人員一樣，為了這個目標熬過多少個不眠之夜。
1970年4月24日21時34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終於以每秒7.9公裏的速度登上太空軌道，當《東方紅》的樂曲響遍宇宙傳到機房時，我們禁不住熱淚盈眶，緊緊擁抱，盡情跳躍。遨遊在五大洲上空的中國衛星，衝刷了壓在我們頭上一百多年的屈辱羞恥，它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讓帝國主義再也不敢小看我們，我們為自己的事業無比自豪！
那一天在全國範圍裏凡是測量台站通向指揮中心、通向北京的電線杆下，每隔兩根（一般是一二百米）就有一個荷槍的民兵，總計動員了400多萬人來守護我們的線路，因為那時我們沒有光纜，更沒有通信衛星，所有數據信息傳輸就靠這電話線，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萬眾一心的拚搏精神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業績。
作為站政治委員的我，最知道我們科技人員和戰士為之作出的犧牲，很多人在任務準備期間無法回內地探望臨終的老人或病重的妻兒；有個女工程師懷著八個月的身孕，在計算機機房日夜操勞，直到衛星發射成功的第二天，孩子降臨人間，為了紀念，她給孩子取名叫小波——太空傳來的電波。特別是在那個年代極為困苦和待遇極微薄的年代，一直保持著旺盛的戰鬥精神，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他們是應該名垂青史的。
由於這個站在爾後的幾十顆衛星的測控任務中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差錯和失誤，而且由於平時設備維護保養好，數次在緊急情況下奉命開機，出色完成任務，又鑒於全站指戰員長期堅守邊疆，無私奉獻，經中央軍委批準，榮立集體一等功，並被授予國防科委先進黨委的光榮稱號。
三、從沙漠走向海洋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糾正了用人方麵的“左”傾錯誤，也考慮到我在邊疆已經工作了20多年，國防科工委在1980年下令把我調到某衛星測控中心任政治部副主任，又於1984年調我到北京懷柔指揮技術學院任副政委，1986年我被調到江陰遠洋航天測量船基地任政治委員，從此我又投入了一場與驚濤駭浪的搏鬥當中。
由於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已經研製成功的射程為8000公裏~12000公裏的洲際導彈即將進行全程飛行試驗，原有的建在領土上的靶場已不能滿足需要，必須向太平洋發射；核潛艇的戰略導彈水下發射自然要在海上試驗，地球同步通信衛星要打到36000公裏高空，從我國衛星發射中心升空到5000公裏外的赤道上空才能進入軌道，因此必須建造一支能到達世界各大洋的測量船隊，這就是著名的“遠望號”測量船。
我的命運可以說充滿向對立麵轉化的極端例子，這次又從幹旱困苦的大西北邊疆調到繁華的江南水鄉，從昆侖山畔走向波濤浩淼的大洋，雖然我不懂航海，嚴重暈船，為了航天事業隻能勇敢地接受大海風浪的挑戰。
遠洋測量船全部是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由我國一家著名的造船廠和全國上百家科研廠、所於1979年建成。它的排水量達21000多噸，船長190米，它可以連續一百天在海上作業不停靠港口，續航能力為18000海裏 ②（相當33400公裏）；它的發電量足可供一個3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的生活用電；它達到的性能指標和測得的數據精確度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美國衛星公司的專家說：“你們在海上測量達到的精度與我們美國四個地麵測量站的數據幾乎完全一致，簡直不可思議。”“遠望號”上布滿巨大的天線和幾十台（套）電子設備，它每次出航都載有幾百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海上科學城。
我到基地後曾多次隨“遠望號”去太平洋執行任務，也多次在舟山洋麵停泊補給淡水、油料和蔬菜，每次補水船來，我都要灌上一瓶，這是我家鄉的水，似乎還帶著四明山竹林的清香。
但是真正進入太平洋就沒有上船前想象的那樣浪漫和富有詩意了，六七級的風浪是經常遇到的，有時遇到風暴浪高達五六米，兩萬噸的大船在巨浪大濤的撥弄下像一塊積木片，一會兒被舉上十幾米的浪峰之頂，一會兒又被拋進深穀，鋼鑄的甲板格格響，艙室裏的杯盤嘩嘩落地，船首激起巨大的水幕從30米高的桅頂上越過，傾瀉在後甲板上。那次與我同行的《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記者們忍不住嘔吐頭暈，不得不停止對我的采訪。而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科研人員還得在悶熱的艙室裏進行操作，他們每人的工作台旁都放著一個塑料桶，實在忍不住就在機器旁嘔吐，有時連胃液、膽汁都嘔吐出來，幾天下來人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虛弱無力。為了完成任務，還得強打精神，目不轉睛地注視儀表信號，進行精確操作，這就需要有驚人的意誌力才能堅持得住。
見到這種情景，常常讓我感動萬分。我常常想，海軍特級英雄麥賢得在與國民黨的軍艦的戰鬥中，身上、頭上中了幾十塊彈片，腦漿都流了出來，但他仍然堅持操縱機器直到戰鬥結束；誌願軍特級英雄邱少雲在烈火燒身時，為了不讓身邊潛伏的戰友暴露，忍住劇痛，紋絲不動，直到光榮犧牲，靠的難道不就是這種驚人的意誌力和他們的崇高使命感嗎？
兩艘“遠望號”測量船在1987年中修技術改造後以嶄新的麵貌，四次遠征南太平洋和台灣海峽，取得優異的成績，特別是1988年一年中三次出海表現突出，於1989年雙雙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這也是鄧小平同誌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前最後一次親自簽署的命令，足見他對科技強軍的重視和殷切期望。這是“遠望”人十年拚搏、奉獻和發揮精湛技術獲得的殊榮，我也以能在離休之前分享這份光榮而感到自慰。
在此稿擱筆之時，真感到“激情仍如舊，蕭疏鬢已斑”。回想60年前，我們鳳中同學都是一群純潔虔誠的熱血青少年，麵對祖國山河破碎，目睹日本兵耀武揚威、燒殺掠奪，都為過著亡國奴的生活而悲憤，都向往著祖國從軟弱積貧中浴火重生。我們含著淚唱著“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我們握著拳頭唱著嶽飛的《滿江紅》“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就是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激勵著我們拋棄優裕溫馨的家庭生活，毅然投筆從戎奔向四明山，就是因為我們從事實的對比中相信新四軍是真正抗日的軍隊，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我們當年的選擇沒有錯，我們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但敢於在武器裝備和國家實力對比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毅然出兵，擊退侵略朝鮮的美帝國主義，而且在短短的十年時間，領導我們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科學壯舉，它是震懾戰爭狂人的法寶，是爭取幾十年以至永久和平的根本保證，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將在２１世紀中葉，在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我們衷心希望現在鳳湖中學的小朋友，發揚當年鳳中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理想而獻身的英雄氣概，為祖國更加富強而學，努力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講，２１世紀的國際競爭就是科技力量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我衷心盼望我們的鳳中也能培養出像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科學家。
①朱貽瑾，現名丁永泉，鳳中三年級學生。1945年1月上四明山，參加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抗日戰爭勝利後隨軍北撤。抗美援朝回國後，從事國防科研工作。１989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0年離職休養。
②海裏。計量海洋上距離的長度單位。一海裏等於1852米。
（選自《鳳湖中學建校六十周年紀念文集》）
我在慈鎮地區堅持鬥爭的回憶
餘柏靜
我是鎮北範市太平閘村人，1943年我16歲時，由沈宏康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我的家鄉是革命老區，抗日戰爭開始，三五支隊（新四軍浙東縱隊前身）就在我家鄉開辟工作，我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就有了認識。1944年，由組織上介紹到四明山梁弄，在四明專署財政科做出納工作。
一、 新四軍北撤，回家打埋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縱隊司令部和行政公署在梁弄召開慶祝大會。縱隊譚啟龍政委和何克希司令在大會上宣告日本已投降，我們高興得跳了起來。
可是誰知道高興沒幾天，形勢就起了變化，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發動內戰，搶奪勝利果實。黨中央為了革命鬥爭的需要，擊破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命令浙東縱隊北撤。一些年紀小的或體弱的同誌回家打埋伏，我也是被動員回家的一個。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我是很想不通的。領導同誌說：“北撤是很危險、很艱苦的，你們跟不上要掉隊。”我哭著說：“不是說黨員要經得起惡劣環境的考驗嗎，怎麼不給我們考驗了？”領導同誌反複強調：把你們留下來也是保存革命的力量，不作無謂犧牲。部隊以後回來了仍會把你們叫回來。現在你們必須服從組織安排，留下打埋伏。
我隻好服從組織的安排。組織上給我寫了介紹信，並隨帶入黨誌願書，讓我去找三北特辦。和我同行的有鄭偉成（會計）、董碧奮兩位同誌。我當時18歲，董碧奮和我同歲，鄭偉成比我小2歲。臨走時組織上發給我們每人一元抗幣，在路上用。
我們3人含淚離開了部隊。但是因為不認識路，瞎走亂闖，翻山越嶺，夜裏在山縫裏過夜，就這樣走了3天才到了三北。可是三北特辦已經北撤了。我們3人分手，各自回自己的家。我回到了太平閘。我們這個村群眾基礎好，受共產黨的影響深，有不少地下黨員。在群眾的掩護下，我回到家裏沒有出事。
離開了組織，比失去父母還要痛苦。真是天天想，夜夜盼，盼部隊早回來，讓我歸隊。等呀等，3個月過去了，音信全無，我急了。我記得過去在過組織生活時聽說過，如果6個月沒有過組織生活，要算自動脫黨。又聽說過，不可以接橫關係，這樣叫我怎麼辦？到1946年3月，眼看半年快要到了，仍沒有找到組織，我想隻好找橫關係了。我想起了沈宏康，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打聽到他並未北撤，還在地方上堅持。我托鄰居岑雲鈿（地下黨員）找尋沈宏康，如果發現他來了告訴我，我有事要找他。半月後的一天，岑雲鈿告訴我：宏康來了，住在自己家裏。我就趕緊溜出家門，到宏康那裏。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告訴我是上級決定他留下來堅持工作的。我把組織介紹信和入黨誌願書交給他時，真像孩子找到母親那樣開心，與組織接上關係心裏踏實了。從此，我由沈宏康單線領導，在村裏工作。他布置我以結拜姐妹的形式團結婦女，從中發展新黨員。我發展了3名女黨員：岑銀花、葉娟素、蔡阿月，都是個別聯係的。
1947年春，沈宏康來村裏對我說，上級黨指示，要在浙東重新組織武裝部隊。我聽了非常高興。他交代我：要動員一些青年參軍。我提到家裏的錢張勇、岑水根、洪表三個雇工可以作為動員對象。他說：“現在馬上要春耕了，你家三個雇工走了，耽誤春耕怎麼辦？”我說：“不顧它了。”他又說：“你父親要罵怎麼辦？”我說：“顧不得這許多了。”因為我們家比較封建，我是女青年，不能多和男青年接觸，隻好請男黨員岑永鈿和從四明山部隊裏回來的老同誌岑永仁協助做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和岑永仁把錢、岑、洪3個人請來，由葉娟素（我家阿姨，當時已是預備黨員）在外望風，我們動員他們參軍。岑永仁還談了他在四明山三五支隊時的部隊生活，講了官兵如何平等、親如兄弟等等。我接著談了些窮人怎麼會窮？是被地主、資本家剝削而窮的。窮人要翻身，全靠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消滅地主剝削階級等話。他們3人聽了都點頭同意參軍。我向沈宏康彙報了，沒過幾天，他們3人就秘密跟沈宏康走了。我挨了父親好一頓罵。
二、在聯絡站工作
1947年7月發生了一件事。在此之前有一天，沈宏康回到村裏，我把蔡阿月的入黨誌願書交給他。他在接應浦東部隊過來時，被敵人包圍了，敵人沒抓住沈宏康，卻抓去他披著的衣服，衣服的口袋裏就有這份入黨誌願書，上麵還有我這個介紹人的名字。因此，沈宏康急忙趕回來通知我和蔡阿月立即離開家裏。我不能再留在太平閘工作了，便對父親說：“敵人要來抓我了，得馬上送我出去。”父親急忙雇了隻腳劃船，送我到幾裏路遠的招寶庵，我就躲藏在庵裏，這是預先與沈宏康約好的。沒過多少天，沈宏康分配我去山南清水湖黃沙閘地方的慈鎮縣東區聯絡站做站長。
在那裏，我住在甲長家，他雖然是白皮紅心，但當時那地區白色恐怖厲害，對於我去做聯絡站工作，住在他家，他本人和他們一家人是很害怕的。我為了站住腳跟，在他家家務什麼都幹，幫助女主人做鞋子，給他們繡拖鞋花等等。他們很怕我拿筆或看書，於是我不看書也不寫字，完全像一個農村姑娘一樣。他們做什麼，我就和他們一起做。慢慢地女主人喜歡我了，他們家裏比我小的子女都叫我姐姐。我認為隻要站住腳，就是勝利，就能起到聯絡站的作用。所以給他們做事，我都很樂意。
當時聯絡站的工作主要是，溝通縣工委與3個區（東區、中區、西區）武工隊的聯絡，互通情報。我們東區聯絡站隻有一個通訊員，是個50多歲、隻有一隻手的男人，大家叫他阿萬伯。我和他出去時以父女相稱，我真的把他當父親一樣看待，有空給他做鞋子、洗衣服。他也把我當女兒，親昵地叫我“阿英”。
我在東區聯絡站工作約3個月後，又被調到中區聯絡站工作。中區的白色恐怖比東區更嚴重，我們住過慈北的謝家、鯉池頭馮家、方家、洪魏等村，這些地方離敵人的據點及鄉公所都很近，隻有三四裏路，好在我是農民家女兒，很適應農村生活。
我們的聯絡站能生存，能開展工作，全靠當地群眾的掩護和幫助。有敵情，總是群眾先來告訴我們，幫助我們脫險，這種事例很多。如有一天傍晚，我要把一些機密文件送出去，化裝成走親戚的姑娘，拿著饅頭籃出門，剛走到村口，對麵有一支敵軍過來了。正當我進退兩難時，我住的一家馮乾芳老伯冒險而出，向我喊道：“阿英！今朝太晚了，外婆屋裏明朝去！儂回來！”我答應一聲：“噢！”就回頭走進他們屋裏，安全地脫險了。
當時環境很惡劣，敵人經常來搜查。我們白天在村子裏活動，晚上就乘著小船到河蕩蘆葦中過夜。這是一隻舊船，船底有點漏了，半夜裏水滿艙板了，把我們的背部浸濕了。當我們驚醒過來，起身把水舀出去，舀幹了倒頭又睡。那時年紀輕，身子結實，經得起這樣的磨煉。
三、被捕
1948年8月6日，我們聯絡站駐在現在的慈溪縣東安鄉鯉池頭馮家，站內有我和通訊員岑雅琴（女），還有政治交通員竺冠玉（女）、武工隊員黃立明，以及謝家來的地方黨員二嫂、謝春泉共6個人。那天我們正在吃中飯，忽然聽到外麵有槍聲，我們知道有了敵情。我馬上叫二嫂、春泉、黃立明、岑雅琴4人先跑。我和竺冠玉藏好站內的信件，洗好碗，收拾好房間，消滅了我們躲過的痕跡。因為我們住的那家隻有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兩個人，不能留下有別人住過和這麼多人在房內吃過飯的跡象，否則要連累了老太太。
我和竺冠玉收拾好房間，跑了出去，剛走到一處稻田邊的路上，一群敵人突然從田裏衝出來，把我們包圍了（事後知道來的是慈溪縣政工隊特務）。在這些敵人中，有個叫阿六的，原在東區武工隊當通訊員，曾經到我們聯絡站送過信，認識我，他被捕後可恥地做了叛徒。他當場指認我，對敵人說：“這人叫百英，是聯絡站站長。”敵人把我和竺冠玉抓起來，狠狠打了我一頓，要我交出聯絡站的信件和鈔票，我什麼也不說。他們又由叛徒阿六帶路，到我們住的房子裏搜查，但什麼都沒有撈到，隻是搶去了老太太家裏的衣服。
做聯絡站工作時，對於被捕和犧牲，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記得當時擔任慈鎮縣中區工委組織委員的林之山對我說過：“我們幹革命工作，時時有被捕、坐牢和犧牲的危險，要有思想準備。我們寧可自己犧牲，絕對不能泄露黨的機密，不能出賣同誌和損害群眾利益。”他又說：“如被敵人包圍了，寧可被敵人打死，也不要做俘虜。”
我不幸被捕了，回憶起林之山的話，我想想現在是經受考驗的時候了，我一定要做硬骨頭。我想到竺冠玉雖然和我一起被捕，但叛徒並不認識她，不知她是什麼人，我如何能使她脫險呢？想來想去我還是自己先死了好，她可以任意編造口供，蒙騙敵人。我活著，敵人便會兩麵耍花招，在她麵前說我已經出賣她，在我麵前卻說她已經怎麼供認了。我如果死了，敵人便無法編造了。因此，我決定等敵人押我到洪魏大河邊時投河自盡。
我在路上偷偷對竺冠玉說：“我要跳河，你幫我鬆繩子（因為我們兩人的手是綁在一起的）。竺說：“好，免得吃苦頭！”暗暗地把我手上的繩子弄鬆了。到了洪魏大河邊，我把繩子掙脫，一下子跳進河裏。我原以為敵人會開槍打死我，沒想到敵人想要從我身上得到情報，不讓我輕易死掉。敵隊長胡覺民忙叫一個士兵跳下河來抓我，我同他在河中搏鬥，我想把他一起淹死。敵隊長看到一個人對付不了我，又叫兩個人跳下來。我一人對付不了3個敵人，結果仍被他們抓上河岸來。
我被抓上河岸以後，敵人圍住了我。敵隊長胡覺民氣壞了，狂怒地用木殼槍頭亂打，我的頭被打出3個洞，血流滿身。敵人把我和竺冠玉再綁牢，押到慈溪縣的東埠頭鄉公所。
在鄉公所我被綁了一夜，也被逼問了一夜，我什麼也沒有說。第二天，敵人把我和竺冠玉押到慈溪城的政工隊裏，又對我審問，逼我承認竺冠玉是我熟悉的同誌；要我供出所有住過的地方；逼我承認是聯絡站站長，是共產黨等。我隻說是聯絡站裏燒飯的，其他什麼都不知道，堅持說不認識竺冠玉。敵人果然耍花招，騙我說：“竺冠玉說認識你的。”我故意大喊大叫說：“我不認識她，她怎麼會認識我”要他們叫竺冠玉來對證。敵人當然不會這樣做。後來我裝得呆頭呆腦，連父母的名字也說不知道。敵人用種種刑具來嚇我，我也裝得無知無覺的樣子。我說：“我是什麼都不知道，要打煞我也隻好由你們打煞了。”夜裏也裝得睡得很熟。敵人真以為我是一個呆子，連父母名字也不知道，動刑也不怕。
這樣，在政工隊裏審問了一個星期，然後我被解到慈溪警察局拘留所裏，同劉素琴（沈師橋婦女會會長）、順求女（東區通訊員，也到我處送過信，認識我）3個人關在一起。
在拘留所裏，我時刻惦念著竺冠玉的安全，後來我托服役犯阿洪（劉素琴對我講過，阿洪曾受陸子奇同誌教育，比較可靠）了解竺冠玉情況。竺送回來一張條子說：她因為沒有口供，組織上通過三北阿謙嫂來保她，明天要出獄了。這樣，我才放心了。
後來，我又被審問一次，關在慈溪縣監獄裏，兩個月以後，1948年10月初，被押解到杭州的浙江省第一監獄。
四、在杭州監獄
在杭州浙江省第一監獄，我被關在女牢裏，同陸子奇關在一起，陸子奇先於我被捕關在那裏。她對我很好，看到我來了，對女看守說我是她的侄女，讓我與她關在一起。
第二天，陸子奇對我說：“我們不要白白坐牢，要把牢房當作學校，讀書學文化，將來出去能為黨做更多工作。”這樣，我參加牢房裏的學習。我們牢房裏有10個人，除了一位老太太和有孩子的家屬外，8個人都努力學知識、學文化。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陸子奇那時老是患頭痛，但她用毛巾把頭紮起來，毫不鬆懈地讀書、學習。那時學習用的書、報、筆、紙等等都是靠同牢房難友李真的父親李作堯老伯伯偷偷帶進來的。李老伯伯有正義感，當時在杭州開小雜貨店，常到牢房來看望女兒（李真是浙大學生，因於子三事件而入獄的，後來也奔赴三北，參加革命）。他來的次數多了，女看守對他也熟了，不大防範，所以他能給我們偷帶些東西。
在牢房裏，我們全室難友團結一致，誰有人探望收到送來的東西，不分你我，大家一起享受。雖然獄方隻給我們一天吃兩頓飯，每頓隻一碗，但是我們把飯倒在一個桶裏，有的胃口小，吃得少，可以多出來給胃口大的吃，並能多餘下來，留到第二天當早飯吃。這樣，可以把兩頓飯分3頓吃。
我們把牢房弄得幹幹淨淨、整整齊齊，有活兒大家搶著做，看起來像個學校的寢室。
在生活上全室難友也互相關心。陸子奇對我們真像長輩關心孩子一樣。有一次，天寒地凍，我因受冷，肚子痛，可是沒有東西取暖，陸子奇就用自己熱身體伏在我肚子上，給我取暖。果然沒多久，我的肚子就不痛了。
在放風時，陸子奇要我們去和其他牢房的女犯人交朋友，並叫我們做宣傳工作。我們和其他牢房的女難友放風時，偷偷告訴他們：我接觸過，看見過共產黨的部隊是怎麼對老百姓好，怎麼有紀律等等。難友們很喜歡聽，樂意與我們交朋友。有一個名叫石淑芳的女犯，出獄後還拿了東西來看望我。
1949年初，解放大軍陳兵長江，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反動派兵敗如山倒，蔣介石退居奉化，李宗仁當代總統，他們迫不得已，又耍假和平搞和談。黨中央提出：要國民黨反動派立即釋放被關的所有政治犯。這樣，我在1949年2月初被釋放了。出獄後，在李作堯老伯伯家住了約一個星期，然後由組織上派謝家阿大伯接我回慈北。不久，陸子奇也出獄了。她出獄後給我作了證明，經慈鎮縣工委討論研究決定，恢複我的組織關係，仍擔任慈鎮縣中區聯絡站站長，直到全國解放。
（選自《解放戰爭時期寧波地區革命史料》第二卷）
我在革命熔爐裏戰鬥成長
葉亞素口述 林峰整理
參加革命隊伍
那是1944年初夏。這天，大清早就很熱，我從我父母的眼皮底下溜出來，在屋外的柴篷邊向四周張望了一下，趕緊拿出昨晚已經準備好的一個碎花藍布包和一把舊布雨傘，藍布包很小也很輕，裏麵是我幾件換身的衣裳，我把布包穿過手臂背在肩上，把布雨傘夾在腋下，匆匆地離開了生我養我的太平閘村。那年，我剛滿16周歲，已是一個鐵心要參加革命隊伍的瘦丫頭了。
路上，我無心欣賞田野景色，也沒空去想我離家以後父母的惦記，隻想快點看到小毛同誌的身影。他是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海防大隊張大鵬大隊長的通信員。昨天，我是從小毛處知道隊伍今天離開太平閘去洪魏村的，並向小毛講了投奔三五支隊的想法，最後小毛同誌答應給我帶路，但他隻帶路，到了駐地參加隊伍的事還得我自己去跟張大隊長說。因為以前父親帶我隻到過範市，後麵的路根本就不認得，我必須在到達範市前，追上小毛同誌。還好，追了五六裏地就看見小毛了，他有意遠遠地走在大隊伍的後麵，看到我滿麵大汗趕上來，對我招了招手，我心裏一下子就輕鬆了，隔著一段距離跟上前進的隊伍，這個時候許多往事又湧上心來。三五支隊來太平閘已經有幾年了，這支隊伍打日本鬼子，和老百姓很親熱，我的父母和哥（其實我哥葉浩昌已經是中共黨員了，隻是我並不知道）也像親人一樣待他們。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張大隊長，他講話文文氣氣，寫起字來卻落筆飛快，讓我看得好羨慕。我喜歡給三五支隊做事情，洗衣、燒飯、照顧傷員等樣樣不落後，太平閘村成立婦女會，我還是個婦女小組長呢。但是，這次跟隊伍跑出來，張大隊長肯不肯收下我，我心裏真沒有底。
快中午時，隊伍進了洪魏村，攤牌的時間到了，心裏挺緊張的。我跟著小毛同誌找到張大隊長，大隊長看著我說：“你來幹啥？”我也看看他說：“我要參加隊伍。”“家裏知道嗎？大媽來找怎麼辦？”“這我不管，反正我要參加隊伍。”“小丫頭決心還蠻大的啊！先吃飯吧！”中飯後，張大隊長沒把我攆回去，把我帶到一個臉色黑黑的中年男子身邊，“亞素，這是慈姚辦事處吳建功主任，等會兒你跟他去，到他那兒去工作”。“我……”“小鬼，你個兒小，又是女的，跟作戰部隊不合適。聽話，好好去辦事處工作啊！”沒辦法了，我隻好點了點頭。實際上我心裏在說，隻要肯留下我，幹什麼都行。
下午的太陽比上午更猛，吳主任戴著草帽走在前麵，我按事先約定撐著雨傘在後麵遠遠地跟著，汗流浹背地翻過長溪嶺，接著還是一個又一個地翻山頭，傍晚時分才來到一個現在已經記不清叫啥名字的小山村。其實，我母親也是在下午的猛火太陽下趕到洪魏村，她不放心她瘦小的女兒去外麵闖蕩。是張大隊長做了許多工作，消除了母親的顧慮，才被勸回去。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母親告訴我：“革命隊伍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們都是您的孩子，大媽您放心。”就是張大鵬的這句話，讓她放棄了尋找，把她的女兒交給了革命隊伍。在小山村的那個晚上，我住在老鄉家裏。吳主任的愛人也在這村裏“打埋伏”。第二天，吳主任的愛人陪我又走了一個小時的山路，終於到了慈姚辦事處的臨時駐地——上王村。一個姓楊的科長接待了我，問我想做炊事員還是做通信員。我想家裏每天燒飯，燒得煩了，就說做通信員吧。楊科長點了點頭，又很耐心地向我講了一些辦事處的情況和需要注意的問題。就在我對辦事處的一切感到十分新鮮，沉醉其中時，又一個考驗正等著我……
下午2點左右，上王村外突然傳來一聲槍響。楊科長對辦事處的四五個同誌喊了一句：“有情況，快整理好東西撤離！”可能經常碰到這種情況，同誌們都很利索地把重要的物品拿好，從後門穿過一條小路向山上跑去。我也顧不上別的，隻把楊科長交給我的明天要送的一包印刷品拎在手上，跟著同誌們到後門。就在這時，我前麵最後跑出來的那個同誌，已經被敵人發現了，不遠處傳來“站住！站住！”的吆喝聲。後門不行了，我趕緊轉身，把印刷品塞進灶洞裏，自己跑到前門，一看沒人，馬上跑進前麵的一個毛竹園裏，躲藏在竹園內的一個小灰舍中。灰舍下部是用亂石砌出來的，上麵是茅草圍起來的壁和頂，大小不足一平方米，離大路不過六七米。我側著身、彎著腿靜靜地躺在灰堆上，眼睛從茅草縫裏看外麵，看見“黃衣裳”拿著槍走過來，他們沒有注意到路邊竹影下的灰舍，直接闖進我們的辦事處，我聽得到裏麵翻箱倒櫃的聲音，又看見他們離開……雞飛狗跳折騰了個把小時，敵人走了，村子又恢複了平靜。
太陽落山時，辦事處的同誌又回來了，他們見到我一下子把我圍住了，親熱得不得了。楊科長微笑著說：“把第一天來的新同誌丟了，你看我心裏有多著急！你是怎麼脫險的？”我把情況說了一遍，同誌們聽了都誇我機靈。我又說：“你們看，房子都整清爽了，飯也燒好了，大家吃飯吧！”這一下大家更高興了。就這樣，我參加了革命隊伍。
一定要把信送到
在慈姚辦事處當通訊員是我參加革命後的第一個工作。當時，我在楊科長的領導下，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送信，每天頭腦中一個念頭——“一定要把信送到”。
其實，送信不僅僅是體力問題，很多情況也需要動腦子的。送的東西有很多種，單張紙的信、一疊宣傳品、一個布包裹等都有。如何拿，用什麼方法偽裝？如何走，大路、小道？遇到情況以什麼身份來對付？許多問題事先都有思想準備。記得有一次，我把宣傳品藏在小竹簍裏，蓋上些山貨送出去，半路上與國民黨一個巡邏隊相遇，距離百米左右，雙方都在山路上一個凹進的彎道口上，敵人一看見就喊：“那一個，站住！”“被敵人發現了”我心裏一驚，我知道帶著的宣傳品可藏不住啊，搜出來就完了，我就按事先想好的辦法，先站住迷惑一下敵人，然後突然轉身就往回跑。敵人也跑著追過來了，我利用他們跑進凹道看不到我的機會，鑽進路邊的柴縫裏躲藏起來。初夏季節，山柴茂密，敵人在我麵前順著山道追過去，“站住！”“跑哪兒去？”“看見了，出來！”的喊聲、恐嚇聲漸漸遠去——一切都靜下來了，我再向前走。
有時候必須通過敵占區，信就要仔細藏好，紮在發辮裏、縫在衣裳裏、納在鞋底裏怎麼放心怎麼來。可以避開敵占區，繞道走安全性高一點的路線，多走十裏八裏那是常事，還要熟記堡壘戶的情況和保長、甲長的姓名，必要時偽裝成某某親戚應付敵人。還好，送信一年多，雖有驚險，也很辛苦，但我送信沒有出過事情，每次都完成任務。這一點我自己也感到很自豪。
在被服廠做手工
1945年8月，組織上派我去三北被服廠工作。浙東第二次反頑戰爭已經結束，根據地形勢很好。為了適應部隊軍需發展的需要，浙東的三北被服廠和四明被服廠合並為浙東遊擊縱隊後勤部被服總廠，並陸續抽調了一批同誌充實到廠裏。我到杜徐嶴被服總廠報到是比較遲的，我的記憶中，廠長是蔡鶴鳴，廠裏分工很細，有裁剪組、車工組、手工組、打包組等，縫紉機、搖襪機等設備都有，還設有倉庫，很有樣子的。被服總廠的主要任務是趕製軍裝。我因剛到，分配在手工組。
同組有個阿芬姐，她是鄞縣人，來被服廠一年多了。她告訴我，早期的被服廠條件很差，人也不多，當時的任務主要是做綁帶、子彈袋、米袋、飯碗套等簡單的軍需用品，工人睡地鋪、蓋稻草不說，還經常自背米袋、背包，抬著機器轉移駐地。她又是我的師傅，鎖紐扣的活就從她那兒學會的。
在被服廠的這段時間很愉快。每天吃得飽，睡得好，聽到的都是前方打勝仗的好消息，當時幹活的勁頭很足，大家都想為自己的部隊多貢獻一份力量。工餘的時間還學文化，我的原名葉雅素，“雅”字寫起麻煩就自己改成“亞”了。現在想起來，父親給我取“雅”字，還是挺不錯的。
北撤時留了下來
我在浙東遊擊隊後鄞部被服總廠工作不到兩個月。部隊奉命北撤，被服總廠宣布關閉，人員由組織確定安置方案。上級考慮到我是本地人，動員我回家等待通知。領導對我說，部隊北撤要行軍打仗，戰爭環境部隊帶婦女幹部不方便，再說撤退是暫時的，三個月後就回來。當時我展開了思想鬥爭，考慮結果，認為短短三個月時間仍能回來，在家等待也好，就留下來了。不想這等待如此漫長，飽嚐了渴望參加工作的煎熬。
部隊北撤後，白色恐怖籠罩三北大地。蔣子瑛、朱洪山、陳愛中等留下來堅持鬥爭的主要領導人在一年左右時間相繼犧牲，三北地區的革命轉入低穀。在這段時間裏，我和組織已經失去了聯係，直至1946年秋，沈宏康同誌通知我去寧波江北岸一家襪廠工作，才又回到組織的懷抱。
江北岸襪廠原是三五支隊的一個後勤供給點，我過去時隻作地下黨的一個聯絡站，規模很小，隻有十來個人，大多是雇來的，並不知道內情，襪廠設備陳舊，經營也很困難。年底，襪廠幾乎陷入難以維持的困境中，為克服困難，當時我把身上僅有的一隻韭菜辮金戒指也捐給了組織。來襪廠的地下工作者，都以生意人、或親戚的名義來的，來去匆匆。1947年6月，襪廠因負責人杜永年（中共黨員）被捕而被迫解散。
從上海返回家鄉
襪廠解散了，那時環境惡劣，不敢回家，後經竺冠玉同誌介紹到鎮海橫河小學燒飯。不久家裏知道，特派我兄來叫，因此在校隻9天就回家。我的家太平閘村也不太平。
由於敵強我弱形勢嚴峻，組織上考慮到我參加三五支隊的情況知道的人多，又不能隨武工隊行動，駐範市的敵人常下鄉清查，住在家裏怕有危險，要我離家去上海隱蔽一段時間。這年9月下旬，我再次按組織要求離家去了上海，在外灘裏馬路給人家做保姆，隱蔽起來。
1948年底，三北的形勢有所好轉，組織上通知我回鄉工作。我離鄉一年多了，回家後幫父母做了幾天家務，陪父母過了年。1949年2月，我由許梅生同誌介紹，到慈東聯絡站工作，擔任通信員。同年4月經勵夏娣、胡玉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莊橋解放後調任莊橋區區公所汶溪鄉政府保管員。9月份下鄉學習做農村工作。1950年5月我調到莊橋區做婦女工作，同年6月份調任慈溪丈亭區婦女主任。從此心情舒暢地工作在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上。
（選自《三北風雲》第十四、十五期，兩文合並有刪節）
我參加掃除殘敵與土匪的戰鬥
餘祥道口述 馮鈞傳整理
在歡慶偉大的解放戰爭60周年的日子裏，我有幸訪問了慈溪市範市鎮太平閘村老複員軍人餘祥道同誌。
餘祥道，男，1930年10月出生，1948年5月入伍，參加三北“小頑強”部隊，是一個小戰士，然而他在實際作戰中，發揚艱苦奮鬥精神，為解放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以下是老餘同誌的口述。
我是1948年5月15日（月亮夜）參加部隊的，由太平閘地下黨組織（岑水榮、馮德傳、岑銀康、楊如漲、孫棠夫等）推薦介紹，具體動員談話由當時龍山區委許梅生同誌負責，我記得當時他說：“為了窮人翻身，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大家參軍去。”當時我聽上級講，孟良崮戰役已結束，國民黨軍隊在前方大吃敗仗，作垂死的掙紮，我們地下黨武裝隊伍正缺少兵員，需吸收一批新兵，希望你們積極入伍。我們這一批參加共5個人，都是17~18歲的小青年，他們是陸長梓、孫唐興、羅來章、阿榮（應申艮家雇工）、和我。當時我父親不同意我去，我因參軍心切也不管他了，當夜七八點鍾在太平閘塘路上集中，由許梅生同誌帶領去範市高巷村，那裏是“小頑強”部隊駐地，部隊的主要領導是沈宏康、趙士炘、葉靳、陳春水等，記得當時沈宏康同誌見到我們很高興，用手摸摸我的頭說，有這樣的小鬼來參軍，革命勝利有希望。他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至今還印在我腦海裏。我們辦了報到手續，就算是一名戰士了，各自編入班排，我是一排一班戰士。部隊沒有固定的駐地，天天換地方，情況緊急時一天要換好幾個地方。約一個月後，我被分配到虞劍虹指導員處任通信員。部隊生活是艱苦的，為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大家都不怕苦，堅持革命到底，特別部隊領導對我們戰士真的像親兄弟一樣，非常愛護、關心。他沒有官架子，與我們大家一起戰鬥，一起生活。
我自1948年5月參軍至1952年5月複員退伍，在這4年左右的時間裏，參加過的戰鬥也記不清了，因這段時間解放戰爭進入後期，蔣家王朝即將滅亡正像一隻惡狗被逼到弄堂裏，必定要做垂死掙紮，特別解放初期繁重的剿匪任務有時一天要打好幾仗，這些戰鬥雖然規模小，但危險性相當大，隨時有犧牲的可能。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從洞山寺出發，虞劍虹、童宇平兩個指導員和我們四個戰士，到範市高巷領取軍用經費，這是部隊戰士要吃飯必需的經費。我們到達高巷機關，領了100多萬元金圓券，連夜從窖湖湖塘經過筋竹嶴翻桃花嶺，隨身帶早有準備的工具，利用夜間走路到龍頭場破壞了敵人的橋梁，剪斷電線，在路上遇到敵哨兵，我們邊開槍還擊邊撤到小桃花嶺，因夜晚走小路，碰到小河就爬過河，衣服都濕了，在途中還抓到了一個逃兵，當夜宿在沙河頭下邊一戶葬屋裏，指導員命我看管逃兵和站崗，到下半夜逃兵趁我換濕衣服之際，用牙咬開門閂，乘機脫逃，這是我的嚴重失職行為，想想很後悔，即向指導員彙報，領導也沒有處分我。次日清晨，葬屋主人（地下工作者）的十幾歲女兒以放羊為名，為我們放哨，我繼續在門口站崗，指導員他們都在裏間休息，天剛亮不久，放羊的小姑娘急急忙忙跑來報告，說黃衣裳來了（國民黨軍隊）有30~40人，我朝外一看，兩座小橋也被封鎖，敵人正四麵包圍了葬屋，情況萬分危急，指導員命我和施久良掩護，他們四人帶物從後門撤到小山上，並開槍還擊，正當敵人衝到屋門口，被施久良一槍打傷一個敵兵，敵人馬上拖走傷兵，槍聲有些稀少了，但還有兩個敵兵連續衝到屋內，企圖活捉我們，施久良叫我撤出，自己閃入門板裏邊，當我剛跨出門檻，兩個敵人隨即衝進屋內，這時閃在門邊的施久良，隨手一槍打死了一個敵人，另一個敵人見狀就慌亂逃跑，施也趁機撤出葬屋，我們兩人在後山上見到了正在掩護我們的指導員，馬上分成了兩個戰鬥小組，3人一組邊打邊撤，互相掩護，衝出了40多個敵人的包圍圈，最後終於在第二天下午把100多萬元經費送到部隊，我們無傷亡，勝利完成了任務，得到領導好評。事後得知，來包圍的是國民黨楊峰部隊，由脫逃逃兵報告並引路來包圍我們，那個被我擊中的敵人，在稻田裏滾爬了好一陣就死了，屍體由國民黨軍收去。
這一次如果沒有放羊小姑娘的通知，和葬屋主人的掩護，我早就沒命了，這使我懂得偉大的黨需要得到群眾擁護，革命才能成功。
另外我也想講一些參加奉化剿匪的情況。
1949年8月，我被編入寧波第二軍分區警備團三營七連，在奉化等地參加剿匪戰鬥，在奉化以“小雄雞”為首的地方散匪橫行不法，無惡不作，憑借熟悉地形，了解情況，盤踞深山冷嶴，如用大部隊打，很困難，隻能依靠群眾，用小部隊逐地搜索，縮小包圍圈，逐個殲滅。在龍富山一次戰鬥中，我也親手俘獲一個躲避在山上草棚裏的土匪，還繳了一支中正馬槍。
大陸剛解放，蔣介石逃到台灣，但舟山等沿海島嶼尚未解放，敗逃到定海、六橫等島的敵人，派遣了多股土匪，夢想為反攻大陸做準備，潛入內陸上山打遊擊，我部奉命進行圍剿。在一次戰鬥中，土匪從毛竹園衝下來，當時我在山下，領導命我衝上山，偵察敵人，我剛爬上山，發現有30多個敵人從山嶴中衝過來，我按領導指示連打三槍，並用白毛巾揮手發出信號，部隊馬上派出機槍排衝上來，敵人發現我站在山峰上即用美國機槍猛打過來，子彈打在亂草山岩中索索響，我險些被擊中，待大部隊一到，敵人逃跑了。
在奉化離溪口40~50裏路的唐田黎洲剿匪中，九連連長英勇犧牲。我記得有一座大山，上山必須走溪坑路，溪坑中每兩到三米會有一塊石頭，山上有一個洞，裏麵能住一個連的兵力，洞口有亂草，一般人不易發現，槍炮都打不進，我們部隊把這個山包圍了10多天，後發現山腳下的小村上有一個村長，思想非常反動，給山洞裏土匪送水送飯，當我包圍了村長房屋時，他在黑夜中衝下梯田逃跑，後被當地民兵抓牢，就地鎮壓。
直到1950年8月止，敵人派遣的小股土匪全部被消滅，我們完成了剿匪任務。
我複員退伍後，一直在太平閘村務農，任村黨支部組織委員，在發展黨員，建設黨支部方麵，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現在我雖然今年76歲了，年老體弱，視力不好，右眼完全失明，左眼500度，但深感生活很滿足，國家每月給我500元生活補貼，前幾年還為我修了房子，這樣與過去生活比，特別與為革命而獻身的烈士比，我感到很幸福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一切，今後我要繼續努力，時刻不忘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黨的事業奮鬥到底。
2006年6月
（選自《三北風雲》第十四期）
搶修公路 解放舟山
嚴水孚
一、支前的形勢
1949年5月26日鎮海縣城解放，國民黨殘部潰逃至舟山群島。蔣介石以大海為天然屏障，盤踞海島，妄圖反攻大陸，並不時地出動飛機向我鎮海、寧波等地進行狂轟濫炸，擾亂剛解放的浙東新區，弄得人民無安寧之日。解放舟山迫在眉睫，支援前線是寧波各級黨政機關重中之重的任務。
當時，鎮海前沿的大榭島、梅山島仍被國民黨占據，隔港的金塘大島敵人駐有一師的兵力。這些島嶼與陸地最近的也有1000餘米，遠的10裏，為我輕武器所不及。欲求解放海島，非用射程遠而威力大的重炮不可。但當時江南地區沒有一條能運行大炮的公路或大道，故此搶修寧穿公路和新建至下三山的炮路，是支前工作的頭等大事，任務緊迫。
修複寧穿公路和新建下三山炮路，是由二十二軍前敵指揮部、寧波市軍管會和鎮海縣支前指揮部共同決策和領導的。按形勢要求務必在9月中旬之前完成。修複計劃分三段進行：寧穿路自育王嶺至清水橋段，由鄞縣、慈溪縣負責，要求在8月中旬前完成；大碶至下三山炮路由莊市區、長山區負責，也要在8月底前竣工。
當時我在龍山區工作。龍山區委接到搶修寧穿公路的命令以後，隨即成立支前指揮部，由二十二軍連級幹部張占一任指揮，我任副指揮。當時龍山區有沙塘、清湖、澥浦、龍山、窖湖、靈緒6個鄉鎮，動員來的民工分編7個中隊，其中靈緒是大鄉（現慈溪市範市鎮），出兩個中隊，餘皆每鄉1個中隊。各中隊長多為地方黨員或老積極分子擔任，第一中隊是太平閘黨員楊如漲，第四中隊是龍頭場黨員王阿裕，第七中隊是現“三老人員”澥浦嚴雲忠。同時還選派進步教師10人，施恒康、張明歧等經過縣戰地服務團訓練後擔任各中隊指導員。
各地民工經過發動，安排好家庭生活，每人隨帶半個月口糧，1~2件鋤頭、坑銑、土箕和扁擔等搶修工具，以及衣服、帽、帳子、席子、碗筷等生活用具。各中隊還考慮到江南地區形勢緊張，條件困難，故隨帶鹹菜及八尺鑊等。
二、艱辛的征途
8月18日傍晚，即是大榭島解放的那個晚上，各鄉鎮民工陸續到龍山區委所在地的澥浦蕢家集合。因白天國民黨飛機經常在沿海一帶低空盤旋，投彈掃射，大部隊是無法行動的。7個中隊，800民工到晚上10時左右才集合完畢。接著由龍山區委書記李學善、區長許孝榮接見各中隊幹部進行政治動員，交代任務後已是午夜12點鍾了。浩浩蕩蕩的支前大軍一個中隊接著一個中隊沿萬弓塘路向鎮海縣城進發。那個晚上，有許多幹部已經忙了兩天兩夜，沒有很好休息過，吃的也是東一餐、西一餐，疲倦不堪，在行軍路上，有的甚至累到了一邊走路，一邊打瞌睡的程度，當腳趾踢到石板才猛醒一下。長約１５公裏的萬弓塘足足走了3個多小時，到達縣城米行街、南大街時已是拂曉，民工們都盤坐在地上等待渡船過江。提起渡船，幾日來甬江上已被國民黨飛機多次掃射，渡口隻剩下7~8艘小船了。每船坐足約18人，這樣每次隻能過140~150人，來回一躺最快速度也得半個多小時，共需4~5趟才能把全體民工渡完。待我渡過江後，太陽已經從海平麵線上冉冉升起。約過了十幾分鍾，見到招寶山上空兩架敵機正在盤旋，緊接著發出一陣炸彈爆炸聲和嗒嗒的機槍掃射聲。這時，我第七中隊民工130餘人還在南大街候渡，因情況突變，再也無法成批過江了，隻能待敵機過後，單船行動，結果延誤了過江時間，掉隊了。幸虧該中隊的幹部覺悟高，責任心強，過江後，摸著沿海這條路走去，到達目的地陳華浦時，天色已是漆黑。
大隊民工是走高河塘路，翻越孔墅嶺，我走在隊伍最後麵。未到孔墅嶺腳跟，又有兩架國民黨飛機在甬江上空投彈後，向長山橋方向飛來。此時大隊人馬已進入孔墅嶺路段，一聽到敵機聲就作緊急疏散，向嶺兩側林間躲避。敵機在上空盤了幾圈，沒有發現什麼目標，就向大碶方向飛去。敵機過後隊伍迅速集合前進，到孔墅嶺東麓的河頭焦、江家和白石廟跟一帶找祠堂、寺廟休息。民工們一天一夜沒有合過眼，極度疲勞，倒頭就睡。各中隊事務長找地方搭灶做飯，幸虧大米、吃菜和鑊等自帶，等到開飯時間已是上午10點鍾多了。
到大碶後，我們指揮部馬上找到支前指揮部和二十二軍前敵指揮部接上了關係。在大碶頭後麵的一個祠堂裏，縣委領導王博平和沈宏康同誌，親切接見了我們，並分派搶修任務。龍山區的任務是修築清水橋至穿山舞嶺長約7．5公裏的寧穿路段。民工住的大多是祠堂、寺廟或空關大屋，絕不幹擾居民。
三、生死考驗
當日下午2時，全體民工集中到大碶小學操場開會，進行動員和分配落實搶修任務。再說我們民工到達頭兩天，大碶、新碶兩地已被敵機多次轟炸，長山區委的臨時駐地時敏小學被炸，大碶區中隊中隊長、老遊擊隊員施阿林遇難；大碶街上的源來南貨店、大餅店等多家商鋪被炸毀，當場炸死1人，傷數人。轟炸新碶頭大街情況更慘，正值居民中午在家吃飯時刻，炸死炸傷多人，形勢相當緊張。
指揮張占一是二十二軍老戰士，曾在北方當過小區區長，有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但他是魯中南人，最大的難點是言語不通，我隻好當他翻譯，他講一句，我翻譯一句。因這次大會很重要，既全麵布置搶修任務，還強調遵守支前紀律事項。不料大會沒有開完，從新碶頭海麵竄出兩架P-15型的美製蔣機。這種飛機又稱蚊式飛機，能超低空飛行，回轉靈活，經我們發現，已經是一拐一彎地在大碶頭上空旋轉了。在這緊要關頭，指揮張占一顯示久經戰爭考驗的本色，毫無畏懼，不動聲色，鎮靜而堅定地一聲令下：不準動，眼睛看地，誰敢動就處理誰！我倆作立正式站在人群中間。當時每個民工都鬥篷草帽，與操場周邊曬滿的早稻草有相似顏色，且無一動晃，敵機在操場上空低旋兩圈，沒有發現什麼目標，然後飛去。真是經受了一次嚴重考驗。如果說敵機臨頭，秩序大亂，被敵人發現目標，即會狂掃濫炸，不知要傷多少人，會釀成“出師未捷身先死”這個大禍。當時雖然民工們嚇得麵無人色，但最終還是安全無恙，這點也證明廣大民工的思想覺悟和組織紀律是好的。
四、再苦、再危險也要把路修好
第二天清晨，指揮部帶領各中隊長實地踏勘，分配路段。二十二軍工程隊技術人員，也在路段拉好草繩，敲好樁基，放好施工樣等準備，按此標準填基築路。在實施中要求清理一定的表層糊泥，並嚴禁用稻草墊基。
寧穿公路，起自寧波江東總站，止於穿山、柴橋，全長41公裏，其中在鎮海縣境內長21．8公裏。1934年建成通車，1937年冬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全線掘毀。抗日戰爭後開始修複，至解放時僅通車至育王嶺。在鎮海縣境內有的路基已被農民扒平種田，痕跡難辨。當時早稻剛收完，田中一片綠油油的晚青，我們就是在晚青田裏挖土填基築路的。三四天過去，從清水橋至穿山嘴出現一條清晰可見的新路基，被國民黨飛機發現，立即進行低空循路掃射。幸虧民工早有思想準備，迅捷地向公路兩側疏散隱蔽，未遭損失；但是我們意識到再在白天築路已是不可能了。指揮部向上級請示後，經同意改為白天休息，晚上搶修。但是，在白天敵機還是不停頓地向村莊盤旋轟炸，民工仍然有被炸的危險。有一天，我和四中隊隊長王阿裕等開完會，在回來的路上，因老王背著晚上築路用的救火會照明油壺，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被遠處敵機發現目標，一個俯衝，幸虧路側是條水溝，身子迅速往水溝下躺倒，敵機一梭子彈就噗噗落在溝邊。這幾天又聽到某村被炸，有群眾炸死、炸傷的消息。此時，還謠言四起，擾亂人心，民工中一部分人思想動搖，恐懼萬狀，指揮部決定，讓民工白天躲到沿山樹林裏休息，中飯由炊事員擔到林地，晚飯後回工地修路。
提起當時的民工生活是艱苦的。當地群眾因躲避敵機，太陽一出就帶著飯包上山；許多婦女、兒童投親靠友離開家園，整個村莊戶戶落鎖，死寂一般。柴橋、清水、大碶等集市全部癱瘓，商店閉歇。800名民工要吃的，除了大米基本上自帶，欠缺部分向部隊糧站領取外；蔬菜、柴草是要自己解決的。當時有錢無處買，怎麼辦？我們在呂監橋尋到一個保長，是個老農民，我們隻能抓住不放，由他陪著事務長挨戶敲門取鹹菜，借稻草，給他上賬付錢，這人表現還不錯，其他各中隊情況也類似。幹部和民工生活在一起，一日三餐清水鹹菜湯下飯，沒有半點油水。民工們大多是貧苦農民，隨帶的是破帳子、舊席子，而江南的蚊子體形特別大，咬人特別厲害，龍山來的人沒有吃過這個苦頭，所以白天晚上都睡不好覺。我們自8月19日到江南，9月3日勝利返家，在此半個月時間裏，每人都消瘦了好幾斤，回到家裏親人們見到都大吃一驚。
我們到工地的前夜，大榭島剛解放。過了二三天，被遣散的國民黨俘虜，以及經過初步包紮治療的國民黨傷兵，有的互相攙扶，三五成群地路過，向寧波方向走去；我人民解放軍許多傷病員，躺在支前航船裏飛快地駛向後方醫院。更為壯觀的是每當夜幕降臨，近１０公裏長的寧穿路上，篝火通明，近千民工奮鬥在搶修線上，大部隊通宵達旦地奔赴前線，響起有節奏的人流踏步聲和騾馬鐵蹄聲，融合成一首戰爭前線交響樂曲，情景壯觀。
五、凱旋歸來
修路開工未幾天，部隊工程兵和民工們就一起架設清水浦大橋和陳華浦公路橋等橋梁。9月2日，我們勝利完成路基填築，路基寬5米，高0.7米左右，完成填基土3萬立方米。這次搶修任務由於幹部以身作則，帶頭苦幹，不被敵機轟炸所動搖。雖然少數民工被炸彈嚇破了膽，思想動搖，結果還是被我們所穩住，保質保量按時完成支前的任務。區指揮部受到了二十二軍前線指揮部的表揚，其中第七中隊還奪取紅旗，勝利凱旋。由於大道直通海岸，二十二軍的輜重部隊拉著榴彈炮車迅速運至前沿，對盤踞在各島嶼的國民黨殘部造成極大威懾。10月5日，我人民解放軍在炮火猛攻下，勝利解放金塘島；翌年5月，舟山群島全部解放。自此，我鎮海、寧波遠離前線，形勢安定。
（選自《浹江風雲》第二期）
篳路藍縷憶當年
嚴水孚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揮師南下。5月24日，駐龍山所城國民黨六六一團連夜乘船潰逃。第二天，龍山宣告解放。
7月9日淩晨，原駐龍城的國民黨六六一團在山下碼頭偷襲登陸，龍山區區長忻一波和二十二軍駐虞洽卿大宅臨時糧站的連指導員和通訊員不幸被捕。10日，由我二十二軍的一九四團和一九七團從寧象前線緊急奮赴龍山，未經激戰，六六一團就奪海逃竄。龍山事件後，鎮海縣委和區委加速對鄉鎮政權建設，在7月20日前後，建立了龍山鄉人民政府，駐地在龍山所董家宅院。
建鄉初期，鄉幹部基本由部隊同誌擔任。南友榮同誌任指導員，姬永生同誌任鄉長。8月底，組織上把我從區支前指揮部調任鄉文書。1950年6月下旬，龍山鄉析為雁門、龍山、龍場三個鄉鎮，軍隊幹部大多歸隊，我也調區委工作。雖然，這短暫的曆史也過去了50多年，但至今仍在我的腦海縈繞，令人難以忘卻。
那時，政治形勢比較複雜，經濟狀況也很嚴峻。龍山雖稱革命老區，但新四軍浙東縱隊北撤後，許多同誌隨部隊北上，至新中國成立初，隻有海地舍一個地下支部，五名黨員，進步力量比較薄弱；相反，反動勢力有一定社會基礎。邱王村曾是偽軍鎮北保安團重要據點，設稅卡達4年之久。長江部隊六六一團在龍城駐紮達一年左右，官佐們與當地一些人士有著交往。龍頭場雖是百珍交易之地，人員往來複雜，卻存在著習慣性惡勢力。同時，還潛伏著少數敵特分子，造謠惑眾。當年又逢幾次台風和暴雨，稻棉歉收，廣大農民遭遇生活和生產困難，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負擔。
（節選自《龍山風情》的《篳路藍縷憶當年》）
記鎮海縣龍山區人民政權的建立
嚴水孚
龍山區是解放初期鎮海縣4個區之一，有人口53083人，耕地麵積100521畝。
龍山區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我浙東抗日根據地的一部分，曾建有各級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戰爭期間，又是我慈鎮縣工委領導的遊擊區，曾建有灣塘、福田、沙河、清湖、曲塘、通德、覺渡、澥浦、雁門、龍城、龍山、田央、甸山、靈湖、範市等15個鄉鎮。嗣後，鄉鎮建製幾經更迭，至1949年解放時，尚有沙塘、清湖、澥浦、龍山、窖湖、靈緒6個鄉鎮。
1949年5月26日鎮海縣城解放。中共鎮海縣委和縣人民政府建立後，成立龍山區委和區人民政府。縣委派南下幹部呂書斌任區委副書記，其餘人員大多為原慈鎮縣工委的幹部和當地堅持鬥爭的同誌。區長忻一波，組織委員許梅生，區中隊長任文祺，會計陳恒義，事務長方通海，民運工作人員有楊漢耕、徐桂法、方阿法、胡漢庭、徐榮卿、胡允和、王泰棟、童雲忠、吳和卿、朱珍年、朱信泉和我等10餘人。區委、區府駐地在澥浦蕢家。
6月下旬，由二十二軍六十六師第一九六團的民運股長李學善帶領40餘名部隊的連排級幹部來龍山區，加強了區委和區人民政府的聯係。區委會由李學善、忻一波、呂書斌、許梅生、苑書龍等人組成，李學善任區委書記，忻一波任區長，許梅生任組織委員，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籌借糧草，支援解放舟山。同時，在伏龍山下的虞洽卿大宅內設臨時糧草接收倉庫。
7月7日，是中國人民全麵抗擊日寇的紀念日，龍山區委舉行紀念活動。當日下午在黃公廟召開山南3個鄉鎮50餘鄉保長會議，由忻一波區長主持。會上宣傳七七全麵抗日的重大意義，並布置借糧借草、支援前線的任務；同時還對鄉保長提出要以實際行動，將功補罪。會上，我代表駐山南的地方幹部發了言，表明堅決完成借糧借草任務的決心。出席這次會議的還有任文祺、楊漢耕、徐桂法、胡漢庭、徐榮卿、童雲忠等區幹部近10人。
會議結束後，按忻區長指示，徐榮卿和我等幾人留在山南，配合大軍開展籌借糧草的工作，忻一波帶著六七位同誌當夜趕到三北。7月8日下午，忻區長以同樣的方式和要求，在田央黃葉家祠堂召開龍北3鄉鎮的鄉保長會議。會議結束後，全部回龍山虞治卿大屋的臨時糧食倉庫過夜。
7月9日淩晨，原來駐過龍山所的國民黨長江部隊千餘人，乘艦、船數艘，在飛機掩護下，從龍山碼頭登陸，直撲山下村。住宿在虞洽卿大宅內的我區幹部，和二十二軍派遣管理糧倉的同誌，毫無準備，有幾位已經蘇醒的同誌，突然聽到有飛機低空盤旋聲，就往外觀察動靜，但一出虞宅大門，就見到從虞氏祠堂那邊一大群國民黨軍隊向虞宅衝來，近在咫尺，已來不及應變。據事後當地群眾反映，頭兩天國民黨軍六六一團的特工人員已潛入龍山，住在雁峰寺，探察我軍情，也了解到虞洽卿大宅已作軍用糧庫，駐有人員。故國民黨軍隊衝進虞宅後，立即開槍射擊。
虞洽卿大宅占地麵積20畝，分隔成前後兩大院子，建有各式磚木結構和磚混結構的二層、三層大屋數十間，四周築有高圍牆，僅朝東沿大河開設一道大門和南邊開一偏門，是座名副其實的深院大宅，一般生疏人進去，是易進難出的。當忻一波等同誌聽到槍聲，敵人早就進入各室，已無退卻之路，忻急中隻能上三層閣樓暫避。三層閣樓除幾根粗桁條外，均是用泥滿小條子板釘成，不能載重，忻失腳踏在泥滿條上，泥滿條坍塌，石灰下墜，被敵人發現而被捕。當場遭捕的還有二十二軍幹部3人，其中1名指導員，1名通訊員。徐桂法和錦堂師範幾位學生也躲在三層閣樓另一側，因泥滿條未坍，幸免於難。當時，在鎮北地區澥浦駐有二十二軍一個連隊，全部上山布防於大寨山和低嶺一線。國民黨六六一團因受我軍的壓力，隻能龜縮在大門庵、雁門嶺、龍頭場幾處。
7月9日上午，留澥浦的區委同誌得悉龍山敵人登陸消息，但真實情況不明，呂書斌派我和徐榮卿等人去了解敵情。我們爬上大嶺岡墩，隻見到龍山碼頭外停泊著幾艘輪船和小兵艦，幾架敵機在澥浦沿山盤轉，不時進行掃射。駐澥浦的解放軍連隊已全部上山布防，大街上空無一人，形勢非常緊張。下午，區委作出暫時退避的決定，晚飯後，呂書斌帶領區委一班人到沙河頭，10日下午轉到貴駟橋劉聘三大屋。同日，我二十二軍一九四團、一九七團從寧波、澥浦趕往龍山向敵軍進擊，國民黨六六一團奪海逃竄，撤回舟山。晚上，龍山區委召開有各方麵人士參加的大會，區委書記李學善作形勢報告，會上宣布了入侵我沿海的國民黨殘匪已被解放軍趕跑的消息，與會同誌一片歡騰。會後，區委全體同誌星夜返回澥浦。
這次國民黨殘匪搞突然襲擊，龍山區損失慘重，特別是區長忻一波被捕，於次年被國民黨殺害於舟山。二十二軍的三個幹部，傳說有當場跳海殉職的，還有一位在1950年5月舟山解放時，還被敵人用鐵鏈穿過鎖骨關押在那裏。
此後，中共鎮海縣委為了加強龍山區的政權建設，派許孝榮任龍山區區長。區署從澥浦蕢家大院遷至龍山所朱阿南大院。區委還配有秘書、文書、青年幹事等人，區政府也配有文書、會計、事務長、生產幹事、民政幹事等人。
7月中旬，建立各鄉鎮人民政府。首先建立澥浦鎮人民政府，由3人組成。二十二軍連級幹部張占一任鎮長，徐榮卿為幹事，我為文書。在7月底前，沙塘、清湖、龍山、窖湖和靈緒5個鄉人民政府也相繼建立。至9月上旬，各鄉鎮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基本配齊，每鄉鎮約8至9人。其中指導員1人，正副鎮長1至2人，文書1人，炊事員1人，民運幹部4至5人。這些幹部中，有當地幹部10餘人，其餘均是二十二軍幹部。
二十二軍下龍山區幫助工作的幹部，至1950年5月底勝利完成人民政權建立任務，並取得鞏固以後，曆時11個月時間。我與二十二軍同誌始終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益的東西，其體會是：
（一）組織紀律性強。在革命戰爭年代，要戰勝敵人，取得人民政權，必須嚴肅組織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二十二軍幹部到地方以後，就把這一套優良的作風傳給了我們，使我體會最深的，就是那次帶領800民工赴江南搶修公路之事。我們對江南情況不熟，民工來自四麵八方，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築路標準相當嚴格，國民黨飛機又常來濫掃狂炸，就在這艱辛萬難環境中，依然保質保量按時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靠的就是以二十二軍幹部張占一為首的幾位同誌，以身作則，嚴守組織紀律，執行命令一絲不苟，對待工作從嚴要求，對民工生活關懷備至，對安全問題考慮周到，由此保證了搶修任務的勝利完成。
（二）堅定的革命意誌和吃苦耐勞精神。記得1949年10月的一天，當時我在龍山鄉工作，有群眾來報告，國民黨一艘兵艦放下小汽艇在碼頭邊遊弋，可能派匪特潛入伏龍山。鄉指導員南友榮、鄉長姬永生帶著我們幾人，背著槍支，毫不猶豫，立即出發，沿著伏龍山海邊一側搜索。這時敵兵艦還停泊在碼頭外。伏龍山陡壁千仞，荊棘叢生，無徑可循。但我們仍不退縮，一麵攀援前進，一麵觀察敵情。走到西麓山腳，兩隻褲腳筒被刺拉得破碎不堪，血痕條條。後來我問當地群眾，都說此路從未有人走過。
（三）學習分析問題的唯物辯證法。與部隊同誌一起，看到一部分同誌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蠻有水平，談起話來條理清楚，能歸納分析，提問題、找矛盾、出主意，工作方法符合辯證法。從他們那裏我學到了怎樣做群眾工作，怎樣分析研究、解決問題，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四）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精神，愛護同誌，團結奮鬥。我們與二十二軍同誌同吃同住，過著集體主義軍事生活，彼此親密無間。炊事員張光星是土八路出身，無文化，但舉止行為，處處體現集體主義精神。如碰到有同誌身體不舒服，就前來慰問，不停地說著“在家靠父母，革命靠組織，組織就是個大家庭，我們都來自五湖四海，到這裏就成了親兄弟，你身體不好，不要想這想那，要像在自己家庭一樣感到溫暖”，接著就是一碗麵條，兩個炒雞蛋。聽了他的慰勉，吃了他做的飯菜，真是大病變小病，小病變無病。現在有些同誌聽了，還以為是在講笑話呢！
（五）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解放初期，物資極為匱乏，幹部實行供給製，生活過得極為艱苦。吃飯，凡縣團級以下幹部統吃大灶，夥食標準每人每月9.30元，每餐青菜下飯，基本不沾葷腥；穿著，按規定每人每年可發單衣、棉衣各一套，以及帳子、被子、鞋襪、毛巾、肥皂、牙刷等生活日用品。但當時供給困難，地方同誌穿的多數是從家裏帶來，由於換洗衣服少，工作又不分晴雨晝夜，故生老白虱者不少；用錢每月發個人一斤肉鈿、四兩黃煙的津貼，按現價約值10元，買不了幾樣東西，生活之艱苦，可想而知。
（選自《浹江風雲》200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