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遠，益州清城人，振錫南遊，到達交趾，然後由交趾乘舶往訶陵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又到獅子洲(今斯裏蘭卡)，更往大覺寺(印度摩訶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國人，顯慶年內，奉令往交趾采藥。他在交州正值災荒，每天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涕泣，時人號為常啼菩薩。曇潤，洛陽人，在交趾居住年餘，聲望頗隆。隨後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訶陵北渤盆國(今婆羅洲)，遇疾而終。慧命，荊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後，遭逢大風，不能西行，折而歸唐。智弘，洛陽人，與荊州無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複隨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國，更到獅子洲，往中印度同時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人，有運期、窺衝、大乘燈。運期，交州人，與曇潤同行，後為中國益州會寧的弟子，隨師至訶陵國，從訶陵高僧智賢受戒。窺衝，交州人，是明遠的弟子，與師同舶航行商海，到獅子洲，赴中印度。大乘燈，愛州人(越南北部)，幼隨父母往杜和羅缽底國(今泰國境內)出家，後隨唐使郯緒到達長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師處受具足戒，居長安數載，閱覽經書，後來曾隨義淨往中印度。一時安南佛教在安南開始興起，等李朝王統繼起後，越南佛教進入黃金時代，是時頗受宋朝影響，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製，以考試百姓而度為僧，並設立戒場以傳授戒法，李朝第三主李聖宗甚且被形容為印度之阿育王。其後第四主李仁宗、第六主李英宗、第七主李高宗皆為崇信佛法且大力護持佛教之君王。計李朝八主凡二百一十五年，先後興建興天禦寺、五鳳星樓、勝嚴寺、天王寺、崇度報天寺、永隆聖福寺、真教寺等諸多名刹，然至第八主李惠宗時國勢衰頹至極，帝乃退位出家，號”惠光大師”。代李朝者為陳朝，凡一百七十五年十二主，亦采保護佛教政策，惟至末期則漸有限製佛教之舉，如規定僧人未滿五十歲者一律參加考試，佛教在安南迅速壯大，這些年來，隨著戰事不斷，民間佛教如雨後春筍一般興起，而百姓更是時時處處都有佛教的印跡和色彩，各地鄉村建有威嚴而又簡樸、親切的寺廟。鄉村寺廟隨時敞開大門迎來拜佛信徒。拜佛的供品一般都是人們親手種植或加工的產品，如香蕉、檳榔、糯米飯、沙糕、甜餅和檳榔花甜羹等，這些到也罷了，便是在尋常的節日，如上元節、佛誕等重大節日進行放生儀式意味著愛惜生命、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百姓幾乎全部出動，為這些佛祖祭拜，與這些相比，自己這個君王到是無關緊要了，若止於此倒也沒什麼，偏生這些百姓幾乎對佛教近乎瘋狂的信任，佛教信徒還於每年陰曆盂蘭報孝節(七月十五)進行”舍罪亡人”又稱”祭祀眾生”儀式。這天，人們為報孝父母、先祖而祈禱超渡，同時不忘另擺供桌為尚未超脫、無人祭祀、無依無靠的亡魂祈禱，體現博愛之心。
每逢初一、十五上寺念經祈求國泰民安，家庭和睦，眾生安樂。每於其日全國各地寺廟都迎來眾多男女老少信徒以虔誠之心誦經禮佛。館使寺是首都河內規模最大的寺廟，也是越南中央佛教會的辦事處，每逢初一、十五各地信徒聚集在佛台前莊嚴地敬奉。
在世心中有佛，去世後希望陪在佛身邊。按照越南人曆史悠久的祭祀先祖的慣例，子孫後代要照料先祖、祖父母和父母的墳墓，並在忌日進香供飯。然而，有些人因為考慮死後無人祭祀或者出於喜好而吩咐家屬將其遺照和骨灰寄托在寺廟裏，以便靈魂靠近佛，又有人看管進香，免得孤寂難熬，足見佛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已經大大超過了這個君王了，不僅如此，這些佛教的興起，使得大量的勞動人手出家為僧或者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寺院控製了許多土地和勞動力，寺院經濟發展起來，而封建政府的納稅戶卻大為減少。傅奕反對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遊食之民，不向國家交納租稅，浪費了封建國家許多錢財，減少了稅收，而大批田產及勞動都佛寺管理，國家的財富大批流入佛寺之中，這對於黎利來說，自是不會願意看到的，所以便動了改革佛教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