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規柬君主應法天之德行，實行仁政；君王應受上天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君主**時期無疑具有製約皇權的作用，有利於政治製約和平衡。
“天人感應”為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響深遠。天人感應對皇帝的警策作用，據《漢書》、《後漢書》記載，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光武帝等幾個皇帝，在出現日食、旱災、蝗災、洪災、地震等災異時，都下罪已詔。後世帝皇逢災荒年實行免租減賦、開倉賑災等措施無不深受天人感應的影響，可以說，董仲舒坦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在支持政治。他比李斯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對抗文化。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禁絕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隻是在選拔人才和統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諸家。
他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實行“德主刑輔”的仁政，希望通過廣設學校，來散布儒家道德禮儀，維護儒家地位和君主**政權。“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漢書•；董仲舒傳》中董仲舒反對“郎選”、“任子”和“貨選”等漢代官吏選拔製度。呼籲：“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製度。認為設學校以廣教化，這是鞏固統治的關鍵堤防。
漢武帝於是從其所議，“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教育、選官等製度服務於儒家，為儒生進入政治權力機構，參與權力運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儒生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有利的維護了儒家的獨尊地位，董仲舒還極其推崇《春秋》。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禮儀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認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是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義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董仲舒的學說是從維護漢朝的大一統出發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統”之精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把封建的大一統說成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改之事。他認為應該損抑諸侯，尊王襄夷，一統乎天子，並使四海“來臣”。這一大篇寫出來雖顯得囉嗦，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徐朗的用意何在，那就是什麼君權神授，什麼真命天子，不過是皇帝好糊弄百姓，披上了一件好看的外衣而已，一旦外衣破了，天子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而已？“要說這樣的話兒，作為一個誦讀聖人之書的讀書人，是無論如何說不出來的，但他少年成才，此後科舉不中，早已看透所謂聖人之言，不過是那些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偽道士、偽君子，說的好聽的話兒罷了。
他曾大膽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誌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厘為人謀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誌在巨富”。這些話兒可謂是大膽至極，不經如此，他甚至對孔夫子也大加鞭策，比如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