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要他住在王宮中。如果在王宮中的人，無論年齡大小還是地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樣的好人，那君王和誰去做壞事呢？相反，如果在王宮中的人，無論年齡大小還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和樣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誰去做好事呢？單單一個薛居州能把宋王怎麼樣呢？這個典故並不難，王振畢竟是誦讀過四書五經的人，與孟子這番話兒還是能體會到其中的含義，以孟子的話兒說，政治國的國君應注意自己身邊所用親信的考查和選擇。因為，如果國君周圍多是好人，那麼國君也就會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國君周圍多是壞人，那麼國君也就很難做好人了。這裏的道理並不深奧，實際上也就是《大戴禮記•；曾子製言》所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意思。所謂“昔孟母，擇鄰處”，“孟母三遷”不也就是為了找一個周圍環境好一點的地方以利於孩子的教育與成長嗎？孟子是從小就受到這方麵的熏陶，早有切身體會的了，可謂是說得生動而又有說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則啊？”楊崢語重深長的道。
王振獨自低頭思索了一會兒，忽的肅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話，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氣了，楊某說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遠，希望公公可要堅持下去，日後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話？”楊崢帶著幾分勸慰的語氣道。
王振期初沒覺得什麼，這會兒思索下來，越發覺得眼前的局麵豁然開朗，自己的位置誠如楊崢所言，想要建功立業，關鍵還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則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說到底就是在國事上有所建樹，做些讓天下百姓交口稱讚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勳了！局麵明亮，就越覺得楊崢實在不簡單”。此時再聽他這一番勸慰的話兒，竟也能用力的點了點頭道：“楊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麼做了？“
楊崢不知自己這一番話兒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這麼做也隻是做到了一個臣子的本分，至於日後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這不是他能控製的，也難得去想，說過就算。
有了這一番交心的話兒，兩人的關係也密切了許多，楊崢說了安南的趣事兒，而王振則說了京城事兒，說來說去，氣氛說不出好，直到日暮時分，兩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間，返回將軍府邸。
因為按照王振給的準確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這兩日，安南雖平定，局麵也緊緊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還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頓酒席，楊崢便沒去，回去與大小姐、沈豔秋說了一番話兒，便讓人請來了阮虎，呂海、蕭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兒後，第二日一早就趕到了將軍府，楊崢叫來徐朗、黃福等人，開始對眾人自己交代，因時間緊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內容很簡單，主要針對一條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業上的問題。
與一條鞭法很簡單，安南既作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該繳納的稅收不能少，必須按照夏稅、秋糧、均徭、帶征，確有定額的規定向朝廷繳納稅收，。裏胥無由飛灑，奸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同樣要繼續保持，這一點必須阮家來維持，這一點沒有半分討價還價的理由，事實上不用楊崢交代，百姓也都願意上交這點稅收，彼此往日的稅收，這一條鞭法雖在稅收的數目上沒什麼改變，但好在簡化了不少，總共起來隻有三步，一是把田賦和繁雜的徭役、雜稅合並統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攤入田畝，既根據人丁又依照田畝征收；三是田賦、徭役和雜稅合為一條後，一律征銀。田賦，除政府必須的米麥仍然交實物外，其餘以白銀折納；徭役，一律實行銀差，無需朝廷催促，這兩年每次到了點，百姓都將早已準備好的銀子，穀物都送到了交州城，這也難怪，比起往日的混亂稅收，一條鞭法後，不但限製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賦役，而且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其生產積極性，不僅如此，那些從事商業的商賈可謂是大喜過望，實行賦役折銀征收的辦法，為交納銀兩，農民、手工業者必然把大量產品投入市場，促進商業繁榮。徭役折銀，農民可自由離開土地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也可以用到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對一條鞭法最為擁護，每年上繳稅收，他們表現得最為積極，所以楊崢的這一番囑咐，阮虎答應的最為爽快。
而對占人，哀牢，歲月雖說是彭家的私人產業，但身為朝廷也是可以開展作坊，與彭家競爭，當然了，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參與生產，而是以一種委托的方式，采取特許經營的商家，共同促進哀勞、占人的軟料，大明朝廷對他們提供的特許者給予保護，也給予優惠，而身為獲得官方認可的經營者，除了繳納稅收外，還要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產任務，不可有半分的拖欠，本來彭家進入占人、哀牢就有不少人眼熱，雖說在安南，但朝廷不少言官還是很惦記，為了解決這個隱患，楊崢才參照前世的私企以及與國企的經驗加以改造，一來彭家與朝廷可以自由競爭，順應市場，二來，這種良性競爭，也可以給朝廷，也彭家帶來技術上的改進，質量上的好壞，以及產量上多少，如此也算是給朝廷謀取了些福利，隻要朝廷經營得好，在占人、哀牢這一畝三分地上，還是有些好處的。
當然了，這麼做引起的非議還是有一些，但他早就上表朝廷，建議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樹木等件，原係民業，曾經官府采取，見有人看守及禁約者，自今聽民采取，不許禁約，其看守冉外官員人等，各回原職役’。本沒指望朝廷答應，但他顯然是低估了年輕皇帝的心思，竟毫不猶豫的答應了，如此一來，那些再有異議的官兒，也不敢多說什麼，再說了經過楊崢這一番改革，大明這兩年，從安南、占人、哀牢獲取的銀子下少於三十萬，這可是一筆巨款，對於國庫空虛的大明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這也是這兩年，他在安南做的一切有關經濟上的改革，戶部，禮部都一大力支持，這固然有皇帝、楊士奇的支持，但也不是從中獲取好處的原因之一了，難的是隻要楊崢推行的政策在安南、占人、哀牢繼續執行的話，這份好處就源源不絕，年年都有，所以言官鬧得再凶，也沒什麼說什麼，不少官員還建議朝廷，將楊崢在安南所實行的改革，延伸推進，直接在大明的蘇州、杭州、揚州、蕪湖、南京、紹興一帶實施，若不是楊崢以時機尚未成熟唯由拒絕了，還真指不定在大明推廣了下去，之所以還沒答應，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如他所說條件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