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強大盟友的思想在背後支持——盡管蘇聯在提供積極支持方麵的表現越來越難以得到證實——但這個信念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鬥誌極為重要，使他們的鬥爭具有一種世界性信仰的普遍意義，他們相當珍惜這一點。當他們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時，這是一種貫穿於他們所有教育和信仰的理念，他們由此重申他們忠於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我看來，這種思想似乎已經表明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未感覺到“排外主義”。他們自然反對帝國主義，但民族偏見似乎已經升華至超越國界的階級鬥爭。即使是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並非站在種族立場上反對日本人。共產黨在宣傳中反複強調，他們反對的隻是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別的“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則是他們潛在的同盟。他們的確從這個信念中獲得了很大鼓舞。從源自種族主義的民族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這種變化無疑可歸因於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蘇聯接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者紅軍學院，或者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者的其他一些學校，回國之後就做了本國人民的老師。
中國共產黨人國際主義精神的例證之一是，他們懷著濃厚的興趣密切關注西班牙內戰。他們在報紙上刊行這一事件的專號，並且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中，還向前線的部隊通報。政治部舉辦了專題報告會，講解西班牙戰爭的原因和意義，並將西班牙的“人民陣線”與中國的“統一戰線”進行對比。他們還召開群眾大會，組織公開宣講，鼓勵開展公開討論。有時你會非常驚奇地發現，即使在偏遠的山區，紅色農民也知道諸如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的一些大致情況，還將這兩個國家稱作是他們的敵人——日本的“法西斯同盟”！
盡管地理上被隔絕，但這些莊稼漢通過無線電播、牆報以及共產黨的講解和宣傳，對世界政局的了解程度，比中國任何別的地區地方的農村民眾都高得多。
共產黨的思想和組織有著嚴明的紀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集體主義，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壓製。一般的“中國通”，或是通商口岸的商人，或是自詡“掌握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對此無法相信，除非是他們親眼所見。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個人隻是整個社會和民眾中的一分子，必得服從後者的意願，無論是領導，或者是物質生產者，都必須自覺地或者無意識地服從社會全體或集體的意誌。共產黨人之間有過爭論和內部爭鬥，但都沒有嚴重到足以給黨或軍隊造成致命損害的地步。
無論何時，如果南京方麵能夠將共產黨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長期交戰的派別，就像它對付別的反對派那樣（蔣介石對付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做法），那麼消滅共產黨的行動最後就可能會得逞。
有強大盟友的思想在背後支持——盡管蘇聯在提供積極支持方麵的表現越來越難以得到證實——但這個信念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鬥誌極為重要，使他們的鬥爭具有一種世界性信仰的普遍意義，他們相當珍惜這一點。當他們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時，這是一種貫穿於他們所有教育和信仰的理念，他們由此重申他們忠於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我看來，這種思想似乎已經表明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未感覺到“排外主義”。他們自然反對帝國主義，但民族偏見似乎已經升華至超越國界的階級鬥爭。即使是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並非站在種族立場上反對日本人。共產黨在宣傳中反複強調，他們反對的隻是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別的“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則是他們潛在的同盟。他們的確從這個信念中獲得了很大鼓舞。從源自種族主義的民族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這種變化無疑可歸因於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蘇聯接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者紅軍學院，或者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者的其他一些學校，回國之後就做了本國人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