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少初上電視的學者，差不多都會有一種心理，就是“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當他們麵對攝像機的時候，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大談學問。什麼前三皇後五帝，孔孟老莊音韻訓詁，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範式模式主張主義，誰都聽不懂的詞兒滿天飛。說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一頭霧水，編導和製片人哭笑不得。這叫什麼呢？沒有“電視意識”。這些可尊敬的先生們不知道，電視和課堂是不同的場所，上課和上電視則是兩個概念。當你在課堂上，麵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這樣講時，你贏得的是“尊敬”，因為你在“傳道授業”。但是搬到電視上，麵對的是大眾，給人的感覺就是“誇誇其談”，就是“賣弄學問”了。大眾的心理很有趣。沒有學問，他看不起你。賣弄學問，他更看不起你。豈止是“看不起”，他還有更絕的一招，就是拿起遙控器調台。
那麼，我們又該如之何呢？
簡單得很，暫時先把你那些寶貝學問扔到九霄雲外去！請注意，我說的是“暫時”。暫時先扔了，回頭再說。也就是說，一個學者，如果願意上電視，願意上《百家講壇》的話（不願意另當別論），就必須先完成一個觀念和心理的轉變，即由“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變成“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其實一個人如果真有學問，是不怕別人說“沒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別人說自己沒錢嗎？擺闊擺譜的，十有八九是賺了些小錢的暴發戶。他們以前窮怕了，現在發了起來，就要嚷嚷得滿世界都知道。同樣，你如果真的“學富五車，才高八鬥”，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嗎？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話用在這裏正合適。
從“生怕”到“不怕”，是關鍵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礙丟掉包袱。一旦丟掉這個包袱，你在攝像機麵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個舉重若輕，那個從容不迫，那個長袖善舞，那個遊刃有餘，實在讓人拍案叫絕。我就想，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之一，恐怕就因為毛先生這回講的不是本行。講本行，怕同行挑剔，難免“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不講本專業，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了。這就丟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靈就自由了，於是靈感突現，文思泉湧，妙語連珠。當然，有個前提，就是得不怕別人說自己“公雞下蛋”才行。其實“公雞下蛋”問題不少（比如不夠專業，難免硬傷），同時也好處多多。好處之一，就是沒有思想負擔。實際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麵，短處往往也是長處。人們都說“隔行如隔山”，卻不知道這種“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誰不“隔”？和觀眾、讀者、大眾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麼，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麼，需求在哪裏，障礙又在哪裏。這就比較容易設身處地，替觀眾著想；而替觀眾著想，恰恰是學術傳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講壇》最需要的。
能夠“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就解除了負擔；站在觀眾的立場替他們著想，就爭取了主動。這時，你的學問就派得上用場了。因為你已經知道觀眾要什麼。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個“度”。什麼“度”？既不能“一點沒有”，又不能“全是學問”。全是學問，講成學術報告了，觀眾就會調台；一點沒有，人家不如去聽評書，看《百家講壇》幹什麼？不過這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在你把握了這個“度”以後，還能夠做到天衣無縫，沒人看得出來。這就需要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這是電視講壇“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個“電視學人”的最高境界。
問題當然也就來了：為什麼呀？是不是因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隻有“就怕說有”，才能“不怕說無”？有這個意思。前麵說過，一個學者，最怕的就是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說是“不怕”，其實還是“生怕”。這時，就隻能由“怕有”來戰勝和克服“怕無”，算是“以毒攻毒”。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觀眾到底想要什麼。
六 觀眾想在《百家講壇》那裏看到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到本文的開頭：誰是《百家講壇》最受歡迎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原因是什麼？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其中，“有學問，有見解，會講課”好理解。因為《百家講壇》的任務，是傳播知識、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條，也就夠了，為什麼還要“有個性”呢？
答案也很簡單：觀眾喜歡。
這就奇怪了！《百家講壇》的任務，不就是學術傳播嗎？觀眾從這個節目當中，獲得了知識、思想、文化，不就夠了嗎？為什麼還要要求主講人有個性呢？換句話說，他們為什麼不滿足於節目內容，還要喜歡主講人、要求主講人可愛呢？
看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個欄目。實際上，僅僅把《百家講壇》定位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是不夠的。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講人製”。什麼是“主講人製”？我認為略似於電影中的“明星製”，即都是靠某個人或某幾個人來吸引觀眾，創造品牌，形成凝聚力。這個製度的形成，在《百家講壇》也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其直接起因，則是閻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們知道，此前的《百家講壇》，一個主講人往往隻講一集，結果是欄目麵臨末位淘汰。但閻先生的係列節目一出，情況便大為改觀。《百家講壇》起死回生，閻老先生備受追捧，觀眾媒體紛紛關注。嚐到了甜頭的欄目組決定再接再厲，徹底改變製作方式。從此，不但一個主講人可以講多次、講多集，有的還一講就是一年，形成類似於電視連續劇的大型係列節目。《百家講壇》脫胎換骨。
與此同時，一個始料未及的現象出現了，那就是某些主講人開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經不斷有媒體問我：你們這些《百家講壇》最紅的主講人，究竟是“學術明星”還是“電視明星”？我一直沒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為怎麼回答都不對。叫“學術明星”是不對的。學術不需要明星。學術界頂尖級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師”，叫“泰鬥”。可惜我們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電視明星”也不通。我們並非電視從業人員，也沒有上崗證。我甚至連“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暫住證”都沒有。因此，如果“明星”這頭銜實在甩不掉，姑且叫“學術傳播明星”吧，多少靠譜。
廢除了一人一講的做法，也有了“學術傳播明星”，“主講人製”就逐步形成了。這有關係嗎？有。以前，一人一講的時候，觀眾的選擇標準是“講什麼”。有了“主講人製”，他的選擇標準就有可能變成了“誰來講”。這個時候，主講人的個性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你是沒有個性的，或者不鮮明，不可愛，那麼，觀眾就很可能因為不喜歡你這個人，而不看你的節目。其結果，是一段時間收視率的連續下滑。這是第一點：觀眾的收視習慣變了。
第二，觀眾的收視需求也變了。一人一講的時候，因為反正隻有“一麵之交”，觀眾對主講人是不會產生興趣的。現在，一個人在講壇上一講好幾天，觀眾就不免產生崇敬感，也不免產生好奇心，想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做學問的。再加上《百家講壇》所講，多為文學和曆史，與社會生活關係密切。於是觀眾又想知道，這些主講人自己是怎麼生活怎麼做人的，是不是和書上講的一樣。也就是說，由於實行了“主講人製”，觀眾希望在《百家講壇》那裏看到的，已不僅僅是知識、思想、文化，還有人格，尤其是主講人如何做人。難怪各路媒體要對我們“窮追猛打，深挖細找”了。觀眾有這個需求嘛！
媒體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講壇》的主講人畢竟不是“娛樂明星”，打探他們的逸聞趣事、婚戀家庭幹什麼？沒品位嘛！觀眾想知道什麼，看節目就行了。實際上，文如其人。看一個人怎麼做講座，有時也能看出他怎麼做人。觀眾在某個領域的學問或許沒有主講人多，但不等於他們不會看人，不等於他們沒有感覺，不等於他們沒有鑒賞力和鑒別力。他們的眼睛其實是雪亮的。比方說，賣弄學問的人，他們就不會喜歡。言之無物的講座，他們也不會喜歡。賣弄學問為什麼討人嫌？因為他不是為了傳播，而是為了炫耀。言之無物為什麼沒觀眾？因為他居然“以其昏昏”來“使人昭昭”。兩者都是不把觀眾放在心上，放在眼裏。這其實與學問多少無關，說到底還是做人問題。
賣弄學問討人嫌，言之無物沒觀眾，“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怎麼樣呢？會受到最大的歡迎和尊重，因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學問對於學者意味著什麼？命根子。現在，為了更好地傳播學術，為了更好地滿足觀眾的需求，他連這個“命根子”都不要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胸襟和情懷？實際上，一個學者，一個以學問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隻有把學問忘到“就怕別人說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這個時候，他才能真正與觀眾同一，與傳媒同一，與學術傳播的事業同一。與此同時，他的另一麵，即作為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的一麵，則會空前地、充分地、毫無羈絆地展示出來。要知道，學問這東西，也有兩麵性。它能使人豐富，也能使人異化。僵硬的學術體製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淺。它製造的是“死學問”，消磨的是“活靈魂”。許多學者的個性，其實就是被它們弄沒的。那才叫“破壞性修理”呐！因此隻有徹底忘記，忘掉那個“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歸“本真”。這就叫“忘我，則與道同一”。
但如此一來，講座的學術含量是不是就會沒有了？不會。因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學問和他的生命是融為一體的。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怎麼也丟不掉。丟掉的一定不屬於他自己，那又棄之何惜？因此，當他以一種“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的心態走上講壇，率性而作時，他講出來的將是真學問、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將是真學者，以及他的真性情。這才是觀眾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們最應該展現的。
說到這裏，與馬瑞芳教授這本書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了。其實關係也是有的。剛才不是說了嗎，現在的觀眾，對《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本身，是有興趣的。這種興趣，媒體往往滿足不了，或者失真。馬老師這本書，卻能解決這個問題。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學者”，與《百家講壇》這個欄目又有長期的合作，可謂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寫這個題目，沒有比她更合適的。她筆下的人物，也一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展現著自己的真麵目和真性情，讀完讓人捧腹大笑又回味無窮。不過這些捧場的話，我也不宜多說。好看不好看，讀者說了算。就此打住！
易中天
2007年7月6日於廈門
我看《百家講壇》易中天
一 誰是最受歡迎的主講人
馬瑞芳教授這本書，是寫《百家講壇》主講人的。在一般人看來，主講人寫主講人，大約不過小菜一碟，其實不然。因為《百家講壇》這個欄目下麵，分若幹編導組。每組有一個組長（也叫“執行主編”），若幹編導，都歸製片人萬衛管。具體地說，就是萬衛管組長，組長管編導，編導管我們。主講人的“歸屬”，原則上是固定的。一開始歸哪個組，以後也歸哪個組，算是不成文的約定俗成。不同組的主講人，雖非“老死不相往來”，卻也見麵不多，更談不上熟悉。不同組的編導，也隻熟悉自己組裏的人。所有主講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製片人萬衛，製片吳林，恐怕就隻有總策劃解如光。解如光這個總策劃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選題，還管尋找和發現主講人，實際上是《百家講壇》“獵頭公司”的“總經理”。要寫這本書，他最有資格。可惜此公閑雲野鶴、高深莫測。你要問他這些事，保證王顧左右笑而不答，一臉的謙虛謹慎。結果便“便宜”了馬瑞芳。
那麼，馬瑞芳怎麼就熟悉這麼多主講人呢？這和她的性格有關。她的性格，我認為就是三條：直、爽、好玩。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吃過飯，當時的編導組長魏學來介紹我們兩個認識。因為那時我剛到《百家講壇》，兩眼一抹黑，屬於“生瓜蛋子”，很需要這位“駕輕就熟”的老大姐“傳幫帶”。結果剛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談，口無遮攔，也不考察一下對麵這個人可靠不可靠，這叫“直”。後來交往多了，她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她提意見。她覺得對，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這叫“爽”。再後來，她寫文章，說她幫助我是“照顧智障兒童”，把我肚子笑疼，這叫“好玩”。直、爽、好玩，這三條都是討人喜歡的。所以馬瑞芳和許多主講人的關係都非常好。這種關係，說得好聽，叫“惺惺相惜”；說得難聽，叫“臭味相投”。其實“臭味相投”也並非貶義。因為這裏的“臭”，原本讀如“嗅”。“臭味”就是“氣味”，“相投”不過“合得來”。換個文雅的說法，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百家講壇》的主講人，大體上就是這麼一個意氣相投的鬆散群體。直、爽、好玩的馬瑞芳，則是其中最有人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其實，有著這樣性格的人，不但在一個群體中會有好人緣，上了電視也多半會有“觀眾緣”。看《百家講壇》的觀眾喜歡什麼樣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靠的是什麼？依我看是三條：學問、見解、個性。《百家講壇》畢竟是“講壇”，一點學問都沒有的講不了。當然，學問大得像陳寅恪、錢鍾書，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適，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沒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要有見解。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電視節目，或者說，作為“傳承文明傳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講壇》不但要傳播知識，還要傳播思想、傳播文化。觀眾也不但要聽你“說什麼”，還要看你“怎麼說”。這個“怎麼說”有時比“說什麼”還重要。我講《漢代風雲人物》時，講到“鴻門宴”，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製片人萬衛問我為什麼不細講。我說，“鴻門宴”誰不知道呀？萬衛說，正因為大家都知道，才要聽您講。觀眾不是要聽“鴻門宴”，而是要聽您怎麼看待這段曆史，要聽“易中天版的《鴻門宴解讀》”。這事讓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講壇》是怎麼回事。是的，《百家講壇》“要講故事”，但不能“隻講故事”。不明白這一點，就弄不懂這個欄目。它的主講人也“要有學問”，但不能“隻有學問”。不明白這一點，就當不了主講人。
有學問，又有見解，在中央電視台的這個講壇上，大體上就站得住腳了。但是，你要讓觀眾喜歡，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極其喜歡”，光有這兩條還不行，還得要有個性。實際上《百家講壇》的主講人也都是有個性的，隻不過有的鮮明有的不鮮明，有的張揚有的不張揚而已。有媒體問我，《百家講壇》挑主講人，有形象方麵的要求沒有？我說有啊，越醜越好。眾人皆笑，以為我又在調侃。其實這話背後的意思，是要有個性。個性與長相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長得漂亮就沒個性了？話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一個主講人，一個靠學問和見解吸引觀眾的主講人，如果太漂亮，臉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話還特標準，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說起話來字正腔圓就像《新聞聯播》，那個性就不容易彰顯了。話說清楚，不是“沒有個性”，隻是“不易彰顯”而已。此外，女主講人另當別論。女主講人漂亮，似乎並不妨礙她們彰顯個性，照樣大受歡迎。
那麼，越有個性就越好嗎？也未必，還要看是什麼個性。孤僻、傲慢、陰陽怪氣，怕是沒人喜歡。直、爽、好玩，卻肯定招人愛。不少觀眾喜歡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這裏。當然，還得加上學問和見解。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她的《說聊齋》就成功了。
其實並不單是馬瑞芳，別的人也一樣。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如果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就會受到觀眾歡迎。當然，他（或她）還得會講課。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這就是《百家講壇》選擇主講人的標準。會講課是最起碼的，既會講課又有學問就算合格，既會講課又有學問還有見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時還有鮮明的、突出的、招人喜愛的個性，那就能大獲成功，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百家講壇》主講人。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問：觀眾喜歡？有這必要嗎？
二 為什麼必須觀眾喜歡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
《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傳播的既然是知識、思想、文化，那麼，你的主講人當然必須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於傳播，那是電視台的事。電視台就是幹這個的。何況是中央電視台，還能不懂傳播？懂傳播會傳播的中央電視台，和那些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講人一起來做這事，還不是“黃金搭檔”？
早期的《百家講壇》就是這麼想的，因此所請多為大腕、大師、泰鬥級的人物。結果怎麼樣呢？不幸得很，收視率極低，欄目也麵臨末位淘汰。有人說，你們不能這麼勢利，不能隻看收視率，你們要有使命感！這話隻能讓人苦笑。是的，《百家講壇》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麵追求收視率。但是，起碼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說那收視率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它至少能夠告訴大家，我們要傳播的東西傳到了沒有。如果沒有傳到，豈非無效勞動？這就好比醫生治病，藥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進去，或者輸不到血液裏，也就白搭。又好比運送貨物，貨再好，送不到，也等於零。
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在“傳播某某”這個詞組中，“傳播”二字，未必比它後麵的那個“某某”次要！準確地說是這樣：進行決策時，“傳播什麼”比“怎樣傳播”重要。這時要有使命感。具體操作時，“怎樣傳播”比“傳播什麼”重要。這時要有現實感。這和“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一個道理。
因此必須研究傳播規律，打通傳播渠道。這裏麵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傳播方式和傳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對傳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通過電視傳播和通過圖書傳播，就兩樣。我曾經發現《百家講壇》的某些主講人，學問很好，文筆也好。寫出來的講稿，編導看了也滿意。然而那節目，弄不好就創了收視率的“新低”。為什麼呢？就因為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這裏麵差別大了。
那麼，電視傳播的規律是什麼？
首先第一條，電視是給人看的，同時也聽，其接收方式是視聽綜合。這是它與圖書的不同。第二，電視觀眾是鬆散的、遊移的、有一搭沒一搭隨時都可能轉換頻道的。這是它與電影的不同。第三，電視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沒有任何責任、義務，也沒有任何人能強迫他們收看。這是它與上課的不同。明白了這三條，我們就不難理解，“抓住觀眾”這四個字對於電視來說，是何等重要。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百家講壇》對主講人為什麼會有特殊的要求。因為在這檔節目中，隻有他一個人出現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觀眾，請問誰抓得住？如果抓不住，豈不就得下課？
這樣一來，《百家講壇》在選擇主講人時，就不能隻考慮學問多少、名氣大小、水平高低、權威與否。不是“不考慮”，是不能“隻考慮”，甚至不能“首先考慮”。首先要考慮的，還是他有沒有“觀眾緣”。有“觀眾緣”，其他方麵達標合格，本人也願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講壇，甚至成為“壇主”。沒有“觀眾緣”，學問再好，水平再高，名氣再大，也可能與講壇失之交臂，因為他原本“無緣”。
我說的這一點，被不少研究和批評《百家講壇》的人忽略、輕視、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百家講壇》既然是一檔“文化類節目”，那麼，你就隻能靠節目的內容，靠節目當中的思想、文化、學術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來吸引人。如果還要強調主講人的“觀眾緣”，豈非把自己混同於“娛樂節目”？你們這個節目，豈非將學術和曆史“娛樂化”？豈非“娛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誤人子弟”？
依我看，說這些話的人八成不懂電視！實際上，不管你對《百家講壇》如何定位，“學術”的，“泛學術”的，“有一定學術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檔電視節目。是電視節目，就得讓觀眾喜歡。不但要喜歡你的內容，還得喜歡你這個人。為什麼呢？因為電視與圖書不同。書是讀的，電視是看的。讀書的人看不見作者，也沒有必要看。看《百家講壇》的卻看得見主講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見，也聽得見。總而言之，《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是活生生地出現在他們麵前，給他們以有聲有色的感受。請問，這種感受能不重要嗎？何況我們所說的“觀眾緣”，並非娛樂節目要求的青春靚麗光彩照人，不過“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而已，怎麼就“娛樂化”了呢？難道隻有娛樂明星是有個人魅力的，科學家、學問家、思想家就該刻板、古怪、討人嫌？請問這是什麼邏輯？
更有趣的是，我們還聽到了剛好相反的批評。這類批評是主張要有性格，要有個人魅力的。但他們認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沒有個性，所有人都是“一個腔調”，因為都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也有人把某些節目的不太受歡迎，歸咎於編導、策劃和製片人的“修理”。由於修理過分，所以個性全無。不是有個說法，叫做“《百家講壇》是張‘魔鬼的床’”嗎？於是我就要問：是這樣嗎？如果是，問題在哪裏？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裏？
三 《百家講壇》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是屬於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隻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侃。她的態度，則是“抱怨並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或者說，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