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5.1
1941年11月底，蓮橋街84號 詹宅
“阿叔啊，我該回挖壁打洞救出了阿姨，儂總要貼我一眼奔腳頭咯銅鈿吧？”第二天晚上，中民從隔壁來到詹子權的家，對詹子權說。
詹子權氣不打一處來：“儂該赤佬，搭該個翻譯官一搭一擋，兩頭通吃，兩人賺了七百元還欠夠啊？！該種咯銅鈿賺之，要傷陰劫 咯！”
中民一聽，捶胸頓足：“呀！我羊肉嘸沒吃、人搭弄得羊膻賊賊臭！”他賭誓罰願地說：“天地良心！該七百元裏我如話到手過一隻角子，我人勿撥雷打殺，撥屁還要彈殺咯！我還摸出銅鈿請劉翻譯客，為其壓驚呢！”
兩人一對質，這才知道，這七百元竟讓劉斌獨吞了。中民偷雞不成蝕把米，心裏別提有多窩囊了。
他隻得把氣出在詹子權身上：“儂乖煞介，講日語作啥呢？！勿是有劉翻譯來嘀啊？！儂勿是看見日本人難看啊？！儂勿是後悔自家到日本留學啊？！好講勿講，到憲兵隊了倒講日語嘞，莫名其妙！”
中民罵罵咧咧、絮絮叨叨、胡纏蠻攪、死纏爛打，終於從詹子權那兒拿了五十元錢，摔門而去。
蘭花患的是淋病，加之在監牢裏吃睡不好，心情惡劣，更兼無暇整裝飾容，剛接回時，樣子實在可怕。
詹子權讓她服用了最新麵世的磺硫胺塞唑製劑 ，效果遠好於一般的白濁丸，過了一禮拜光景，即日漸康複。加上飲食得當，連續休養，才十天光景，整個人，就再無晦氣病態。
這蘭花，雖未塗脂抹粉、鉛華盡洗，但素麵相向的，自有一番動人風韻、我見猶憐。
姚蔡氏不禁暗自發愁。
那蘭花剛出獄治病時，看在詹子權的臉上，借住於自己的家中，固然盡可以醫患關係視之，但她康複之後，這關係就難處了，自己並沒有義務長期收留她。而蘭花舉目無親、無家可歸，要讓她離開自己的家，無異於把她往對麵詹子權的家裏送。那，自己與詹醫師的事兒、這還差的八字那一撇，就再也沒機會寫下去了。退一萬步說，詹子權續弦娶她的同時，與蘭花再複舊緣，那恐怕自己進門後第一天就要失寵。哪怕自己再大度，蘭花再客氣，這樣的局麵，是姚蔡氏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和泰然處之的。
姚蔡氏曾幾次旁敲側擊地問詹子權將如何處置蘭花，但他都王顧左右而言它，讓她不得要領。
詹子權出錢救蘭花，雖有念舊情的成分，但實際上更多的還是出於救命的考慮。因為他相信，同樣是可保釋而無人保釋時，如在俞濟民的治下，蘭花無非多吃一些苦頭，卻無性命之憂，但在憲兵隊的手裏，蘭花則必死無疑，蓋因日本人把中國人的命從來不當回事兒。這是詹子權於日本留學時就已經形成的看法，而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人的所作所為，更是無時不刻、反複不已地在證明著這一點。
民國元年，詹子權在日本，所以決然放棄東北帝國大學法政學部兩年的學曆而棄文學醫，就是在日本朝野上下窮兵黷武、輕生好殺氛圍的刺激下所做的選擇。他認為，法政，乃一為民保利謀福之善業，而醫術，則是為民續命強生之仁道，當此異族強敵亡我之心正熾之時，救亡圖存為第一急務，而維新革命總是在解決了生死存亡的大事後才能徐緩圖之吧。
至於那位藤野先生提起過的中國學生周樹人，詹子權是在回國好多年後，才在報紙雜誌裏對上號的。他就是魯迅。但詹子權對他之棄醫從文，頗不以為然。
以詹子權泡了兩年圖書館的所見所識，他以為中國現世之羸弱，決非中國人靈魂麻木之故，實乃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由傳統農業而轉軌現代工業過程中，恰處於蛻皮換鱗、人人得而欺之的狀態。熬過這一關，中國必能重新回到世界列強的行列。
詹子權也對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製度典章和人文曆史作過比較。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在於文化，而文化的載體，首先是這個民族人民的生命，命沒了，什麼都是空的，一旦“周餘黎民，靡有孓遺”，徒然留下器物、典籍與建築，僅供後人憑吊而已，又有什麼用呢？這樣的史例，在世界範圍內不要太多哦，比如埃及、比如巴比倫……。
證明中國文化的優越，毋須太複雜的論證，——漢字一以貫之、華人舉世最眾，中國曆史最長，就足以說明一切。既然中國文化無敵，則當務之急，就在於民族的生存，隻有活下去，中國才有機會，——哪怕活得很難看；隻要活下去，中國必有機會，——“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