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戀在中國已存在兩千年，還有專用名詞“分桃”、“龍陽”、“斷袖”，來自幾個同性戀史實：戰國時男寵彌子瑕把吃了一半的桃塞給衛靈公，是謂“分桃”；魏王愛龍陽愛到下令不許任何人在他跟前提其他男人的美貌，是謂“龍陽”；漢哀帝午睡要起床，衣袖被男寵董賢壓著，漢哀帝用劍將衣袖斬斷，是謂“斷袖”。《金瓶梅》也寫到西門慶跟小廝書童、王經的同性戀活動，跟書童的同性戀活動還受到潘金蓮和春梅的監視。但總的來說，《金瓶梅》寫同性戀並不細致。這倒應該看成是蘭陵笑笑生的聰明之處，因為描寫同性戀的小說從沒在中國小說史上引起過重視。其實西門慶的男寵不僅僅是男寵，書童還在西門慶官場受賄、家庭風波中起作用，王經還是西門慶跟最爛情婦王六兒的“聯絡官”。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人指出：除《水滸傳》外，對（金瓶梅》有重要影響是宋代平話《金虜海陵王荒淫》。《金瓶梅》一些性行為描寫模仿《海陵王荒淫》。《金瓶梅》還鑲嵌了前人戲曲、小說文字，有的直接抄錄，有的變相更改，哈佛大學韓南教授曾考察出，對《金瓶梅》起到參考作用的白話短篇小說有《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勿吐頸鴛鴦會》、《誌誠張主管》、《戒指兒記》、《西山一窟鬼》、《楊溫攔路虎傳》，多半是帶情色因素的段落。
同時代的沈雁冰在《中國文學的性欲描寫》中提出：中國文學性描寫傳統特點是色情狂、采補術、果報主義，後二者是中國“民族特色”。
《金瓶梅》雖然受到若幹豔情小說如《海陵王荒淫》、《如意君傳》甚至《癡婆子傳》影響，這類專事描寫色情的豔情小說，跟有相當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的《金瓶梅》卻不可同日而語。《金瓶梅》問世不久，就被說成是“壞人心術”、 “古今第一淫書”。然而數百年來它卻為優秀知識分子，從袁宏道，到魯迅，到毛澤東，所理解甚至賞識，就是因為它跟這類豔情小說有本質不同。《金瓶梅》是明代社會的風俗畫，它深刻關注社會矛盾、關注人的心靈特別是女性的心靈。而那些豔情小說卻遠離社會矛盾，漠視人性，專注色情。還有學者認為《金瓶梅》跟豔情小說或色情小說本質不同，就在於它的性描寫對於深化主題、塑造人物、推進情節有作用，寫性是為了批奸，寫性是為了示醜，寫性是為了教化，《金瓶梅》寫性是突破性的劃時代貢獻。
明代文學家袁宏道說《金瓶梅》一書“雲霞滿紙”，袁中道說《金瓶梅》“瑣碎中有無限煙波”。當代作家孫犁說過：滄桑閱盡、紅塵日遠，平心靜氣閱讀《金瓶梅》多有會意。而在紅塵滾滾的當下，寫盡人世悲歡、紅塵兒女的《金瓶梅》，更是本風情萬種、常讀常新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