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是一個並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並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裏，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於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辟了一個新領域，豈非“不亦樂乎”？
盡管事後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麵、係統、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據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曆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慣例和職業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注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後麵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該怎麼講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學術性，與格式、規範之類並不打等號。格式中規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鍵詞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學術”的呢？還是“非學術”的呢？甚至“反學術”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欄目？
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第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是學術論壇嗎？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不是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論壇。電視不是幹這個的，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著上電視，開會寫論文就好。所以，批評節目中沒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錯了靶子。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百家講壇》既然不是學術論壇，那麼，是說評書的嗎？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如果是評書講壇，那他們幹脆聘請評書演員好了，效果肯定比請學者好得多。
接下來就會有人問第三個問題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講壇》到底是什麼？難道非驢非馬不成？
恭喜你，這回說對了。《百家講壇》的特點，正在於“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麼？是二者之間的“第三者”，是兩極之間的“第三極”。不要以為世界上隻有兩極。實際情況是，兩極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而且，這個中間地帶，往往比兩極更適合生存。我們人類，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嗎？同樣，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也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無妨姑且稱之為“半學術”。這個“半學術”的“中間地帶”也許並不廣闊，甚至還疑雲重重不被承認，但它應該存在，必須存在，有理由存在！現在，《百家講壇》把這個“中間地帶”展示出來了，而且大受歡迎，這正是這個欄目的貢獻。
那麼，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呢？因為學術原本就有兩種類型，或者兩種任務，這就是研究與傳播。質疑《百家講壇》學術性的人，其實是把學術單一化了，即把學術等同於研究，忽視了傳播。或者說得重一點，是根本就不承認傳播。實際上，研究與傳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嚴格地說，沒有哪個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傳播的。比如閻崇年先生，沒研究過清史嗎？馬瑞芳教授，沒研究過聊齋嗎？當然，同為研究，深淺不一。聞道有先後，水平有高低，學問有大小，方法有對錯，這都是事實。但要說毫無研究也能上去講，怕是小看了傳播，也低估了觀眾。事實上，那些人雲亦雲照本宣科的講座，從來就不會受歡迎；而不受歡迎的講座，則其實不是傳播。
同樣，做研究的人也沒有一個不傳播。否則，他的論文為什麼要發表，他的著作為什麼要出版？顯然，沒有傳播不傳播的問題，隻有向誰傳播、怎樣傳播和在什麼範圍傳播之別。一般學者是向小眾傳播，向同行傳播，用論文著作在學術界傳播；《百家講壇》則是向大眾傳播，向外行傳播，用電視媒體在全社會傳播。這才是區別所在。
於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這樣一種對象、方式、範圍的傳播，有必要嗎？
四 學術為什麼要向大眾傳播
這就要說到根本上了。這個“根本”，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有學術，尤其是要有文史哲這樣“百無一用”的學術？
我的回答是：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這三門學問，通常被稱之為“人文學科”。它們表現出來的精神，叫“人文關懷”。為什麼要有“人文關懷”呢？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隻要能夠存活就行了，人卻還要活得幸福，活得像個人樣。這就要有專門的學問和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人文學科”，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這樣一說，也就清楚了。人文學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麼，這裏說的“人”，包括不包括現在就活著的人，包括不包括我們的人民大眾呢？不會有人說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這個學科的研究，是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現在就活著的人民大眾，那麼，你的研究成果該不該告訴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會有人說不該吧？既然應該，那麼，不傳播，不向大眾傳播，行嗎？不行吧？
所以，“學術”一詞，必須包括兩個內容：研究與傳播。所謂“學者”，也應該包括兩種人：研究者與傳播者。當然，這裏可以有一個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傳播。也可以有一個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點，做傳播的人少一點。他們甚至還可以交叉、重疊，比如做研究的也做傳播，做傳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時間做研究，一段時間做傳播，就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一樣。至於那比例是三七開、四六開、二八開，倒無所謂。反正不能沒有研究，也不能沒有傳播。以研究壓傳播，認為隻有做研究才是真學者，做傳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冊，不但違背學術的初衷，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除了極少數“民間學者”外，我們大多數的學者、教授、研究員，都是靠工資、津貼和課題費過日子、做研究的。這些工資、津貼和課題費，說起來是國家給的，其實是納稅人的錢。也就是說，我們是靠人民大眾養活的。且不說還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商店營業員等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我們提供各種服務和保障。那麼，我們這個“學術界”，該不該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來為他們提供服務，作為我們對社會、對人民的回報？應該吧？既然應該，那麼，當有人出來這樣做的時候，你不支持倒也罷了，還要說人家不該做，還要橫挑鼻子豎挑眼，風言風語，冷嘲熱諷，請問有良心嗎？
良心告訴我們：學術必須向大眾傳播！
學術也告訴我們：它需要向大眾傳播！
要傳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講壇》就是這樣一個平台。這個平台是幹什麼的？對接。誰和誰對接？傳統與現代、學者與大眾、學術與傳媒。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對接”。既然是“對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為對接的平台，《百家講壇》不能沒有學術性，又不能隻有學術性；不能不看收視率，又不能隻看收視率。這就好比一個接頭，要把圓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來，它自己就得不圓不方，又圓又方，一頭圓一頭方。這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恰恰正是“中間地帶”的特點。
現在可以回答前麵那個問題了：《百家講壇》究竟是什麼？我的回答是：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它的任務，是向廣大人民群眾（包括非本專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由於它傳播的是知識、思想、文化，因此原則上必須由學者擔任主講人；由於它的任務是傳播，因此必須遵循傳播規律。
也就是說，主講人必須懂傳播。
這就給這個欄目的編導、策劃、製片人出了一個大難題。由於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學者大多不懂傳播，而懂傳播的又多半不是學者。有學問的不會說，會說的沒學問，既有學問也會說的又未必適合上電視，就算適合他還不一定肯來，就算來了那麼一兩個又不夠用。《百家講壇》是一個日播節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學問又懂傳播還能上電視的主講人。這可上哪兒找去？
也隻有一個辦法：修理。
這就有了前麵說的那個“痛並快樂著”的過程。其實，並非所有主講人都像馬瑞芳老師那樣“先苦後樂”，也有“一痛到底”的，還有終於“無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謂“魔鬼的床”，並非一兩個人的抱怨。
這其實很正常。傳播，畢竟不是所有學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學者該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傳統觀念，學者的“本分”還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們都能“修理”。也因此，這不是我要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現在這些被“修理”過的主講人，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嗎？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是因為被編導、策劃、製片人“修理”過，因而沒有了個性嗎？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於丹，就不是“一個腔調”。馬瑞芳老師和隋麗娟老師，也不是。孫立群、王立群這兩個“立群”也大相徑庭，閻崇年和劉心武兩位先生，就更是“兩個腔調”。所以，說《百家講壇》按照統一模式打造主講人，弄得大家都沒了個性，怕是不通的。那麼，問題又究竟在哪裏呢？
五 我們應該怎樣走上講壇
事情其實很簡單。
前麵說過，所謂“修理”，所謂“魔鬼的床”，說白了，不過是幫助一部分願意上講壇的學者，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這個彎，轉得可不小。前麵也說過，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會做電視，不做就是。他還可以上課、寫作、做點別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點評之類。按照傳統觀念，這還是“主流”。我要問的是：一個願意在研究之餘也做點傳播，而且被欄目組看好，認為可以上《百家講壇》的學者，為什麼會“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後仍然不盡如人意？我認為，就因為大家的頭上，都懸著一柄隨時可能掉下來的利劍。這就是馬瑞芳問魏學來的那句話：“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學問，是學者上電視的最大障礙。
這是一個悖論，也是這個欄目及其主講人的困境所在。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不能“不講學問”，又不能“隻講學問”。“隻講學問”，就不是電視節目；“不講學問”，就不是《百家講壇》。因此，它的主講人，就既不能“沒有學問”，又不能“太有學問”。或者說得透徹一點，就是你即便“滿腹經綸”，也不能表現出來。這就太難了。因為一個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就在於他有學問。有學問而不表現出來，則等於沒有。沒有了學問，那他還是學者嗎？不是學者，上《百家講壇》幹什麼？到《歡樂世界》去吧！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悖論？
所以，不少初上電視的學者，差不多都會有一種心理，就是“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當他們麵對攝像機的時候，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大談學問。什麼前三皇後五帝，孔孟老莊音韻訓詁，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範式模式主張主義，誰都聽不懂的詞兒滿天飛。說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一頭霧水，編導和製片人哭笑不得。這叫什麼呢？沒有“電視意識”。這些可尊敬的先生們不知道，電視和課堂是不同的場所，上課和上電視則是兩個概念。當你在課堂上，麵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這樣講時，你贏得的是“尊敬”，因為你在“傳道授業”。但是搬到電視上，麵對的是大眾，給人的感覺就是“誇誇其談”，就是“賣弄學問”了。大眾的心理很有趣。沒有學問，他看不起你。賣弄學問，他更看不起你。豈止是“看不起”，他還有更絕的一招，就是拿起遙控器調台。
那麼，我們又該如之何呢？
簡單得很，暫時先把你那些寶貝學問扔到九霄雲外去！請注意，我說的是“暫時”。暫時先扔了，回頭再說。也就是說，一個學者，如果願意上電視，願意上《百家講壇》的話（不願意另當別論），就必須先完成一個觀念和心理的轉變，即由“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變成“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其實一個人如果真有學問，是不怕別人說“沒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別人說自己沒錢嗎？擺闊擺譜的，十有八九是賺了些小錢的暴發戶。他們以前窮怕了，現在發了起來，就要嚷嚷得滿世界都知道。同樣，你如果真的“學富五車，才高八鬥”，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嗎？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話用在這裏正合適。
從“生怕”到“不怕”，是關鍵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礙丟掉包袱。一旦丟掉這個包袱，你在攝像機麵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個舉重若輕，那個從容不迫，那個長袖善舞，那個遊刃有餘，實在讓人拍案叫絕。我就想，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之一，恐怕就因為毛先生這回講的不是本行。講本行，怕同行挑剔，難免“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不講本專業，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了。這就丟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靈就自由了，於是靈感突現，文思泉湧，妙語連珠。當然，有個前提，就是得不怕別人說自己“公雞下蛋”才行。其實“公雞下蛋”問題不少（比如不夠專業，難免硬傷），同時也好處多多。好處之一，就是沒有思想負擔。實際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麵，短處往往也是長處。人們都說“隔行如隔山”，卻不知道這種“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誰不“隔”？和觀眾、讀者、大眾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麼，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麼，需求在哪裏，障礙又在哪裏。這就比較容易設身處地，替觀眾著想；而替觀眾著想，恰恰是學術傳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講壇》最需要的。
能夠“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就解除了負擔；站在觀眾的立場替他們著想，就爭取了主動。這時，你的學問就派得上用場了。因為你已經知道觀眾要什麼。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個“度”。什麼“度”？既不能“一點沒有”，又不能“全是學問”。全是學問，講成學術報告了，觀眾就會調台；一點沒有，人家不如去聽評書，看《百家講壇》幹什麼？不過這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在你把握了這個“度”以後，還能夠做到天衣無縫，沒人看得出來。這就需要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這是電視講壇“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個“電視學人”的最高境界。
問題當然也就來了：為什麼呀？是不是因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隻有“就怕說有”，才能“不怕說無”？有這個意思。前麵說過，一個學者，最怕的就是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說是“不怕”，其實還是“生怕”。這時，就隻能由“怕有”來戰勝和克服“怕無”，算是“以毒攻毒”。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觀眾到底想要什麼。
六 觀眾想在《百家講壇》那裏看到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到本文的開頭：誰是《百家講壇》最受歡迎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原因是什麼？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其中，“有學問，有見解，會講課”好理解。因為《百家講壇》的任務，是傳播知識、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條，也就夠了，為什麼還要“有個性”呢？
答案也很簡單：觀眾喜歡。
這就奇怪了！《百家講壇》的任務，不就是學術傳播嗎？觀眾從這個節目當中，獲得了知識、思想、文化，不就夠了嗎？為什麼還要要求主講人有個性呢？換句話說，他們為什麼不滿足於節目內容，還要喜歡主講人、要求主講人可愛呢？
看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個欄目。實際上，僅僅把《百家講壇》定位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是不夠的。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講人製”。什麼是“主講人製”？我認為略似於電影中的“明星製”，即都是靠某個人或某幾個人來吸引觀眾，創造品牌，形成凝聚力。這個製度的形成，在《百家講壇》也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其直接起因，則是閻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們知道，此前的《百家講壇》，一個主講人往往隻講一集，結果是欄目麵臨末位淘汰。但閻先生的係列節目一出，情況便大為改觀。《百家講壇》起死回生，閻老先生備受追捧，觀眾媒體紛紛關注。嚐到了甜頭的欄目組決定再接再厲，徹底改變製作方式。從此，不但一個主講人可以講多次、講多集，有的還一講就是一年，形成類似於電視連續劇的大型係列節目。《百家講壇》脫胎換骨。
與此同時，一個始料未及的現象出現了，那就是某些主講人開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經不斷有媒體問我：你們這些《百家講壇》最紅的主講人，究竟是“學術明星”還是“電視明星”？我一直沒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為怎麼回答都不對。叫“學術明星”是不對的。學術不需要明星。學術界頂尖級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師”，叫“泰鬥”。可惜我們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電視明星”也不通。我們並非電視從業人員，也沒有上崗證。我甚至連“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暫住證”都沒有。因此，如果“明星”這頭銜實在甩不掉，姑且叫“學術傳播明星”吧，多少靠譜。
廢除了一人一講的做法，也有了“學術傳播明星”，“主講人製”就逐步形成了。這有關係嗎？有。以前，一人一講的時候，觀眾的選擇標準是“講什麼”。有了“主講人製”，他的選擇標準就有可能變成了“誰來講”。這個時候，主講人的個性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你是沒有個性的，或者不鮮明，不可愛，那麼，觀眾就很可能因為不喜歡你這個人，而不看你的節目。其結果，是一段時間收視率的連續下滑。這是第一點：觀眾的收視習慣變了。
第二，觀眾的收視需求也變了。一人一講的時候，因為反正隻有“一麵之交”，觀眾對主講人是不會產生興趣的。現在，一個人在講壇上一講好幾天，觀眾就不免產生崇敬感，也不免產生好奇心，想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做學問的。再加上《百家講壇》所講，多為文學和曆史，與社會生活關係密切。於是觀眾又想知道，這些主講人自己是怎麼生活怎麼做人的，是不是和書上講的一樣。也就是說，由於實行了“主講人製”，觀眾希望在《百家講壇》那裏看到的，已不僅僅是知識、思想、文化，還有人格，尤其是主講人如何做人。難怪各路媒體要對我們“窮追猛打，深挖細找”了。觀眾有這個需求嘛！
媒體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講壇》的主講人畢竟不是“娛樂明星”，打探他們的逸聞趣事、婚戀家庭幹什麼？沒品位嘛！觀眾想知道什麼，看節目就行了。實際上，文如其人。看一個人怎麼做講座，有時也能看出他怎麼做人。觀眾在某個領域的學問或許沒有主講人多，但不等於他們不會看人，不等於他們沒有感覺，不等於他們沒有鑒賞力和鑒別力。他們的眼睛其實是雪亮的。比方說，賣弄學問的人，他們就不會喜歡。言之無物的講座，他們也不會喜歡。賣弄學問為什麼討人嫌？因為他不是為了傳播，而是為了炫耀。言之無物為什麼沒觀眾？因為他居然“以其昏昏”來“使人昭昭”。兩者都是不把觀眾放在心上，放在眼裏。這其實與學問多少無關，說到底還是做人問題。
賣弄學問討人嫌，言之無物沒觀眾，“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怎麼樣呢？會受到最大的歡迎和尊重，因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學問對於學者意味著什麼？命根子。現在，為了更好地傳播學術，為了更好地滿足觀眾的需求，他連這個“命根子”都不要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胸襟和情懷？實際上，一個學者，一個以學問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隻有把學問忘到“就怕別人說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這個時候，他才能真正與觀眾同一，與傳媒同一，與學術傳播的事業同一。與此同時，他的另一麵，即作為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的一麵，則會空前地、充分地、毫無羈絆地展示出來。要知道，學問這東西，也有兩麵性。它能使人豐富，也能使人異化。僵硬的學術體製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淺。它製造的是“死學問”，消磨的是“活靈魂”。許多學者的個性，其實就是被它們弄沒的。那才叫“破壞性修理”呐！因此隻有徹底忘記，忘掉那個“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歸“本真”。這就叫“忘我，則與道同一”。
但如此一來，講座的學術含量是不是就會沒有了？不會。因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學問和他的生命是融為一體的。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怎麼也丟不掉。丟掉的一定不屬於他自己，那又棄之何惜？因此，當他以一種“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的心態走上講壇，率性而作時，他講出來的將是真學問、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將是真學者，以及他的真性情。這才是觀眾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們最應該展現的。
說到這裏，與馬瑞芳教授這本書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了。其實關係也是有的。剛才不是說了嗎，現在的觀眾，對《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本身，是有興趣的。這種興趣，媒體往往滿足不了，或者失真。馬老師這本書，卻能解決這個問題。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學者”，與《百家講壇》這個欄目又有長期的合作，可謂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寫這個題目，沒有比她更合適的。她筆下的人物，也一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展現著自己的真麵目和真性情，讀完讓人捧腹大笑又回味無窮。不過這些捧場的話，我也不宜多說。好看不好看，讀者說了算。就此打住！
易中天
2007年7月6日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