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點，我的郵箱收到了爸爸剛發來的照片。
分別是：
在城市邊緣拍攝到的暴雨傾城。
生長在深山老林裏的參天古樹。
塔疊重重的異國寺廟。
東京城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
照片雖不會說話，滲出的情緒卻足以顯現此行樂趣橫生，旅行的人心滿意足。
還有，差不多也該回家了。
爸爸走的時候還是春天，而現在已經是夏天了。
升學考試讓這個夏天猶如吸足水的海綿，這股沉甸甸並沒讓人感到踏實，相反，多數人都陷在一旦遭到命運之手的輕掐，積攢的水分就會急速流失的恐懼當中。
我的爸爸也像尋常父母那樣，會在考試過後詢問我的成績。
區別在於，他並不在乎結果。
“反正，你也不會成為科學家。”笑著說。
可事實上，這並不是安慰人的話。
不然我也不會在看到期中考年級排名時，隻顧倒吸冷氣，並在此後數月，都被羞恥感折磨地無法鎮定。
還是會羨慕那些成績好的同學的啊。
八月中旬，是返校日。
一路走來，每間教室都很熱鬧。
大家忙著打探彼此的成績和排名，學委們張羅著讓大家填寫二年級的選修課和第二外語。
走進B班，我發現盡管四十多天過去，人們依舊熱衷於向我探聽決賽當天發生的那一幕。
而那些話，我已經對學校老師，辦事警員，新聞記者，說過無數遍。
手機輸入關鍵詞“女生”“遇刺”，幾萬個結果條目中，“某中學女生因見義勇為慘遭報複，於校園活動中不幸遇刺”高居榜首。
“某中學”，是我所在的中學，未來中學。
“女生”，是我的同班同學，陳綠。
“不幸遇刺”，確有其事。
當時的三個目擊者中，一個男生拒絕采訪，另一個男生必須接受腕傷治療，隻剩下我接受了警方詢問和媒體采訪。
突然間，我成了這一事件的喉舌，最大程度行使了我的發言權。
或許是我的目擊證詞勾起了新聞編輯對事件的好奇，他們沒有顧及當事人的意願，以燎原之勢將此事推廣到各大社交媒體，以至於全國皆知。
人們不僅對遇刺女生感到好奇，對遇刺原因好奇，連籃球比賽上為什麼會出現一名射箭手也好奇。
太多好奇夾雜在一起，勾起了人們深扒的興趣。
在接受采訪前，我向爸爸征求意見。
他並沒有覺得道出事實有哪裏不妥，但作為攝影記者，他也給了我建議：人都有傳播的天性，但真正獨立的媒體根本不存在，因為人們隻願意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部分。
所以，無論我怎樣強調必須嚴懲作案者，大家所關注的重點，仍在事發當時的傳奇性上。
作案者在看押數月之後，是如何處心積慮在該校舉行比賽活動時混入校園的？
遇刺女生當時為何會與同伴落單？
如果射箭的男生沒能及時出手，那麼行凶者是否還會再刺第三刀？
等等。
親眼目睹整個過程的我，不斷向不同的人複述整個故事，但仔細對比就會發現，我後來的口述，已經和第一版有了明顯的不同。
我沒能壓抑住恐懼和興奮，後怕和顫栗導致我放大了巧合，將一切傳奇歸結於所謂的宿命論。
那些所謂的“傳奇性”，是我個人煽情所致。
是我，將那些巧合放大，借此解釋宿命論。
然而人們依然感到不滿足，他們希望更深地了解這個遇刺的少女。
於是，狡猾的記者守在校門口，隨機采訪了暑假提前回校上課的高三生。
素材整理完畢，通稿一經發出，人們又沸騰了。
在得知“遇刺女生不但古道熱腸，學習也很拔尖”後，人們又得悉“女生曾懷疑自己被跟蹤，但並未引起校方重視”，一時間，網名的惋惜之情換了風向，對薄弱的校園安保問題感到憤怒。
尤其是家長們，普遍表示對校園安全問題感到擔憂，矛頭直指學校。
為此，校長不得不親自出麵澄清，“該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希望不要因此瓦解家長對校方的信任。陳綠是個好學生，俠肝義膽值得學習，她讓我感到十分驕傲。”
我很意外，校長並沒有說“但還是要提醒廣大學生群體，應當加強自我安全意識”之類冠冕堂皇的話。
無關立場，校長本人在極力杜絕社會解讀這件事時，將事情起因歸於“一個好學生的愚蠢熱血和善良”。
我不由得有些敬佩校長。
另一方麵。
雖然很卑鄙，但我仍止不住地猜想，如果陳綠隻是個學習普通的女學生，人們對她的評價，又將如何？
“學習很差”的陳綠，是否依然經得起人們的鮮花和掌聲，褒獎和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