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家不是專門講故事的人，小說應當有故事
出於提升自我的目的，我一生中閱讀過許多談論小說的著作，不過整體來說，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秉持著與H·G·威爾斯相近的觀點，即認為小說不應當被視作一種消遣的方式。他們一致認為，故事並不是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故事甚至構成了小說閱讀過程中的阻礙，它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讓讀者無法留意到那些他們認為真正具有價值的內容。他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實際上故事才是小說家們為了讓讀者不喪失興趣而拋出的救生繩索。這些人認為，正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讓這種敘事文學變得低級了，然而這種觀點在我看來卻非常奇怪，因為就像對財物的占有欲一樣，想要聽故事的欲望也是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遠在文明誕生之初，人們就開始圍坐在篝火旁邊，或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市場裏聽故事了。這種對故事的渴望一直極其強烈，這一點由如今偵探小說的蓬勃發展中也可見一斑。實際上，把小說家描述成“隻不過是個講故事的人”無疑是一種輕慢無禮的貶低。當然，我敢說應該是不會有這種人的。通過對所敘述事件與人物的選擇、通過創作者自身對這些人與事的態度的傳達，小說家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批評。這種批評或許談不上眼光獨到，又或者不能稱之為深刻，但它的確真實存在。而作為這一點的結果，小說家以這種他們自己都難以察覺的方式扮演著倫理學者的角色。但道德與數學不同，它並不是一種講究精確的科學。道德標準必須有所變通，因為它與人類的行為密切相關。而眾所周知的是，人類是一種多變、虛榮且搖擺不定的動物。
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斥著各種混亂與動蕩，而關注這一切同樣是小說家的工作。我們的未來難以預料，我們的自由時刻處於威脅之下，我們時常遭受著焦慮、恐懼與挫折的困擾，許多在過去看來不容置疑的社會準則如今卻顯得不合時宜。這些無疑是非常嚴肅的問題，然而探討這些問題的小說作品往往讓讀者感到既無味又難讀，作者們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比如在避孕藥發明之後，過去高度重視的貞潔觀念便已經失去了效力，小說家們也很快發現了這一改變為兩性關係帶來的變化，因此每當他們認為需要添加一點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內容時，就會安排筆下的人物們盡情翻雲覆雨。而我不太確定他們此舉是否經過謹慎的考量。切斯特菲爾德爵士曾經對性愛做過這樣的評論：它的歡愉是短暫的，姿勢是滑稽的，而代價是高昂的。如果爵士能夠活到今天，並讀過時下的部分小說的話，那他可能會給自己的論述再增加幾條：這一行為千篇一律，對它的描述也是反複不斷的老調重彈，實在是無聊透頂。
如今，小說創作的一大趨勢是著重刻畫人物而非講述事件。當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因為讀者隻有逐漸熟悉小說中的人物才能與他們共情，並由此關注將這些人物牽扯其中的事情。然而在諸多小說創作手法之中，這種專注於人物本身而非人物之間發生的事件的做法也隻不過是其中一種。那種單純注重敘述故事、對人物的塑造簡單而粗略的寫法之存在也是同樣合理的。實際上，比如《吉爾·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優秀的小說都是以這種手法寫成的。假如山魯佐德隻是一味刻畫人物的性格，而不認真講述那些神奇的故事的話，她的腦袋早就保不住了。