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崢依舊板著臉，因為氣惱麵上神色顯得猙獰無比，目光在眾人臉上一一掃過，許久才道：“敵軍都罵到了家門口，你們身為大明未來的希望，誦讀敵人的文章，沒有半分的羞愧之心，反而轟然叫好，這是身為大明讀書人該有的覺悟麼！”
這幾句話響亮而冷峻，眾人原先隻是覺得這文章寫得好，出於一種欣賞的目光去誦讀，至於文章的最終目的，反而忽略了，這時經過楊崢一提醒，這才驚覺這篇檄文的不妥之處，頓時麵色一紅，人人露出愧疚之色。
楊崢麵色緩和了幾分，道：“詩詞文章終究是小道，一個人若終日沉浸在如何做好文章，如何將詞兒構造華麗，就算有所成就，也不會走太遠，這就好比一個國家的強大，若隻是重視文章，而不注重其他，終究也不會強大太久，一個國家的強大離不開，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律法等一切有利於國家的學問，大唐之所以國富民強，就是他們有包容一切的心髒，有吸收一切的能力，才使得大唐科技，文化都齊頭並進，最終締造了這個世上最強的帝國，如今我大明重文輕武，重文章而輕視科學，才使得小小的安南也該欺負到家門……？”
這幫學子仗著道德文章考中了進士，進了翰林院，可謂是天之驕子，平日裏在別人的眼裏，是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文曲星，起初還不以為然，久而久之也就覺得是那麼一會事兒，此時被楊崢一罵，頓時羞愧的滿臉通紅，不少人甚至低著頭不敢看楊崢。
楊崢說了一番話兒，心頭的怒氣一經發泄，神色就緩和了不少，看著眼前幾十個庶吉士，探花、榜眼、狀元心頭也有幾分欣慰，老天爺給了自己一個絕好的幾乎，自己是翰林掌院，一院之長，若能發揮作用，將自然科學，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法律都悄無聲息的融入這些人的腦海裏，再通過各方麵的努力，比如翻譯這個時候的歐洲自然科學，歐洲文藝，取長補短，等他們的認知，不再拘泥於存天理，滅人欲的認識時，那時候不用他多說什麼，他相信這些大明的天之驕子，也回去摸索，探索，從而找到了一條正確的康莊大道，如此一來，自己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了。
不過要做到這一切的前提是先讓這幫大明天之驕子，從四書五經，從朱程理學的怪圈子裏跳出來，而取得這個效果，無疑是需要一場大的手術，而這個手術，就得靠亞裏士多德的魅力了，老實說，楊崢心頭對理學並不是十分的排斥，甚至對朱熹本人也反感，他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學說，開創了理學，能在南宋末年，經過元朝韃子百年的流傳，時至今日，便成了官方的主流學說，無疑還是有極大的魅力，可以說理學最初的形成，最為重要使命是為了回應佛教文化信仰之挑戰，因此理學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把一切外部事務的解決都放在內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即都化約為內在的生命問題與心性問題來解決。
也正因為此，一些理學家往往忽視實際問題，簡單地認為隻要內在的生命問題與心性問題得到了解決，外在的社會政治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一些走向極端者更是拋棄了儒學的經世傳統，日益萎縮在生命與心性的領域內優遊涵泳，潛沉玩索。湖湘學派雖然也是一個理學學派，但是，他們沒有因為熱心討論“性與天道”而流於空談，沒有因為追求“內聖”而忽視“外王”，而是注重“體用合一”，力求保持內聖與外王、道德與政治的統一。所以，他們對理學內部出現的“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傾向展開了批判。
後來不少的有誌之士，也看出了這個問題的所在，曾指出“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之道。而後之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亹亹可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
也就是說，對“天理人心”的內聖追求，是為了“保國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但是許多學者過多沉迷於內聖，隻會“多尋空言”、“高談性命”，結果是“不究實用”、“臨事茫然”。這就違背了儒家的經世致用精神。而湖湘學派努力追求“得其體必得其用”，也使得他們能在派別林立的理學學派群中，顯示出經世致用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