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百家講壇》易中天
一 誰是最受歡迎的主講人
馬瑞芳教授這本書，是寫《百家講壇》主講人的。在一般人看來，主講人寫主講人，大約不過小菜一碟，其實不然。因為《百家講壇》這個欄目下麵，分若幹編導組。每組有一個組長（也叫“執行主編”），若幹編導，都歸製片人萬衛管。具體地說，就是萬衛管組長，組長管編導，編導管我們。主講人的“歸屬”，原則上是固定的。一開始歸哪個組，以後也歸哪個組，算是不成文的約定俗成。不同組的主講人，雖非“老死不相往來”，卻也見麵不多，更談不上熟悉。不同組的編導，也隻熟悉自己組裏的人。所有主講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製片人萬衛，製片吳林，恐怕就隻有總策劃解如光。解如光這個總策劃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選題，還管尋找和發現主講人，實際上是《百家講壇》“獵頭公司”的“總經理”。要寫這本書，他最有資格。可惜此公閑雲野鶴、高深莫測。你要問他這些事，保證王顧左右笑而不答，一臉的謙虛謹慎。結果便“便宜”了馬瑞芳。
那麼，馬瑞芳怎麼就熟悉這麼多主講人呢？這和她的性格有關。她的性格，我認為就是三條：直、爽、好玩。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吃過飯，當時的編導組長魏學來介紹我們兩個認識。因為那時我剛到《百家講壇》，兩眼一抹黑，屬於“生瓜蛋子”，很需要這位“駕輕就熟”的老大姐“傳幫帶”。結果剛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談，口無遮攔，也不考察一下對麵這個人可靠不可靠，這叫“直”。後來交往多了，她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她提意見。她覺得對，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這叫“爽”。再後來，她寫文章，說她幫助我是“照顧智障兒童”，把我肚子笑疼，這叫“好玩”。直、爽、好玩，這三條都是討人喜歡的。所以馬瑞芳和許多主講人的關係都非常好。這種關係，說得好聽，叫“惺惺相惜”；說得難聽，叫“臭味相投”。其實“臭味相投”也並非貶義。因為這裏的“臭”，原本讀如“嗅”。“臭味”就是“氣味”，“相投”不過“合得來”。換個文雅的說法，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百家講壇》的主講人，大體上就是這麼一個意氣相投的鬆散群體。直、爽、好玩的馬瑞芳，則是其中最有人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其實，有著這樣性格的人，不但在一個群體中會有好人緣，上了電視也多半會有“觀眾緣”。看《百家講壇》的觀眾喜歡什麼樣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靠的是什麼？依我看是三條：學問、見解、個性。《百家講壇》畢竟是“講壇”，一點學問都沒有的講不了。當然，學問大得像陳寅恪、錢鍾書，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適，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沒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要有見解。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電視節目，或者說，作為“傳承文明傳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講壇》不但要傳播知識，還要傳播思想、傳播文化。觀眾也不但要聽你“說什麼”，還要看你“怎麼說”。這個“怎麼說”有時比“說什麼”還重要。我講《漢代風雲人物》時，講到“鴻門宴”，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製片人萬衛問我為什麼不細講。我說，“鴻門宴”誰不知道呀？萬衛說，正因為大家都知道，才要聽您講。觀眾不是要聽“鴻門宴”，而是要聽您怎麼看待這段曆史，要聽“易中天版的《鴻門宴解讀》”。這事讓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講壇》是怎麼回事。是的，《百家講壇》“要講故事”，但不能“隻講故事”。不明白這一點，就弄不懂這個欄目。它的主講人也“要有學問”，但不能“隻有學問”。不明白這一點，就當不了主講人。
有學問，又有見解，在中央電視台的這個講壇上，大體上就站得住腳了。但是，你要讓觀眾喜歡，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極其喜歡”，光有這兩條還不行，還得要有個性。實際上《百家講壇》的主講人也都是有個性的，隻不過有的鮮明有的不鮮明，有的張揚有的不張揚而已。有媒體問我，《百家講壇》挑主講人，有形象方麵的要求沒有？我說有啊，越醜越好。眾人皆笑，以為我又在調侃。其實這話背後的意思，是要有個性。個性與長相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長得漂亮就沒個性了？話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一個主講人，一個靠學問和見解吸引觀眾的主講人，如果太漂亮，臉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話還特標準，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說起話來字正腔圓就像《新聞聯播》，那個性就不容易彰顯了。話說清楚，不是“沒有個性”，隻是“不易彰顯”而已。此外，女主講人另當別論。女主講人漂亮，似乎並不妨礙她們彰顯個性，照樣大受歡迎。
那麼，越有個性就越好嗎？也未必，還要看是什麼個性。孤僻、傲慢、陰陽怪氣，怕是沒人喜歡。直、爽、好玩，卻肯定招人愛。不少觀眾喜歡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這裏。當然，還得加上學問和見解。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她的《說聊齋》就成功了。
其實並不單是馬瑞芳，別的人也一樣。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如果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就會受到觀眾歡迎。當然，他（或她）還得會講課。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這就是《百家講壇》選擇主講人的標準。會講課是最起碼的，既會講課又有學問就算合格，既會講課又有學問還有見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時還有鮮明的、突出的、招人喜愛的個性，那就能大獲成功，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百家講壇》主講人。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問：觀眾喜歡？有這必要嗎？
二 為什麼必須觀眾喜歡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
《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傳播的既然是知識、思想、文化，那麼，你的主講人當然必須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於傳播，那是電視台的事。電視台就是幹這個的。何況是中央電視台，還能不懂傳播？懂傳播會傳播的中央電視台，和那些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講人一起來做這事，還不是“黃金搭檔”？
早期的《百家講壇》就是這麼想的，因此所請多為大腕、大師、泰鬥級的人物。結果怎麼樣呢？不幸得很，收視率極低，欄目也麵臨末位淘汰。有人說，你們不能這麼勢利，不能隻看收視率，你們要有使命感！這話隻能讓人苦笑。是的，《百家講壇》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麵追求收視率。但是，起碼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說那收視率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它至少能夠告訴大家，我們要傳播的東西傳到了沒有。如果沒有傳到，豈非無效勞動？這就好比醫生治病，藥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進去，或者輸不到血液裏，也就白搭。又好比運送貨物，貨再好，送不到，也等於零。
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在“傳播某某”這個詞組中，“傳播”二字，未必比它後麵的那個“某某”次要！準確地說是這樣：進行決策時，“傳播什麼”比“怎樣傳播”重要。這時要有使命感。具體操作時，“怎樣傳播”比“傳播什麼”重要。這時要有現實感。這和“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一個道理。
因此必須研究傳播規律，打通傳播渠道。這裏麵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傳播方式和傳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對傳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通過電視傳播和通過圖書傳播，就兩樣。我曾經發現《百家講壇》的某些主講人，學問很好，文筆也好。寫出來的講稿，編導看了也滿意。然而那節目，弄不好就創了收視率的“新低”。為什麼呢？就因為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這裏麵差別大了。
那麼，電視傳播的規律是什麼？
首先第一條，電視是給人看的，同時也聽，其接收方式是視聽綜合。這是它與圖書的不同。第二，電視觀眾是鬆散的、遊移的、有一搭沒一搭隨時都可能轉換頻道的。這是它與電影的不同。第三，電視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沒有任何責任、義務，也沒有任何人能強迫他們收看。這是它與上課的不同。明白了這三條，我們就不難理解，“抓住觀眾”這四個字對於電視來說，是何等重要。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百家講壇》對主講人為什麼會有特殊的要求。因為在這檔節目中，隻有他一個人出現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觀眾，請問誰抓得住？如果抓不住，豈不就得下課？
這樣一來，《百家講壇》在選擇主講人時，就不能隻考慮學問多少、名氣大小、水平高低、權威與否。不是“不考慮”，是不能“隻考慮”，甚至不能“首先考慮”。首先要考慮的，還是他有沒有“觀眾緣”。有“觀眾緣”，其他方麵達標合格，本人也願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講壇，甚至成為“壇主”。沒有“觀眾緣”，學問再好，水平再高，名氣再大，也可能與講壇失之交臂，因為他原本“無緣”。
我說的這一點，被不少研究和批評《百家講壇》的人忽略、輕視、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百家講壇》既然是一檔“文化類節目”，那麼，你就隻能靠節目的內容，靠節目當中的思想、文化、學術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來吸引人。如果還要強調主講人的“觀眾緣”，豈非把自己混同於“娛樂節目”？你們這個節目，豈非將學術和曆史“娛樂化”？豈非“娛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誤人子弟”？
依我看，說這些話的人八成不懂電視！實際上，不管你對《百家講壇》如何定位，“學術”的，“泛學術”的，“有一定學術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檔電視節目。是電視節目，就得讓觀眾喜歡。不但要喜歡你的內容，還得喜歡你這個人。為什麼呢？因為電視與圖書不同。書是讀的，電視是看的。讀書的人看不見作者，也沒有必要看。看《百家講壇》的卻看得見主講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見，也聽得見。總而言之，《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是活生生地出現在他們麵前，給他們以有聲有色的感受。請問，這種感受能不重要嗎？何況我們所說的“觀眾緣”，並非娛樂節目要求的青春靚麗光彩照人，不過“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而已，怎麼就“娛樂化”了呢？難道隻有娛樂明星是有個人魅力的，科學家、學問家、思想家就該刻板、古怪、討人嫌？請問這是什麼邏輯？
更有趣的是，我們還聽到了剛好相反的批評。這類批評是主張要有性格，要有個人魅力的。但他們認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沒有個性，所有人都是“一個腔調”，因為都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也有人把某些節目的不太受歡迎，歸咎於編導、策劃和製片人的“修理”。由於修理過分，所以個性全無。不是有個說法，叫做“《百家講壇》是張‘魔鬼的床’”嗎？於是我就要問：是這樣嗎？如果是，問題在哪裏？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裏？
三 《百家講壇》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是屬於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隻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侃。她的態度，則是“抱怨並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或者說，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
這可是一個並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並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裏，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於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辟了一個新領域，豈非“不亦樂乎”？
盡管事後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麵、係統、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據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曆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慣例和職業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注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後麵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該怎麼講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學術性，與格式、規範之類並不打等號。格式中規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鍵詞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學術”的呢？還是“非學術”的呢？甚至“反學術”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欄目？
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第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是學術論壇嗎？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不是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論壇。電視不是幹這個的，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著上電視，開會寫論文就好。所以，批評節目中沒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錯了靶子。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百家講壇》既然不是學術論壇，那麼，是說評書的嗎？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如果是評書講壇，那他們幹脆聘請評書演員好了，效果肯定比請學者好得多。
接下來就會有人問第三個問題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講壇》到底是什麼？難道非驢非馬不成？
恭喜你，這回說對了。《百家講壇》的特點，正在於“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麼？是二者之間的“第三者”，是兩極之間的“第三極”。不要以為世界上隻有兩極。實際情況是，兩極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而且，這個中間地帶，往往比兩極更適合生存。我們人類，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嗎？同樣，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也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無妨姑且稱之為“半學術”。這個“半學術”的“中間地帶”也許並不廣闊，甚至還疑雲重重不被承認，但它應該存在，必須存在，有理由存在！現在，《百家講壇》把這個“中間地帶”展示出來了，而且大受歡迎，這正是這個欄目的貢獻。
那麼，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呢？因為學術原本就有兩種類型，或者兩種任務，這就是研究與傳播。質疑《百家講壇》學術性的人，其實是把學術單一化了，即把學術等同於研究，忽視了傳播。或者說得重一點，是根本就不承認傳播。實際上，研究與傳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嚴格地說，沒有哪個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傳播的。比如閻崇年先生，沒研究過清史嗎？馬瑞芳教授，沒研究過聊齋嗎？當然，同為研究，深淺不一。聞道有先後，水平有高低，學問有大小，方法有對錯，這都是事實。但要說毫無研究也能上去講，怕是小看了傳播，也低估了觀眾。事實上，那些人雲亦雲照本宣科的講座，從來就不會受歡迎；而不受歡迎的講座，則其實不是傳播。
同樣，做研究的人也沒有一個不傳播。否則，他的論文為什麼要發表，他的著作為什麼要出版？顯然，沒有傳播不傳播的問題，隻有向誰傳播、怎樣傳播和在什麼範圍傳播之別。一般學者是向小眾傳播，向同行傳播，用論文著作在學術界傳播；《百家講壇》則是向大眾傳播，向外行傳播，用電視媒體在全社會傳播。這才是區別所在。
於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這樣一種對象、方式、範圍的傳播，有必要嗎？
四 學術為什麼要向大眾傳播
這就要說到根本上了。這個“根本”，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有學術，尤其是要有文史哲這樣“百無一用”的學術？
我的回答是：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這三門學問，通常被稱之為“人文學科”。它們表現出來的精神，叫“人文關懷”。為什麼要有“人文關懷”呢？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隻要能夠存活就行了，人卻還要活得幸福，活得像個人樣。這就要有專門的學問和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人文學科”，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這樣一說，也就清楚了。人文學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麼，這裏說的“人”，包括不包括現在就活著的人，包括不包括我們的人民大眾呢？不會有人說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這個學科的研究，是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現在就活著的人民大眾，那麼，你的研究成果該不該告訴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會有人說不該吧？既然應該，那麼，不傳播，不向大眾傳播，行嗎？不行吧？
所以，“學術”一詞，必須包括兩個內容：研究與傳播。所謂“學者”，也應該包括兩種人：研究者與傳播者。當然，這裏可以有一個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傳播。也可以有一個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點，做傳播的人少一點。他們甚至還可以交叉、重疊，比如做研究的也做傳播，做傳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時間做研究，一段時間做傳播，就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一樣。至於那比例是三七開、四六開、二八開，倒無所謂。反正不能沒有研究，也不能沒有傳播。以研究壓傳播，認為隻有做研究才是真學者，做傳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冊，不但違背學術的初衷，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除了極少數“民間學者”外，我們大多數的學者、教授、研究員，都是靠工資、津貼和課題費過日子、做研究的。這些工資、津貼和課題費，說起來是國家給的，其實是納稅人的錢。也就是說，我們是靠人民大眾養活的。且不說還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商店營業員等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我們提供各種服務和保障。那麼，我們這個“學術界”，該不該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來為他們提供服務，作為我們對社會、對人民的回報？應該吧？既然應該，那麼，當有人出來這樣做的時候，你不支持倒也罷了，還要說人家不該做，還要橫挑鼻子豎挑眼，風言風語，冷嘲熱諷，請問有良心嗎？
良心告訴我們：學術必須向大眾傳播！
學術也告訴我們：它需要向大眾傳播！
要傳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講壇》就是這樣一個平台。這個平台是幹什麼的？對接。誰和誰對接？傳統與現代、學者與大眾、學術與傳媒。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對接”。既然是“對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為對接的平台，《百家講壇》不能沒有學術性，又不能隻有學術性；不能不看收視率，又不能隻看收視率。這就好比一個接頭，要把圓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來，它自己就得不圓不方，又圓又方，一頭圓一頭方。這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恰恰正是“中間地帶”的特點。
現在可以回答前麵那個問題了：《百家講壇》究竟是什麼？我的回答是：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它的任務，是向廣大人民群眾（包括非本專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由於它傳播的是知識、思想、文化，因此原則上必須由學者擔任主講人；由於它的任務是傳播，因此必須遵循傳播規律。
也就是說，主講人必須懂傳播。
這就給這個欄目的編導、策劃、製片人出了一個大難題。由於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學者大多不懂傳播，而懂傳播的又多半不是學者。有學問的不會說，會說的沒學問，既有學問也會說的又未必適合上電視，就算適合他還不一定肯來，就算來了那麼一兩個又不夠用。《百家講壇》是一個日播節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學問又懂傳播還能上電視的主講人。這可上哪兒找去？
也隻有一個辦法：修理。
這就有了前麵說的那個“痛並快樂著”的過程。其實，並非所有主講人都像馬瑞芳老師那樣“先苦後樂”，也有“一痛到底”的，還有終於“無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謂“魔鬼的床”，並非一兩個人的抱怨。
這其實很正常。傳播，畢竟不是所有學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學者該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傳統觀念，學者的“本分”還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們都能“修理”。也因此，這不是我要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現在這些被“修理”過的主講人，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嗎？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是因為被編導、策劃、製片人“修理”過，因而沒有了個性嗎？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於丹，就不是“一個腔調”。馬瑞芳老師和隋麗娟老師，也不是。孫立群、王立群這兩個“立群”也大相徑庭，閻崇年和劉心武兩位先生，就更是“兩個腔調”。所以，說《百家講壇》按照統一模式打造主講人，弄得大家都沒了個性，怕是不通的。那麼，問題又究竟在哪裏呢？
五 我們應該怎樣走上講壇
事情其實很簡單。
前麵說過，所謂“修理”，所謂“魔鬼的床”，說白了，不過是幫助一部分願意上講壇的學者，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這個彎，轉得可不小。前麵也說過，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會做電視，不做就是。他還可以上課、寫作、做點別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點評之類。按照傳統觀念，這還是“主流”。我要問的是：一個願意在研究之餘也做點傳播，而且被欄目組看好，認為可以上《百家講壇》的學者，為什麼會“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後仍然不盡如人意？我認為，就因為大家的頭上，都懸著一柄隨時可能掉下來的利劍。這就是馬瑞芳問魏學來的那句話：“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學問，是學者上電視的最大障礙。
這是一個悖論，也是這個欄目及其主講人的困境所在。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不能“不講學問”，又不能“隻講學問”。“隻講學問”，就不是電視節目；“不講學問”，就不是《百家講壇》。因此，它的主講人，就既不能“沒有學問”，又不能“太有學問”。或者說得透徹一點，就是你即便“滿腹經綸”，也不能表現出來。這就太難了。因為一個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就在於他有學問。有學問而不表現出來，則等於沒有。沒有了學問，那他還是學者嗎？不是學者，上《百家講壇》幹什麼？到《歡樂世界》去吧！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