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妹妹是熊希齡的太太，可能是。熊希齡除了喝酒外，一切嚴肅。在北京辦香山慈善院，搞基建。老了回芷江，住在那裏。兩三年回來一次。我見過幾次。他回來叫帶信，爸爸緊張，就讓我趕快寫字，多寫。
爸爸到處走，沈陽，上海，廣州，都去過。
祖父和譚嗣同很好。在酉陽會館前的外麵開過會，聽說，鳳凰的第一個郵局是他辦的，照相館也是，由沈從文的母親負責。
父親在師範學校學音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他當過**，但膽子小，見人被殺頭後，就抽了幾次鴉片，顯出不問政治。紅軍長征時經過湘西，他害怕，把煙藏起來。他畫畫，每天挽起袖子按風琴。
在文昌閣小學畫畫，滕興傑、田景友都畫得比我好。我後來異軍突起，看《漫畫世界》屆簡直入迷，仿照著畫，在壁報上發表。有時還故意貼到女子學校的門前。
挨老師的打對心靈的影響，有了斯巴達克式的反抗。後來精神上的淩辱也可以忍受。後來在集美、抗戰、“文革”都不緊張。
鳳凰的文化生活。少數民族慶典，我沒有在別處看到過這樣完整的。大傀儡戲，搭台，一個人演。清明掛墳，端午節有龍船，重陽登高，過年舞獅子。中秋節，衙門口的石獅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麼部位，就去摸哪個部位。獅子有兩個，一公一母，男女分開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風箏，夏天下河洗澡，偷偷遊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頭裏麵。早上放醒炮，開城門，黃昏放牛炮，九點多鍾放兩響，關城門。
我憑什麼可以做泥塑？就是邊街上做木雕的，紮紙的影響了我。
廟裏雕塑那麼多可以看。鳳凰風景好，廟多，到處看，都是好風景。
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
我出去後寄一些畫報回來，老二永厚也開始畫，牆上都是。
鳳凰人家裏都有人出去奔。每個人都有幽默感，不是粗淺的笑話，一些含蓄的每個人都懂。苗族的語言也很有特點，概括性很強。
外祖母愛打牌，把買米的錢都輸掉了。我們都恨打牌。
我的母親第一個打毛線，第一個自由結婚。她是得勝營的人，外公是三潭書院畢業的，當過寧波知府，死在那裏。媽媽會講寧波話。
有一年，媽媽要我告窮，到外婆家一個多月。我到長沙去第二次經過外婆家，我去看她。她正在打牌。
“你又來了！”
“我去讀書去。”
“吃了飯再走。”
媽媽還在丁玲母親的學校當過教務主任。她把文憑借給四姨去北京考農大，媽媽這個人年輕時相當不錯，識大體。祖母沒有文化，人老實。媽媽是知識分子，掙錢，做主。
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鄭可，沈從文，聶紺弩。
家裏的木板牆上寫著：“我們在家裏，大家有事做。”這是四歲時我用墨畫的。我喊弟弟：“拿墨來！”
“家”這個字不會寫，是照著書上畫的。
節選自《黃永玉自述》
【百家在線】
黃永玉以其天縱之才，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留下了一個個難以逾越的坐標：他的版畫傑作《阿詩瑪》，為中國版畫史上的經典之作；他繪製創作的我國第一套生肖郵票“庚申年”猴票，曆經25年的考驗.價格一路飆升兩萬多倍，被譽為“集郵史上的神話”；他創作的**紀念堂山水畫，為相伴一代偉人**的傳世之作。
1980年黃永玉使用揮灑自如的潑墨手法，寥寥數筆便勾畫出猴的特征和神韻，再經過郵票雕刻家的精雕細刻，使之質感更強，充盈著靈動飄逸的藝術魅力。第一枚生肖郵票的誕生，也就是新中國第一個郵票神話的開始。在接下來的20多年時間裏，黃永玉創作的“庚申年”猴票得到了郵市前所未有的追捧，經濟價值扶搖直上。當時8分錢的麵值，一路飆升，最高價曾達到1600元左右，足足上漲了兩萬倍：全張80枚猴票更是從當時的6.4元暴漲至最高價20多萬元，而且往往是有價無貨，“一版”難求。“庚申年”猴票不僅是整個生肖郵票板塊的領頭羊，也是整個郵市行情強弱的風向標。“庚申猴”培養和帶動了無數集郵愛好者和投資者，所帶來的投資示範效應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收藏投資理念和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