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上的第一個中國人是中國人小學裏的中國老師。“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國人”，但可以看出左腿有一點點跛，且跛的方式極其自然。他在對前來應考的日本小學生們開口講話之前，“手像支撐身體似的拄在講桌兩端，直挺挺揚起臉，望了一會天花板……緊張的小學生大氣不敢出地盯視桌上的試卷，腿腳不便的監考官目不轉睛地望著天花板的一角。”作為教師，跛腳雖令人意外，但做派是較為常見的。開口講話後給人的感覺至少可以歸納出兩點。一是認真，認真交代考試注意事項，認真叮囑不要往桌麵亂寫亂畫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二是誠懇，誠懇地訴說中日兩國應該友好相處和怎樣才能友好相處，誠懇地提醒日本小學生要挺起胸並懷有自豪感。後一點想必出自他作為男人在異國他鄉謀生的人生體驗。誠懇的話語總能打動人，所以二十年後早已忘記考試結果的“我”仍能想起這個中國老師和“抬頭挺胸滿懷自豪感”。不料，明明曾和“我”在同一考場考試的一個日本女孩——“我正戀著她”——卻不記得了。
“監考老師是中國人？”
她搖頭道：“記不得了。想都不會想到那上麵去的。”
“沒有亂寫亂畫來著？”
“亂寫亂畫？”
“往桌子上。”
她嘴唇貼著杯口，想了一會兒。
“這……寫過畫過沒有呢？記不清了。”說著，她微微一笑，“畢竟是以前的事了。”
……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沒有亂寫亂畫？想不起來了？”我又問了一次。
“跟你說，真的想不起來了。”她笑著回答，“給你那麼一說，倒也好像那麼做來著。終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同樣在那間臨時作考場的教室同樣聽了中國老師誠懇的叮囑和鼓勵，“我”時隔二十年而仍能想起，但“我”正戀著的女孩則“記不清了”“真的想不起來了”——這種與主人公的“想起”同時存在的淡忘與誠懇的錯位，可以從中隱約讀取村上對中國人懷有的——或對村上認為日本人應該對中國人懷有的——愧疚之情。東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魯迅研究專家藤井省三認為可以歸結為“我”對於中國人的“原罪意識”，並認為這部分即“第2節同魯迅的《藤野先生》有相似的結構”。魯迅對“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藤野先生“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為此感到愧疚，不妨說“背叛”了藤野先生；“我”的女友那種淡忘不妨視為對中國老師誠懇叮囑的“背叛”。就此而言，藤井教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參見藤井省三《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朝日新聞社2007年7月版）
這種愧疚心情沒有就此終止，於是在第3節出現了“我”認識的第二個中國人。這時“我”已大學二年級了，對方同樣是大學生，女大學生。兩人是在一家小出版社的倉庫裏打工時認識的。中國女孩同樣十九歲，個子不高，長相說漂亮也並非不可。“她幹活非常熱心”，並且她的熱心不是一般的熱心，而“大約屬於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種類”。由於太熱心了，以致工作中“任何人都在所難免”的一點點差錯就使她陷入了長達三十分鍾的精神危機——“一條小小的裂縫在她的頭腦中逐漸變大，不一會竟成了無可奈何的巨大深淵，她一步也前進不得。她一句話也不說，完全一動不動地呆立在那裏，那樣子使我聯想起夜幕下緩緩沉入大海的輪船。”三個星期後打工結束時，“我”邀這個中國女孩跳舞喝啤酒。夜晚在電氣列車站送她上車後好一陣子我才意識到：“我”把她送上了方向相反的列車！“我”在另一車站見到她時，已快半夜了。“我”一再向她解釋，以求得到她的諒解。
“我”遇上的第一個中國人是中國人小學裏的中國老師。“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國人”，但可以看出左腿有一點點跛，且跛的方式極其自然。他在對前來應考的日本小學生們開口講話之前，“手像支撐身體似的拄在講桌兩端，直挺挺揚起臉，望了一會天花板……緊張的小學生大氣不敢出地盯視桌上的試卷，腿腳不便的監考官目不轉睛地望著天花板的一角。”作為教師，跛腳雖令人意外，但做派是較為常見的。開口講話後給人的感覺至少可以歸納出兩點。一是認真，認真交代考試注意事項，認真叮囑不要往桌麵亂寫亂畫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二是誠懇，誠懇地訴說中日兩國應該友好相處和怎樣才能友好相處，誠懇地提醒日本小學生要挺起胸並懷有自豪感。後一點想必出自他作為男人在異國他鄉謀生的人生體驗。誠懇的話語總能打動人，所以二十年後早已忘記考試結果的“我”仍能想起這個中國老師和“抬頭挺胸滿懷自豪感”。不料，明明曾和“我”在同一考場考試的一個日本女孩——“我正戀著她”——卻不記得了。
“監考老師是中國人？”
她搖頭道：“記不得了。想都不會想到那上麵去的。”
“沒有亂寫亂畫來著？”
“亂寫亂畫？”
“往桌子上。”
她嘴唇貼著杯口，想了一會兒。
“這……寫過畫過沒有呢？記不清了。”說著，她微微一笑，“畢竟是以前的事了。”
……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沒有亂寫亂畫？想不起來了？”我又問了一次。
“跟你說，真的想不起來了。”她笑著回答，“給你那麼一說，倒也好像那麼做來著。終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同樣在那間臨時作考場的教室同樣聽了中國老師誠懇的叮囑和鼓勵，“我”時隔二十年而仍能想起，但“我”正戀著的女孩則“記不清了”“真的想不起來了”——這種與主人公的“想起”同時存在的淡忘與誠懇的錯位，可以從中隱約讀取村上對中國人懷有的——或對村上認為日本人應該對中國人懷有的——愧疚之情。東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魯迅研究專家藤井省三認為可以歸結為“我”對於中國人的“原罪意識”，並認為這部分即“第2節同魯迅的《藤野先生》有相似的結構”。魯迅對“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藤野先生“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為此感到愧疚，不妨說“背叛”了藤野先生；“我”的女友那種淡忘不妨視為對中國老師誠懇叮囑的“背叛”。就此而言，藤井教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參見藤井省三《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朝日新聞社2007年7月版）
這種愧疚心情沒有就此終止，於是在第3節出現了“我”認識的第二個中國人。這時“我”已大學二年級了，對方同樣是大學生，女大學生。兩人是在一家小出版社的倉庫裏打工時認識的。中國女孩同樣十九歲，個子不高，長相說漂亮也並非不可。“她幹活非常熱心”，並且她的熱心不是一般的熱心，而“大約屬於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種類”。由於太熱心了，以致工作中“任何人都在所難免”的一點點差錯就使她陷入了長達三十分鍾的精神危機——“一條小小的裂縫在她的頭腦中逐漸變大，不一會竟成了無可奈何的巨大深淵，她一步也前進不得。她一句話也不說，完全一動不動地呆立在那裏，那樣子使我聯想起夜幕下緩緩沉入大海的輪船。”三個星期後打工結束時，“我”邀這個中國女孩跳舞喝啤酒。夜晚在電氣列車站送她上車後好一陣子我才意識到：“我”把她送上了方向相反的列車！“我”在另一車站見到她時，已快半夜了。“我”一再向她解釋，以求得到她的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