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大學士夏言也指出：“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籍寵昵，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土地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
戶部尚書李敏所雲：“臣等切惟帝王之治，惟在謹其法令之行而已。先王之世，信賞必罰，法若盡一，是以令出惟行，而人不敢犯。後世治不如古，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內產則妨於貴家，於是令出而有不行，去玩而不知畏。今日之事，弊之甚而害之大者，莫有如求討莊田一事……仰惟列聖深知前弊，節降敕旨戒諭，禁革至嚴且切，奈何近年以來，討求莊田章疏絡繹不絕……既得隴複望蜀者比比皆然，下奪小民之利，上虧公道之賦莫甚於此。所以然者，誠以禁求討，求討者有時而得恩；禁投獻，而投獻者有時而脫罪。以是，為官者不知之足，而為其下者，全無忌憚也”。這些憂國憂民的有誌之士，早已看清楚了投獻身的危害，這種風氣，其實就是皇親貴族憑恃受賜田地特權掠奪土地。恩賜不停，投獻不止。賜田和優免特權的存在，是產生投獻在製度上的根源。妄行投獻的“奸人”則藉此攀附權勢，邀功取賞。他們以貴族為“護身之符”，投充校尉、家人、莊頭，“憑陵官府，苦害軍民。從而肥了自己，而害了國家。
其實這種危害，從弘治皇後的後，大明曆代皇帝都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幾乎每代也都要頒發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嚴厲，卻沒得到了實際的效果，到明末的時候，土地兼並成風，終釀成李自成等人農民起義，當然了這是後話，這裏咱們且不多說，重新回到主題，陳剛沒想到朱高煦出手如此闊綽，不知為何，心頭有嫉妒，自己一直跟著漢王，這些年鞍前馬後，可沒少做事，也沒見漢王如此闊綽過，這李浚不過是個禦史而已，竟得到良田十傾，不免有些不是味兒。
朱高煦似看出了他的心思，道：“陳大人，你為本王鞍前馬後，這份功勞本王自是知曉，待他日本王成就了大事，本王一定重重有賞，絕不比這李浚差了！”
這話兒無疑是一顆定心丸，陳剛大喜，道：“末將領命，這就把這個給李浚送去！”
朱高煦點了點頭道：”你去吧？“
李家在樂安州也算是大戶人家，族中人口也有四十多口人，族中弟子除了誦讀詩書外，其餘眾人多從事務農，日子並不寬容，但也不緊吧，在樂安州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大戶人家，加上家中出了李浚這號人物，所以在樂安州倒也沒人小看了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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