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生物學新發現不斷湧現的速度，自不必說新版書中也會有一些材料被淘汰。這是科學進步的方式。確實，就在本書出版之前的那幾個月裏，又有好幾篇學術論文揭示了生命之樹深處的新分支。一個特別突出的變化是，DNA測序技術的進步使得今天的博物學者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一方麵擁有物種的完整基因組信息，另一方麵卻對該物種的其他方麵一無所知。在我們的朝聖之旅中，這樣的物種既包括位於旅程這端跟現代人相似的丹尼索瓦人，也包括位於另一端的諸多無法培養的細菌係群。誰知道將來還會有什麼新發現？不管怎樣，第一版中的大部分內容在10年之後依然是正確的，而對於我們在此寫下的這些對自然世界的洞察來說，這顯然是個好兆頭。
在第一版中，我們嚐試以新的途徑回答關於係統發生的問題，即把基因和承載它的軀體區別開，獨立追蹤基因的家係曆史。如今這已經成為多數現代生物學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辦法，這著實令人欣慰。同樣的辦法遍及新版的新章節。我希望你們原諒我將之作為“基因視角”（gene’s-eye view）的又一次辯護，因為在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我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崇著這一視角。
任何合著的作品都麵臨一個尷尬的問題，需要為行文確定一個人稱代詞：單數還是複數？“我”還是“我們”？本書第一版以“我”通行全書，它的寫作確實是來自我個人的視角，其中也包括我個人的逸事和隨想。出版人合理地指出，若是換成“我們”則會顯得不太搭調，並向我們建議，出於一致性的考慮，應該仍然通篇用“我”，哪怕是在主要由黃可仁完成的章節裏。不過仍然有些地方我們兩人希望一起承擔可能的風險，比如關於某個理論的某個觀點以及分類學技術等。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會使用“我們”一詞，而且指的確實是這個意思。
理查德·道金斯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