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噘起嘴唇啜了一口雪利酒，就像隻鳥。“那好，”她說，“華倫，當時你是處男嗎，遇見我的時候？”
“哦，老天。我說，這可真是個好問題，不是嗎？”我笑起來，“難道這就是你這麼多年來一直想知道的問題？你是不是我的第一個女人？哇哦。這簡直……嘿，蓋爾，從來沒人問過我這個。直到今天，在這兒，三十年後。”我朝她微笑，但笑意很快就變得僵硬。
“我就是想知道，親愛的。不管怎麼樣，你從來都沒說過。我們共同守著一個大秘密，但我們從沒真正談論過我們自己的秘密。我們談論戲劇，我們談了次小小的戀愛，然後你就走了，而我則留在弗蘭克身邊慢慢變老。越來越老。”
其次請看我依據村上由英文譯成的日文轉譯的：
她像鳥似的噘起嘴唇喝一口雪利。“好，”她說，“華倫。對了，遇到我的時候，你可是處男？”
“啊，瞧你，問這麼厲害的問題！”我笑道，“那麼多年你一直在想這個？想你是不是我睡的第一個女人？得得得，這個嘛……我說，蓋爾。被人問起這個還是頭一遭，何況是在時隔三十年重逢的時候！”我朝她微微一笑，但氣力從我身上一下子跑掉了。
“我隻是想知道這個，親愛的。你對這個絕口不提。雖說我們共同擁有一個絕大的秘密，但對各自的秘密卻沒正經談過。我們談戲劇，發生了一點點關係。之後你走遠了，我仍和弗蘭克繼續生活。就那樣老了下去，老了又老。”
如何，文體還是有差異的吧？如果我的轉譯還算忠實於村上所譯的日文，那麼想必可以覺出其中多多少少帶有村上味兒或村上腔。其實，村上本人也對此直言不諱。他說：“我的小說有一種類似翻譯文體的蛻變（脫構築）或偷梁換柱的地方，翻譯中也會出現。”還說他翻譯雷蒙德·卡佛時——這本《生日故事集》就有卡佛一篇——“盡管千方百計使之成為標準翻譯，但我的卡佛在結果上還是帶有我傾向性（bias）。”換個說法，百分之百的標準翻譯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哪怕再千方百計再抓耳撓腮，也還是要在結果上——當然不是主觀有意——或多或少帶有譯者的傾向性以至偏見。翻譯隻能是作者文體和譯者文體相互妥協、接近和融合的產物。這既是文學翻譯命中注定的無奈，又是其充滿豐富的可能性和無數樂趣的神奇空間。
對了，村上2006年以《翻譯與被翻譯》為題在日本外務省《遠近》雜誌八·九月合刊號上撰文，文中特別強調了剛才提及的偏見：“我想，出色的翻譯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語言能力，但同樣需要的還有——尤其文學作品——充滿個人偏見的愛。說得極端些，隻要有了這點，其他概不需要。說起我對自己作品的翻譯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這點。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上，隻有充滿偏見的愛才是我充滿偏見地愛著的至愛。”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愛都是帶有“偏見”或傾向性的，否則愛就無以成立。就文學翻譯而言，其載體亦其表現結果即是文體。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我，作為譯者的我，文體才是我“充滿偏見地愛著的至愛”。文學翻譯，始於文體，終於文體，如此而已。
既是談《生日故事集》，那麼最後還是想回到生日主題上來——始於生日，終於生日，村上在針對自己創作的《生日女孩》所寫的點評中，說他清楚記得自己的二十歲生日：1969年1月12日那個冷颼颼的半陰不晴的冬日，他在酒吧裏打工，當侍應生。因為找不到替班的人，想休息也休息不成。結果那天直到最後的最後都一件開心事也沒有，並且覺得“那似乎在暗示我日後整個人生的走向”。顯而易見，《生日女孩》中迎來二十歲生日的主人公女孩幾乎就是村上本人當時的處境和心情的寫照。不同的是，村上日後整個人生的走向絕對不壞——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就差還沒撈得諾貝爾文學獎。至於是不是開心，這個別人不好判斷。
至於我，我幾乎從不過生日，二十歲生日也罷，五十歲生日也罷。我是母親的第一胎。生我那年，母親自己剛滿二十歲，剛剛過完二十歲生日。如今二十歲的女孩正歡天喜地上大二，而母親卻在東北平原一間四麵泥巴牆的農舍裏生下了我——在土灶前的柴草上手拿剪刀蘸一下大鐵鍋裏的開水，而後自己剪斷嬰兒和自己身體之間的臍帶。那是怎樣的場景、怎樣的動作、怎樣的眼神和心境啊？！你說，我如何忍心吹蠟燭吃蛋糕慶祝自己的生日？尤其在母親永遠離開這個人世、離開我之後，我更沒了那份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